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牢笼:惩罚、权力与规训技术

《规训与惩罚》是思想家福柯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展示了他对于身体、权力和规训技术的关注。惩罚权力的历史经过了酷刑和公开展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再现式惩罚及19世纪开始的以监视和规训技术为主的微观权利的应用,体现了权力和知识的关系以及惩罚机制与对象的变化。     

济贫与规训:16世纪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布赖德威尔

布赖德威尔(感化院)在英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布赖德威尔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城市试验与国家推广两个阶段,是地方创造力与中央意志力合力的结果。布赖德威尔具有公共雇佣和规训惩罚等多重功能。围绕功能的定位,布赖德威尔的性质有一个从雇佣机构向规训机构的明显变迁,这反映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纠结和平衡。     

规训与惩罚：汉代女性贞顺观念的建构

贞顺观念在汉代的确立与发展,是官方规范和民间社会共同参与的结果。汉代官方希望将女性纳入贞顺规范中,但对贵族女性与普通女性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作为发挥教化作用的贞女故事,官方与民间设计重点有所不同。官方贞女故事常见情礼冲突,而民间贞女故事充满想象力的情感设计,冲淡了官方故事中情礼对立的困境,使其获得了更强的感染力与更广的传播度。官方律令针对女性淫妒等越轨行为虽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但社会上存有许多律令难以界定的复杂情状,对此民间医方中却有针对女性的止(验)淫术与疗妒方,简单易操且迎合社会需求。汉代律令与医方中对女性淫妒行为的惩处矫治并非只是压制束缚女性,更具有建构与规范贞顺观念的功能。规训与惩罚是塑造社会规范、制造社会观念过程中的一体两面。     

孔子对旅游者身体的规训

我国古代的旅游活动十分频繁,对旅游者进行身体规训的思想早已有之。孔子是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位旅行家,他的旅游者身体规训思想,对当代旅游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启示。     

人口、治理与政治地理学：生命政治研究综述与展望

在西方，福柯提出的生命政治内涵得到不断发展，近年来对人文地理特别是政治地理的研究起重要推动作用。生命政治为政治地理学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探讨地理实践中以生命为对象的权力的运行机制，能够更好的解释在地理实践中权力与人的互动关系。本文首先概述了生命政治一词的来源及涵义，并梳理出由真理的权力、治理技术与主体化构成的权力运行框架；进而从生命与权力的不同关系出发，归纳出生命政治的三个分析视角：对生命的照料、对人口生产力的提升以及对赤裸生命的排除；并基于此提出了生命政治在人文地理学中的三个应用主题，分别是人口安全与可计算空间、人口规训与生产空间以及人口排斥与例外空间；最后，从全球和跨国、全国和次国家三个尺度，分别提出生命政治理论在我国政治地理领域的应用展望。     

城市化的文学书写——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炸裂志》解析

以小说《炸裂志》为分析对象,利用社会-空间辩证法这一工具,对中国城市化的文学书写进行诠释。研究指出,《炸裂志》用“神实主义”的手法,反映出城市化对社会和权力关系的巨大影响、资本推动城市化的内在动因,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此外,利用桥接小说桥段与真实生活片段的方式,《炸裂志》记叙、再现与诠释了一个蒙太奇的城市化过程。《炸裂志》中记述的城市化与空间生产过程体现了社会-空间复杂的辩证关系。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空间体现;同时,空间生产对社会与权力关系亦发挥建构性的作用。空间的生产伴随着权力关系的生产,而对资本、权力与空间的争夺,也重构了社会的文化价值与身份认同。     

传授、规训与共享:非正规旅游经营者的群体学习与知识流动

不同于精英阶层获取知识的正式教育模式，以非正规群体为代表的社会基层群体更多依靠非正式教育渠道实现知识技能的学习。本文将广州电视塔周边的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者作为研究对象，在个体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其知识技能学习与管理的过程。研究发现非正规旅游经营群体的知识学习表现出明显的集体行为特征，知识在群体组织网络中高度依靠关系导向实现流动共享，并且在群体内部形成了“核心-次核心-边缘”的等级体系，知识的流动又被作为维护等级权威的规训管理手段反作用于群体组织。此外，群体通过知识技能的标准化来增强集体的共享互惠效果，形成非正规旅游经营群体“自下而上”的群体学习与知识流动的有力保障。     

加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与促进党内和谐

强化对党内权力的监督制约,是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以加强党内权力监督促进党内和谐,必须不断增强监督意识,构筑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思想基础;必须切实提高监督的质量,打造强化党内权力的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有效平台;必须着力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推进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制度化;必须充分发挥和保障党员监督权利,夯实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根基;必须优化党内监督的环境,为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微观权力视角下的游船空间解读

研究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微观权力学说为理论基础,收集了多元文本/话语资料,采用批评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对珠江广州城区段上的游船空间进行解读。研究发现：①游船空间权力的对象转变促使新的权力文化的诞生,游船空间中物的使用价值让位于符号价值;②游船空间的分层体现出类型学秩序,座位的排列则渗透着等级性秩序,由此生产出不同性质的社会空间及社会关系;权力对时间的分解及序列化,确保能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来创造利润;话语的编织及渗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控制场;对身体的安置,能提升权力支配及管理的效率。最后,微观权力视角下的游船空间,体现出的是资本与权力在空间中相互串谋而引发的旅游空间异化。     

荀子环保思想的系统性及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荀子从"万物各得和以生"的自然观出发,形成了"顺天应时"、"和合"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保护思想。并将这一思想延伸到他的修身、伦理、治国方面,从而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人与自然、再到到人与人之间高度和谐的理想状态,既体现出荀子环保思想的系统性,又由于荀子修身、伦理、治国思想在其体系中的重要性而显示出荀子环保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科学荣辱观: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标准

在多元化市场经济社会,由于荣辱观的迷失,常有以“公婆有理”论否认社会公德的价值问题上的真理性。胡锦涛同志关于“八荣八耻”的思想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和实践价值,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问题,集中概括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建构和谐社会包括四个基本方面:一是人与人的和谐,二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四是人与自身的和谐。人的能动特征、心灵秩序的和谐成为统一这四大关系的关键。     

摇滚乐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的反叛

20世纪60年代,摇滚乐成为美国反叛青年批判社会的载体和重要武器。摇滚乐的风靡缘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社会是一个物质丰裕而精神匮乏的时代,青年人在精神上感到空虚;对摇滚的喜爱也体现出他们对自由、平等和正义的追求;传媒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摇滚乐成为传播新文化的载体。摇滚乐传播了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对当时美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建设

和谐,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社会发展之中。在现代对于和谐的各种局限性的研究,体现为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生态经济学科的重视、对传统和谐思想的时代阐释。而忽略了更为根本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结构自身和谐的研究:即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建设。     

论中国园林建设中的和谐思想

园林建设为工业化进程的人类优化了生存环境,提升了生活质量,为城市化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园林建设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生态化思想在本质上与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理念有着一致性,体现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同生共进的和谐思想。     

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对新左派学生运动的批判

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是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活跃在美国政治思想文化舞台上、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对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进行了尖锐批判,指责后者的反叛逻辑和策略缺乏理性:在他们看来,新左派学生由于代际反叛而体现出的无私精神和崇高道德感,不仅对个人而且对社会都造成了巨大危害;新左派学生倡导的"参与性民主"和实践的反主流文化,不仅破坏了美国自由民主体制和传统道德根基,而且开启了当今美国诸多社会问题的肇端。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对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即时观察和批判,是与其生活经历、所受教育、文化环境以及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的。     

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趋势

民族化的现代化是在保持现有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利用现代科技所带来的明成果,它体现的是一种现代的、明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秩序、和谐的生存状态。和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包括种族、民族、宗教等社会的和谐,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同时,本还从传承民族化的载体、途径、主体和保证等方面对民族化传承的路径进行了阐述。     

明清时期理学与纵欲风气的互动

明清时期的纵欲风气,是人类自然属性的表达,表明理学教化在实践上的松动,士人们对欲望的态度已不再完全受制于理学的价值判断.在与纵欲风气的互动中,无论是笃行"天理"还是溺于"人欲",士人们都承认欲望难以消灭但必须消灭,因为其蕴含着对儒家理想世界秩序的反动因素.在政府层面法律规训几近失效的背景下,恐吓、隔离与惩戒取代儒家的道德礼乐教化,成为了家庭层面规训"人欲"的主要手段,显示出理学家对儒家学说本身的教化能力已经不再自信.     

秦汉时期宴饮活动中的政治秩序与权力运作

宴饮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重要的生活方式,但宴饮非专为饮食,它在构建权力秩序、塑造政治权威和维系社会运作等方面发挥着特有的功用。秦汉时期,皇帝经常利用宴饮来构建皇帝权威、维护政治秩序,并规训臣民的服从意识。宴饮也是统治阶层协调关系乃至权力博弈的重要方式,在宴饮中遭受挫折往往会引起当事者的过激反应,造成关系恶化和政治冲突。宴饮长盛不衰,影响深远,与古代中国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特征所营造的制度文化密切相关。     

“抗争”之辩:多重能动性、性别和马拉维政治

近年来,学者们对"压迫问题"的研究逐渐转向更为细致地理解人如何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内生存。许多研究不再仅仅把底层民众看作是被压迫的受苦人,而是更倾向于考察人们如何创造性地利用手中的资源以增强自身力量,并藉以表达自己意见、改善经济处境,或者瓦解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们的企图。受莱拉·阿布·卢格霍特和雪莉·奥特纳的启发,我对学界过分强调"抗争"的问题提出批评,一些学者的研究过分关注寻找抗争者和解释抗争行为,而不是审视权力不公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文章以马拉维政治领域中的表演者为研究焦点,从特定语境出发,对现存的权力网络进行民族志的调查,总结了底层民众应对统治的多种方式:逆来顺受/消极被动、功利性接受、抗争和反叛,并详细分析了民众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藉以讨论权力如何得以协商,尤其是底层民众如何体验和应对统治。     

浅析就业政策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大学生失业已成为一个引起各领域学者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体现着社会新生人力资本的供需矛盾,揭示出我国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关系到我国的长远发展,经济稳定与社会和谐,对大学生的就业与失业进行实证研究,有利于准确把握促进就业的内在影响机制,因而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