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姓到同宗:宋明吉安地区的宗族实践

由于礼制等因素的局限,宋代吉安地区的许多家族虽然是同姓,但各自拥有不同的世系,族谱也不统一,因而即使有欧阳修等著名人物进行修撰族谱的活动,他们也无法成为一个实体性的宗族。南宋以后,以杨万里家族为代表的吉安地区宗族通过建构一个同姓团体认可的"始祖",来达到统一世系,突破礼制中祭祀代数限制的目的。同时,他们还运用家族名人资源,从建立名人专祠入手,逐渐建立起拥有祀产的祠堂,并形成自身独特的宗族文化。吉安地区宋明时期的宗族实践表明,考察宗族问题,"始祖的建构"所带来的世系突破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只有始祖成功构建出来,宗族的世系有了一个起点,族谱的统一和祠堂的修建才能顺理成章,同姓才能转变成同宗。随着后世宗法礼制的进一步松弛,始祖认定所带来的世系起点,又被进一步突破,从而演变成为同姓即同宗的局面,此时血缘关系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宗族文化成为同姓认同的核心。     

概念史视域下的家族与宗族

家族史研究已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众多学者笔下的家族与宗族关系却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家族包含宗族,有学者认为家族包含于宗族,也有学者认为二者关系复杂没必要区分。鉴于概念史近些年来在国内的兴起,笔者认为对家族与宗族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明代休宁隆阜戴氏荆墩门的派分、建构及生活——以一则正统十一年商人家庭阄书为线索

洪武九年,荆墩门自隆阜戴氏宗族中派分出来。至第三代,该门叔清、叔明二人通过人口繁衍、家业发展、家风家声建设以及家族文化建设等活动,基本上完成了家族组织的建构,降至明末,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商业家族。荆墩门的派分、建构以及生活实态等,真实地呈现了一个徽州商业家族的发展图景,一定程度上为考察徽州地域乃至各地汉人家族的发展面相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案例,并且从中还可归纳出一些家族发展的共性特征。     

曹操家族世系新考

曹操家族精心构建了家族的谱系,强调其自身所具有的曹参后裔身份和秦汉大族地位。综合比较、分析现存的几种曹操家族谱系文本可以看出,其内容一方面与两汉时期曹参家族的活动轨迹并不相符,尤其是缺少了家族迁徙的关键记忆;另一方面也与曹操家族真实的宗族状况相距甚远。这些矛盾都和曹操家族有意攀附祖先的行为有关。谱系书写是中古时期极为重要的知识资源,紧密关联着大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曹操家族先后多次改易家族谱系文本即是为了迎合社会需要,表明汉末门第观念和贵族文化自觉的加强。值得注意的是,攀附祖先的谱系文本中混杂了来自官方旧有和民间新造的姓氏学知识。     

徽州祖先谱系的构造与祖、宗、族观念

谱系并不仅仅是满足村居宗族的收族作用,它也具有与宗族社会互构与映照的关系。谱系构造以人们的祖、宗、族观念为结构基础,此种祖、宗、族观念与国家—族群—宗族的历史联结密切相关,其远祖及始祖象征着姓族的神圣来源以及与国家的关联,也反映了主流族群的认同意识;宗祖与族祖则是国家制度下的世居权与户籍地位的象征。徽州谱系以祖、宗、族三层次结构为典型,谱系结构也在与现实社会关系互动中构造了一个以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     

徽州宗族的经营之道研究以歙县许氏为中心

徽州地区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名宗巨族的避难之所。这些宗族自东晋开始或自北来或自东来,最终在徽州地区生根发芽,繁衍发展起来。而歙县许氏家族,于唐末五代以来由雍州迁至此处,其间历经数次政权更迭,却始终能得保宗族,这固然与徽州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有关,但也与许氏家族经营之道密不可分,同时这些经营之道与其他徽州宗族也有共同之处。故对其研究对了解徽州宗族的组织状况颇有价值。     

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结构研究

宗族结构是徽州宗族研究的重要问题。祁门善和程氏是明清徽州望族之一,在徽州宗族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从谱系结构、权力结构、祭祀结构、财产结构、社团结构五个视角研究祁门善和程氏的宗族结构,藉以反映明清徽州宗族结构的风貌和特点。     

蒙古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古代蒙古的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传统的说法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而成。这个说法缺少一个重要环节 ,那就是宗族 (或家族 )部族阶段。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 ,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面 ,论证了蒙古族是在氏族部落解体之后出现的深刻分化、彼此迁徙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 ,形成了众多的宗族 (或家族 )部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在这些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中 ,正是始终重视家族或宗族领导核心的帖木真 ,通过统一战争和创建千户制组织的形式 ,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     

“各族皆有家神”——以湘潭阳塘龙王信仰与周氏宗族建构为中心

湖南湘潭阳塘的龙王信仰,作为周氏宗族的家神信仰,与宗族建构密切相关,其发展变化的背后具有深刻的地域社会文化脉络。龙王信仰在周氏族人记忆中是明初周氏始迁祖从江西带来的,由周氏族人轮流奉祀,是周氏宗族早期建构的重要文化符号。雍正初年,周氏宗族编修族谱、修建宗祠、举行祭祖仪式,宗族制度自此成为占有经济资源、展示历史渊源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方式。晚清以降,周氏宗族通过经管老龙神庙愈益体现其在地域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龙王信仰对于地域宗族和社会结构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涵。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史”学术研讨会概述

正2017年11月10—13日,"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史"学术研讨会于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来自中、日、韩三国多所院校的4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以先秦两汉魏晋家族、中古家族和近世家族为时段,以明清徽州宗族社会、明清南方宗族、明清以来的华北宗族为区域,从"日常生活史"的视野对中国宗族史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商周秦汉的家族。早期宗族由氏族组织演变而来,其在贵族亲族中最为发     

簿上的宗族,礼下的过法:基于华北丧礼簿的微观分析

宗族仪式团体的形成依赖于亲属关系的网络化机制及其运作过程。礼簿是宗族仪式团体的重要载体,形成了一种基于"五服"原则的"簿上宗族"。这种仪式兼经济团体与宗族谱系和墓祭仪式既相通,又有别,它既超越个人和家庭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观念,又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构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之一。     

程敏政“冒祖附族”说考辨

自程敏政统宗谱刊梓之后,徽州程氏一直就存在着程敏政"冒祖附族"的种种说法,程敏政伪造近祖谱系似不能成立,他主要是用氏族家法构造了远祖谱系.程敏政"冒祖附族"说的产生与广泛流传有其社会原因,这就是徽州程氏的各宗支,为了维护祖先崇拜信仰、宗族凝聚力以及宗族地位,反对程敏政修改其早期祖先谱系.     

岐山贺家出土铜器铭文研究

对岐山贺家一带出土的铜器铭文研究表明,西周时期这一带居住的族群以非姬姓居多,只有南宫家族与周王室同姓。墓地形成主要是受政治因素支配,少数带腰坑墓葬的族属不可能成为左右这里的政治方向,而嬴姓族群可能是周公东征时被迫迁徙来的。西周时期一个宗族规模平均大约为100人,姬姓宗族人数可能多一些,异性少一些。康王赏赐给南宫家族的17伯(宗族)中的一部分应居住于贺家一带,姬姓南宫家族是这一带的管理者。     

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黄墩叙事为中心

徽州宗族迁徙史上普遍存在"始迁黄墩"的记载,而"篁墩"之称则始于程敏政.此类记载更多的是传说,而非史实,其实质是徽州宗族为建构自身历史而作出的叙事.围绕这一叙事,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各宗族为消解冲突而不懈努力.对黄墩叙事的研究,具备方法论与历史观的双重价值,可以成为打开徽州宗族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     

明代中后期岭南的地方社会与家族文化

本文讨论家族文化对岭南地方社会的影响 ,指出明中叶家族文化在地方上的发展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对基层社会渗透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嘉靖年间在“大礼议”问题激起民间修祠祭祖之风的影响下 ,岭南庶民土著利用国家认可的伦理规范来确立血缘和地缘组织合法性的过程。虽然庶民宗族到了 18、 19世纪才趋于普遍 ,广东宗族社会在 18世纪才逐渐成型 ,但在 16世纪 ,岭南庶民及土著的造族活动已经开始。时士大夫所建构的家族已成为地方族群用以提高其身分地位的文化资源 ,民间造族活动开展的契机遂在这种情况下形成 ,而岭南家族社会的雏形也在珠江三角洲开始出现。     

徽州的家族文献与宗族文化--以歙县吴氏《冲山家乘》为中心

徽州家族文献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修谱以家族文献为依据.家族文献从多方面反映了宗族文化的内涵.南宋以降,精英学者关注宗族文化,把确立始迁祖作为宗族文化构建的基点;保护祖墓与生态伦理观念相关联;聚族而居的村落景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在徽州,不仅家族精英的文献得以传世,即普通族人的著述亦被录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普及与深入.     

离心力:姻亲关系之于家庭组织的一种影响

一、憎恶:可能潜存的一种态度一说到宗族,人们总是会强调宗族的团结理念,它与宗族的延续理念共同支撑、维护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宗族相对姻亲关系来讲,是有族谱作为其表述机制的,其制度性也远远高于姻亲关系。的确,一份族谱即使是单单考虑它的形式,也足以说明人们对家族的所有理念。全部家族成员共有同一份重要文献——族谱,首先它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史研究述略

家族或称宗族,这个作为具有东方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胞,它虽然不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政权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组织,其由家族产生的族权,也就成了国家政权之外的另一种有系统的作用于某一方的权力。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认为"家族"和"宗族"这两个概念在古人的认识中不完全一致。本文对"家族"采取较宽泛的定义,包含"家"与"族"两个含义,"家"指"家庭",是同居共财的近亲血缘团体;"族"则指"家族"(小功至缌麻同出曾、高之祖而不共财)与"宗族"(五服以外共远祖之同姓)。因此,本文有关家族史研究的介绍涵盖了家庭、家族、宗族三个层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问题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家族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明代的家族研究也是如此,不断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面世。笔者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要的总结(其他酌情介绍)。     

汪道昆的谱本宗与宗法收族理论

徽州为明清宗族制度发达地区,这也是徽州士大夫文人宗法制度庶民化努力的结果。宗法制度庶民化并不仅仅是宗法制度贯彻实践的问题,也包含士大夫文人对民间宗族建设活动的宗法理论解释。汪道昆的谱本宗主张及其修谱活动就是建立在民间宗族的祖先谱系文化基础之上,反映了世家大族的独立性追求与以村落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现实;其强调的亲亲收族是对谱本宗活动的宗法理论新解释,民间宗族建设实践推动了宗法制度的庶民化发展。     

中古士族谱系的虚实——以太原郭氏的祖先建构为例

谱系是继续深化研究中古士族的重要问题。中古士族谱系建构的整体特征表现为:六朝的森严有序和隋唐的虚实相间。传世文献和碑志资料关于士族谱系的记载模式也截然不同:中古时期的正史列传经常溯及高祖以内具有血缘关系的真实祖先,而碑志则攀附人为构造、乱中有序的虚拟祖先。北朝隋唐郭氏碑志所见的祖先建构,往往包括具有血缘关系的真实祖先和没有血缘关系的想象祖先。散居各地的郭氏成员,往往追认当地的同姓长官为祖先。唐代郭子仪家族将亦真亦幻的汉代冯翊太守郭孟儒塑造为排他性的祖先,正是这种复杂现象的集中反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固然本于《元和姓纂》,但两书内容前后交错,互为补充;前者同时还参考了行状、谱牒和碑志等资料。中古时期的谱牒、家状和碑志等资料共同成为两大姓氏书的主要史源。中古士族祖先建构的虚实变化,见证了士族阶层和政治社会极为复杂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