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古辞与古诗十九首关系考辨

“古诗”之数,不仅十九之限,余见《乐府诗集》所收“古辞”之中,相与援袭,而存在一个共同的模仿对象,即乐府民歌。《乐府诗集》中《西门行》、《艳歌行》、《长歌行》等,当与乐府民歌相去不远,其主题元素广泛影响文人“古诗”制作;《西门行》一首尤为十九首中多篇祖述,而十九首之《生年不满百》为其改写。即此改写的言辞整练、构篇变化与音乐脱离,显见乐府歌辞向文人“古诗”的过渡,体现了后者的共同特点。究之“古诗”之作,并非“作者”的个体“创作”,而是展转相袭的共鸣抒写。     

《孟东野诗集》等唐集的几首误收诗考

《云笈七签》卷九六有八首诗,部分或全部地在《孟东野诗集》、《全唐诗》及《全唐诗续拾》里出现.前人论证其中七首为魏晋时《南岳魏夫人传》的降真诗,有四首乃孟郊改作.     

白朗起义与革命党人关系述论

白朗起义是民国初年爆发于河南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也是资产阶级“二次革命”时期一支重要的群众反袁力量。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白朗起义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某些影响,因而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单纯农民起义的时代特征。对于白朗起义本身,史学界已多有论述,但对白朗起义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关系,及其所受民主革命的影响问题,尚未见有专文考察。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白朗起义的特点和性质重新作一探讨。一白朗起义与革命党人的关系首先表现在人员联系方面。1913年春“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力主兴兵讨袁,但因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讨袁之举迟迟未动。这时,白朗起义军正在豫南一带展开活动。少数河南籍革命     

楚礼乐

在通过考古学来探讨复杂的楚乐之前,我觉得还是谈一谈我自己对汉学研究的看法为好。1．南音与“南”在古代中国的史书中,涉及到“南”音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虽然它们确切的意义尚难确定。首先,“南”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音乐术语,比方说,它最初就出现在《诗经》中的“鼓钟”这首诗里：(诗经：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古诗集)。     

爱新觉罗增龄（《月小山房遗稿》序〉

本期封二刊登了爱新觉罗增龄〈《月小山房遗稿》序〉手迹。《月小山房遗稿》是高鹗的诗集,由爱新觉罗华龄编校刊印。此书系木刻本,线装一册,共27页。板框高229毫米,宽148毫米。首增龄序,四周双边,无竖栏。正文半页9行,行25字。序文下有藏章:“毋自欺斋藏书画印”(朱方);卷首也有印记:“富察恩丰席臣藏书印”(朱方)。全书不分卷,按诗体编排:五律34题40首,七律17题21首,七截40题50首,试帖19题19首,共收诗110题130首。诗集原题:“铁岭高鹗兰墅著,受业觉罗华龄校刊”。“月小山房”是高鹗书斋名。《红楼梦》程甲本、程乙本所载高鹗的序,文前有“…     

树立“以人为本”的音乐教育观

音乐教育是“人”的教育,树立“以人为本”的音乐教育观,尊重学生的个性,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本,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奠定学生终身学习音乐的心理及情感基础。     

莫愁本事说略

歌女莫愁,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备受人们喜爱的一个艺术形象。但历来却很少有人对她的生平事迹进行探考,以至她究竟是哪里人,到现在仍众说不一。在文学作品中,现存最早记载莫愁女事迹的是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卷四十八“清商曲辞”内收《莫愁乐》三首,其中两首为古辞,作者无名氏;另一首署名唐张祜。无名氏二首其一云: 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旧唐书·音乐志》二云:“《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亦     

音乐的情感表现

情感是音乐表现的内容,音乐是情感表达的形式,音乐与情感互动准确地揭示了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音乐是情感的艺术,无论是动情的高歌,深情演奏,或者激情的起舞,都离不开发自内心的一个“情”字。作为美育手段之一的音乐教育,情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让学生在生活中理解情感美,在课堂中表现美,在鉴赏中充分表现情感美。     

浅谈音乐教学中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

从审美教育的角度把握音乐教学活动,并进行卓有成效的教学实践,已成为学校当前音乐教学改革的热门课题和必然趋势。审美教学认为,美的实质是情感教育,因此,普通音乐教育则应以培养和发展学生健康的音乐审美情趣和情感,以及培育学生完善的人格及身心和谐发展为目的,把着眼点放在对音乐教学的“情感化”和“审美化”的构建上。作为一名音乐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下面就如何在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谈谈自己的教学体会。     

跋崔颢《相逢行》（上）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四“相和歌辞九”载唐崔颢《相逢行》一首,辞曰：妾年初二八,家住洛桥头。     

我国古代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

许穆夫人本姬姓 ,为卫文公的胞妹 ,宣姜 (卫宣公夫人 ,卫惠公之母 )的次女 ,实为宣姜和昭伯公子顽 (卫宣公子之子 ,惠公庶兄 )的私生女。因嫁与许国穆公 ,史称许穆夫人。许穆夫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位爱国女诗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留有她的《竹竿》、《泉水》、《载驰》三首诗。《竹竿》、《泉水》两首诗表现了诗人对故乡美丽河山的眷恋和对儿时生活的追忆。在《泉水》中 ,诗人吟道 :“毖彼泉水 ,亦流于淇 ,有怀于卫 ,靡月不思。”故国的涟涟清泉 ,令她日思夜想 ,因此她在想象中神游故国 ,“出宿于干 (地名 )” ,“我思肥泉 ,兹…     

苏轼的“尚意”书法与《集归去来辞诗》刻石

本文围绕西安碑林藏苏轼《集归去来辞诗》刻石,对苏轼的“尚意”书法不践古人、追求个性自由的本质,及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略加述评。对该刻石所据之墨迹本的由来及刊刻者邓霖其人,对苏轼这件书法作品产生的背景及其价值,略加考述。认为《集归去来辞诗》刻石之“六首本”和“十首本”各有出处,不能因为《苏轼诗集》收录10首,便轻易否定“六首本”。     

音乐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情感表现力

古语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音乐是由人内心深处的情感而生,之所以它能打动听者是因演绎者将内心深处的情感通过乐器和乐声自然倾泻。作为音乐的灵魂,“情”是乐者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音乐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音乐的情感表现力,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体会音乐之情成为当代教师授课的首要关注点。     

将军不好武

曹维城、曹石父子均历任侍卫、副将，可诗集中仅有曹石《雪中早朝》一首体现其军人的职业生涯，真可谓“将军不好武”。     

白朗起义军在陕西的斗争

五十年前的3月,河南一支农民起义军进入了陕西,这就是白朗起义军。1911年冬,河南宝丰人白朗①在当地发动了起义。起义军纵横五省(豫皖鄂陕甘),历时四年(1911——191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继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白朗起义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同时也反对教会势力。义军在豫皖鄂交界各州县给反动势力以严重创伤后,于1914年3月开始向陕境进军,准备由陕     

白朗起义調查簡記

白朗起义是辛亥革命以后一次最大的自发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历时四年。(1911——1914年)之久,縱横五省(豫、鄂、皖、陕、甘)之大,严重地打击了窃国大盗袁世凱的反动统治,将革命的星火遍撒于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关于这样一次重大的农民起义,由于过去反动统治者以及资产阶级“历史家”的歪曲和抹杀,到今天我们已经深感文献不足,而仅有的文献又颇多疏漏荒谬之处,难以窥见历史真象。为了弄清历史真象,表彰人民的革命功烈,我们遵照着党的指示,在1959年十一月到白朗起义的发祥地宝丰、鲁山、临汝一带作了一次比较广泛的调查。我们先后访问了八十五个对象,其中包括白朗当年的护兵、白朗的女儿以及曾和白朗有过交游     

白朗起义军入皖和安徽反倪武装斗争

一一九一四年一、二月间,白朗起义军转入皖西地区流动作战,这是一起对当时安徽政局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白朗起义军发端于河南中部,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次历时三年、转战五省、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白朗起义军起初以“打富济贫”相号召,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因而到一九一三年六月间,这支起义军就由一九一一年刚建立时的二、三十人迅速壮大成为     

正直无私 功成不居——纪念冯乃超同志百年诞辰

冯乃超同志是创造社后期的中坚分子、著名诗人。他的诗集《红纱灯》,早在30年代我就读过。《红纱灯》共收人43首诗作,包括八辑,诗集主调可以说是反映了爱情失意的痛苦和人生痛苦的缠绵的哀怨,表现诗人伤感万端的心曲。但诗人自称,这是他在日本探索新诗创作的道路所写的一些象征主义诗篇。他在这本诗集的序言中说：“你们会见到小鸟停在树梢震落他的羽毛,你们也知道昆虫会脱掉他的旧壳;这是我的过去。我的诗集,也是一片羽毛,一个蝉蜕。”他表示,从此要告别朦胧伤感闪闪耀耀的“红纱灯”。     

郭沫若和他的日本夫人

1994年8月15日,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安娜(佐藤富子)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郭沫若平生最喜欢101这个数字。在1958年完成的诗集《百花齐放》中,他特意写了101首诗,并在《后记》里阐释了101这个数字所蕴含的深刻的哲理意味——它“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里有‘既济,未济’的味道,完了却又没有完”。凑巧的是,郭沫若在北京医院逝世时,所住的病房也是101号;而今安娜也以101的高龄走完她的人生旅程,这难道是巧合吗? 现在郭沫若与安娜都已作古,101,像是冥冥     

《黄兴致白朗信》影印手迹

最近,笔者在查阅辛亥革命时期河南出版发行的报刊时,在《时事豫报》1913年8月5日第一版上,发现了“二次革命”时期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的黄兴致河南农民起义领袖白朗的一封信的影印手迹。将此信原文与1913年8月20—21日《中华民国公报》和1913年8月21日天津《大公报》上刊登的《黄兴致白朗信》相对照,发现内容虽同,但文字上却有数处差异。刘望龄同志在《史学月刊》1983年第二期《<黄兴致白朗书>的新发现》一文中,已依《中华民国公报》对天津《大公报》上所载该信作了某些文字上的纠正或推断,但也有未尽之处,况《中华民国公报》所载该信亦有文字上的错误。由于黄兴致白朗这封信是“二次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白朗起义军共同讨袁的重要史料,为避免以讹传讹,兹依《时事豫报》所登该信影印手迹,原文照录于后,并对天津《大公报》、《中华民国公报》所载该信文字上的错误予以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