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性在儿童书籍设计中的渗透研究

如今儿童书籍市场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不断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书籍中融入了互动性设计。通过改变传统书籍的文字表达方式,加强了儿童与书交流过程中的趣味性。本文通过对儿童书籍互动性设计的重要性进行研究,探索书籍互动性设计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明末清初传教士在杭州刊刻书籍活动探赜CSSCI

杭州是明末清初传教士在华刊刻书籍活动的重镇,刊刻书籍数量约占全国刊刻本总量的22%,杭州刊刻活动的兴衰与天主教教务的发展有关,也受到江南地区如何"正人心"思潮的影响。国人在传教士的刊刻书籍活动中扮演着促进和制约的双重角色,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刊刻的数量和内容。明末清初发达的刊刻活动既是对部分阳明后学空谈学风的纠偏,又为清代的考据风气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吕敬人书籍设计作品赏析

吕敬人是著名的中国书籍设计师,是中国书卷文化推广的守护者。他的设计作品对现代书籍设计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书籍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吕敬人书籍设计作品的赏析,研究其书籍设计中的材质之美,造型之美,文化之美,以此来从中得到思考和启发。     

书籍的形态设计与新媒体的交融

随着科技技术的高速发展,传统的印刷书籍早已不再是唯一记录人类文明与历史的方式,其信息记录功能也在逐渐淡化,更加突出的则是书籍自身所拥有的审美与愉悦功能。因此,目前许多书籍设计师立志于书籍形态的设计,并从设计范畴的界线延伸到新的媒体领域中去。     

明代书籍插图与人物肖像画关系研究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市民阶层的形成,促进了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发展,戏曲、小说中的插图在继承宋元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明代的人物肖像画家面对人物画的弱势格局和蓬勃兴起的书籍出版业,积极为书籍创作插图,两者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共同发展的关系。     

关于少儿书籍装帧设计中互动性的初步探讨

少儿书籍的装帧技术在我国已经使用很长的时间了,在以前少儿书籍装帧是封面设计的代名词,少儿书籍的设计是对书的整体策划以及设计还有营销的全过程,少儿书籍的装帧是其中的设计还有制作的一部分。所谓少儿书籍装帧设计的互动性就是在少儿书籍装帧以及设计中,运用一定的设计手段来让读者参与阅读过程中来,这样就使读者和书籍实现了互动的效果,让读者感觉到更多的乐趣。     

中国书籍发展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篇——谈竹木简牍对后世文化的影响

本文从我国书籍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了竹木简牍对我国汉字的发展、词汇的产生、书写形式及书籍制度的形成、古代文化遗产的保存等方面所产生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书籍封面构成元素的应用表现

书籍装帧在长时间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书籍的封面是装帧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书籍的封面,要通过构成元素的合理应用确切表现书籍的主题。     

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

年鉴学派应用计量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所取得的成功直接推动了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史研究。新一代的年鉴学派史家,以系列史方法为指导,研究书籍的社会经济史,解读书籍的社会文化功用,试图勾勒出18世纪法国的书籍社会学。但此后,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文化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史学家的目光从以统计学为基础的书籍社会学转向强调解读的阅读社会学。因此,对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总体上经历了从注重书籍计量到强调文本解读、从书籍社会学到阅读社会学、从文化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的转变。     

朝鲜王朝对中国书籍的购求及其对儒家文化的吸收

朝鲜王朝从中国获取书籍的数量、种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从明朝获取书籍的途径一是由明廷赐给,二是由使臣在市场购买。与此同时,朝鲜王朝也重视对引进书籍的印制和传播,努力吸取书籍中蕴寓的思想理念、行为规范,从而使儒学在朝鲜半岛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     

浅谈书籍装帧与书籍设计

书籍装帧与书籍设计都是一门艺术,本文结合在书籍装帧与书籍设计中所得的经验,将其要点与内容进行结合,将其艺术和工艺进行完美的结合,适应市场的发展需要,来提高设计与创作者的艺术修养。     

装帧封面设计散论

书籍的封面犹如一个人的衣着、样貌,是了解其内在的窗口。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科学文化的价值日愈突出,人们对书籍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书籍装帧设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注重文化内涵、讲究艺术品位、追求个性特征已被越来越多的装帧设计者所重视,用装帧封面设计方法发掘书籍的思想内涵、丰富书籍的文化意蕴、提升书籍的价值,已成为现代设计的追求。     

法兰克福书市与英国书籍和思想文化的欧陆流传

近代早期,受到古滕堡发明印刷术和神圣罗马帝国宽松的图书审查环境的影响,法兰克福书市发展成为欧洲书籍贸易中心。法兰克福书市平台蕴藏的资源和网络优势,为低迷不振的英国书籍印刷和贸易注入了强大的外源性动力,吸引了英国书商、王室、文人的目光。他们通过对书市直接或间接的利用,使英国书籍形成了代理、直接参市以及英国作者与欧陆书商合作三种基本参市模式,并且以法兰克福书市为中转平台,实现了英国书籍及其承载的思想文化的跨国流动和碰撞。与此同时,英国也借助欧洲大陆国家在法兰克福书市的频繁书籍贸易及思想文化交流,反向推动本国印刷出版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     

17-19世纪中叶中日书籍交流史的经济学分析:以地方志为例

17-19世纪中叶是中日书籍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书籍交流的方式较以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汉籍除了传统的文化交流物品属性外,又增加了贸易商品的特性.本文以地方志为例,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17-19世纪中叶中国输日方志的数量、渠道、价格与利润,探索了中日方志贸易的特性以及日本重视方志收集的原因,进而从一侧面加深了人们对地方志在中日书籍交流史上意义的认识.     

我和学生徜徉在美丽的书香里

最是书香能致远,我们身上所有的品质都要归功于书籍。书让我找到了人生之路的精神驱动,也让我的学生们收获了＂饱读诗书气自华＂的自信和机智。     

论新时代下的书籍设计课新构想

守旧不思进取的书籍设计教学方式扼杀了学生对常规书籍设计的正确判断能力,其设计出的出版物与常规的书籍设计背道而弛,教学手段和教学效果远远滞后于社会应用技术之后。要提高设计水平的关键是与时俱进,适时地调整课程,并且采用书籍设计软件加教学实习基地的方法等,使得学校书籍设计教学课与社会的应用技术高度统一。     

“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

作为清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官、报人与士子三大群体在清廷"科举改章"之际围绕科场书籍从行为层面到思想层面发生着不同面向的转变: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情形,不同层级的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报人则采取招股印书、刊登广告等方式应对"科举改章"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士子在"科举改章"后对于传教士的科场赠书由拒斥到接纳,而在应试士子"卖书"尤其是"买书"行为的背后,又折射出各省士子在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上的总体差异与各省士子知识水平上的分化程度之大。与此同时,此一分化过程中还孕育了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这又反过来使得清廷不得不通过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章"后出现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而清廷"科举改章"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也于此毕现。     

箧笥考——简帛书籍的收纳与盛具

箧和笥均是古代竹制盛放物品的器具。本文运用考古发掘资料和传世文献相互对照,对箧和笥作为先秦两汉时期简帛书籍盛具的功用作了考实,进一步探究简帛书籍的收纳方式。     

考古资料所见简帛时代书籍装具

为了收存和保护书籍,中国古代发明了各式各样的装具。简帛时代经常使用箧(竹笥)作为装具,讲究一些的用漆奁。传世文献中对简帛时代的书籍装具记载不多,自二十世纪以来,战国秦汉墓葬出土了很多简帛书籍,其中有不少在出土时伴随装具遗存或包裹织物的残迹。由于这些书籍装具遗存大都腐朽过甚,有的甚至属于盗掘品,原来的装具仅存残片,而且相关信息分散于诸多整理简报中,不易寻踪,除了个别发现曾引起书籍装具研究者的注意外,大多数材料则未能进入书籍史研究者的视野。本文收集历年发现的简帛书籍装具资料,按照竹笥、漆奁和帙三类分别梳理,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分析、总结简帛时代书籍装具的特点及其对书籍保护的意义,同时希望引起书籍史和古籍保护研究者对这部分资料的关注。     

近代书籍纸张中“狐斑”的发生特点研究

狐斑作为一种常见的纸张污损现象,不仅破坏书籍的观赏价值,而且往往难于清除﹑使书籍恢复原貌。对其成因的揭示将有利于纸质文物中狐斑的防治工作。但狐斑作为一种较为复杂的现象,一直以来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研究对上海历史博物馆馆藏近代书籍中狐斑的着生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表明,该馆藏近代书籍狐斑发生率达到60%,狐斑发生与纸张类型、酸度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酸度较高的机制纸中狐斑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手工纸。本调查可为近代书籍及其它早期机制纸质文物的保藏、保护工作提供一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