情感史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情感史的发展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涌现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理论和著作。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情感史运用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之中,力图发现巫术和巫术审判中的情感因素,揭示巫术和巫术审判中情感产生效力的机制以及理解作为巫术史研究对象的情感表象等。情感史极大地拓展了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的视野和研究路径。     

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范式的演变

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长期以来是欧美学术界的学术热点之一。在其漫长的研究历程中,主要经历了四种研究范式的变革:理性主义范式、浪漫主义范式、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范式、现实主义范式。而在阐释体系中,自然、社会、文化领域的跨学科综合分析、真实性与可感性以及重视微观问题等成为时下研究的常态。     

浅析近代早期英国中央政府与巫术诉讼的关系

大规模的巫术诉讼是近代早期欧洲史上最荒诞的一页。有学者认为,巫术诉讼的泛滥与近代主权国家的兴起及有意推动密切相关。但就笔者考察的英国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的英国中央政府并没有刻意推动或造成巫术诉讼的泛滥,它更多是从社会秩序考虑出发,力图将巫术纳入国家的管理和控制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止了巫术诉讼的无限扩大。     

运用民俗文化学研究敦煌民俗——《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评介

河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中国民俗探微》一书,是南京大学中文系高国藩教授继他的《敦煌民俗学》、《敦煌民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之后,又一部敦煌民俗研究的力作。该书填补了敦煌巫术研究的空白,是敦煌民俗研究的新突破。同时,该书也弥补了中国巫术研究的不足,开辟了巫术研究的新领域,对中国民俗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就其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而言,该书都颇具特色。 以往的巫术研究,或局限于对现有少数民族巫术的描述,或囿于对古代某个巫术的简单摘取,往往挂一漏万、内容狭隘,不能概述巫术的全貌。不但对中国巫术的源流缺乏辨别,而且对敦煌巫术更是涉猎甚少。该书作者打破框框,以敦煌巫术为轴心,基于自己对巫术的科学分类,对各主要巫术类型及重点巫术从古至今的流变,作了全面细致探讨,使得该书在内容上较以往任何一部巫术研究著作都显得系统全面。 首先,作者对历来混淆不清的巫术与巫师概念作了总体考察,提出自己的巫术分类体系。将     

15至18世纪初欧洲女性被迫害的现实及其理论根源

女性成为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运动的主要受害者。历史事实证明,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猎巫运动中,大约有10万至20万巫师受到了审判,其中大约有5万至10万被处死,而女巫占到了其中的75%至80%,她们大多是一些年老、贫穷、寡居和未婚的女性。这场主要针对女性的巫术迫害运动奠定在系统的女巫理论基础之上,而女巫理论则是基督教的魔鬼学和消极的女性观相互融合的产物。魔鬼学为巫术理论家论证魔鬼及其附属是上帝的敌人、他们为了摧毁人类的信仰而忙碌提供了证明,消极的女性观则为巫术理论家论证女性最容易受到魔鬼的引诱并成为其奴仆——即巫师等于女性——开辟了道路。     

对欧洲历史上战争原因类型的一项计量研究

借助于计算机对540次欧洲战争的原因所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战争原因是领土、霸权／征服和争夺权力等问题。近代早期,除领土和霸权／征服问题外,宗教问题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战争原因。主权时代,欧洲最重要的战争原因是领土问题和商业／航海问题。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由于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问题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战争原因。二十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战争原因是维护政权自主生存和民族问题。     

“财政-军事国家”论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与演变北大核心CSSCI

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布鲁尔提出“财政-军事国家”概念,强调行政机构扩大、财政税收增加与军事力量膨胀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分析近代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的重要框架,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夸大了近代早期国家的能力、忽视了对财政资源的使用状况。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试图对“财政-军事国家”概念进行补充与修正。“承包人国家”概念挑战了“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着眼于国家将部分战争工作承包给私人,强调了私人部门在近代早期欧洲军事活动中的关键作用。“财政-军事体系”则采取了跨国的视角,关注国家、次级主权政治体和私人之间在军事活动中的互动,通过一系列“财政-军事中心”交易战争所需的人力、资金、物资、专家、服务和情报,从而勾勒出一个遍及欧洲的战争资源网络。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近代欧洲军事史和国家形成的视野与思路。     

詹姆斯·布赖斯史学思想研究

詹姆斯·布赖斯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活动家。其史学代表作是《神圣罗马帝国》,阐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观念如何产生及保持持久影响的原因,探讨了神圣罗马帝国兴亡的原因及这一历史现象对近代欧洲的影响,该书独特的史学研究视角使其著成为经典之作。     

基思·赖特森近代早期英格兰新社会史研究述评

在西方新社会史学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对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研究占有特殊地位。英格兰是欧洲文明勃兴的领头羊,因此,对它在近代早期世界历史进程中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历史进行研究,对于提升西方新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水平颇具重要性。基思·赖特森以近代早期英格兰社会为研究对象,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西方新社会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从微观视角出发,充分利用档案材料,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的概念与方法,瞄准下层普通民众,探讨他们如何受到当时英格兰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赖特森的弟子们将近代早期英格兰新社会史研究推向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对他们研究成果的学习与借鉴必将能够促进我国近代早期英格兰社会史的研究。     

教友会信徒与国际和平建构——巴克莱、佩恩与贝勒斯和平思想研究

罗伯特·巴克莱、威廉·佩恩与约翰·贝勒斯都是近代早期的英国贵格会教友。他们分别在1678年、1693年和1710年发表了三部小册子,提出各自建构国际和平的设想。这三位思想家的作品兼具教友会的宗教神学传统与近代早期欧洲"理性时代"的外在环境影响且各有侧重。对于他们和平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早期的宗教和平主义,也有助于深入认识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的时代特征。     

中国纺织品科技考古和保护修复的现状与将来

中国纺织品科技考古和保护修复的真正起步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慕的发掘开始.从此之后,对于纺织品的科学测试方法基本没变,但在微量和精度上则有很大的进步,染料和纤维的测试将成为将来的重点,纺织科技史研究也将以纤维加工、染色以及织造技术作为重点展开;而在纺织品保护修复方面,难以重复的现场保护要以经验性总结为主,较易重复的加固修复应以标准化为主.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由科研院校与文博机构合作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的人材.     

古希腊、罗马的鬼魂观念与基督教的兴起

在西方文化起源时期,深深滋养于超自然之泉的古代人相信精灵世界的实有,他们感到自己就处在其中。上帝、天使、魔鬼和死人的灵魂是凡人用眼睛可以看到、用耳朵可以听到的。人们相信在另一个世界的存在秩序,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总是遇到它的代替品。基督教兴起之时,它从文学、哲学及社会现实中汲取古希腊、罗马的幽灵观念,从中寻找可利用的方面,为基督死后幽灵现世和最终复活寻求有力的论据,从而使人们转而相信基督,皈依其教。     

科技手段与书画鉴定

在当今的器物学鉴定工作中,不少高科技的鉴定技术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文物年代的分期断代和真伪鉴别上。但在古代书画鉴定工作中,由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仍停留在传统的鉴定方法上。本文就运用一些必要的科学手段来证实鉴定结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中国近代学术界的学分南北,在后来主流的叙述中,隐然成为新旧的同义词,并有连续的人脉关系,化作成见与心结,继续操控学界的动向。实则南北各有新旧,一般学人也不作此是彼非,壁垒森严的划线。出身北京大学而非新文化派的金毓黻,凭借1920年代下半期尤其是迁都以来的南北学界对流之风,入主南派大本营的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因应国内外学风转移,以及个人阅历学识的增长,其观念与人事均主张融会贯通,捐弃各执一偏的极端,回归学术的大道本原。     

Camps and forts of units and formations of the Roman army

A previously outlined paradigm for laying out Roman camps was used to fit particular auxiliary units to certain small camps. A spreadsheet for estimating the numbers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within camps is described and illustrated by reference to the putative camps of a two-legion army group, a one-legion group and two subdivisions of a legionary army group. The same paradigm with different constants applied to forts and legionary fortresses with, on average, the intervallum 1/16th of the sq. root of the area it enclosed in the fort and 1/32nd in the fortress. In the forts of both auxiliary units and legionary vexillations, each notional cohort (480 infantry or 240 cavalry) was almost certainly intended to have eight actus quadrati (a.q.) within the intervallum. This allowed the forts later to contain larger auxiliary units. Dividing a fort's acreage by 3.25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notional cohorts for which it was probably first made. The vexillation fort at Longthorpe was probably intended for half a legion and the reduced fort built for two auxiliary units. In legionary fortresses each notional cohort had 12 a.q. The paradigm applied to the Heidenheim fort suggested that an ala milliaria comprised 24 turmae of 42 men. The fortress at York was probably first built as a legionary fort.     

关于年鉴记载改革开放新内容的思考与实践——有感于2002年卷《安庆年鉴》

从《安庆年鉴》的实际出发,对年鉴如何记载改革开放的新内容做了探索和尝试,以求更好地体现时代特色,更全面系统地记载改革开放的内容信息,更好地为读服务,将年鉴质量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为此,要求年鉴编辑深入调研,设立专栏,调整年鉴结构,辩证全面地记载新的信息。     

见微知著-张珩书画管窥兼论其鉴定之学简

有一张画,很小,小到不足一平尺,且笔简墨淡,空灵疏秀,不注意就会逸出视线之外的。我在那家画廊识得,它被镶进一只略显陈旧简陋的小术框里,正安静地悬挂于扶梯一侧的墙壁上,不发出一丝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