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斌 红网是一座桥

“只要我们‘红网’不把门关上,我们处理得更有效,人们还是会来找我们。不是说微博的技术先进,（人们）就都到微博去了。微博是个发布者的角色,但他只能发布问题,他踢出的‘球’谁来静‘红网’踢出的‘球’,有领导、有机构来接”     

关于“丞相启”和“相国昌平君”

在《新发现的"十七年丞相启状"戈》一文里,我们曾作出这样的推论:"疑监造戈的‘丞相启’即‘史失其名’的昌平君。‘丞相状’,很有可能是隗状。"胡正明同志对"丞相启"可能是"相国昌平君"的说法提出了商榷意见。胡同志的文章建立在下面这段经他重新标点的史料上:     

毁誉在人口,沉浮意自扬——费孝通的幽默与达观

正许多人论及费孝通,很容易联系到他的多重身份,诸如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等等。单就个性而言,他无疑是一位喜幽默、常自嘲、性乐观的人物。他曾戏称自己从"人大副委员长"任上"下岗"后,就可安心写作了。费孝通既提出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愿景,在给好友的私函中也坦言"《中国老年》发表了我的打油诗,出丑"。相较于钱穆、陈寅恪、顾颉刚等人,费孝通认为自己的中文水平是"三脚猫","底子不行"。他化用"闻一多"的名字来形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有‘一’就有‘多’。这‘多’是在‘一’的领导下的","这     

鲁迅逝世前为什么急于迁居?

周建人说:“这是一个谜”前几年,周建人同志生前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一个问题:“鲁迅逝世前为什么要急于搬房子?”他说:“鲁迅逝世前的确是非常着急地想搬房子,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觉得是个谜。鲁迅临死前两天,我去看他,他说叫我给他找房予,并说我订下来就可以了,不要问他。他为什么要急于搬,我没问他。第二天刚好是星期日,鲁迅很急,拿起笔就写了‘周裕斋印’四个字,让我去刻一个图章,因为当时租房子要订合同,要一个印章,‘周裕斋’是‘周豫才’的谐音。别的地方没用过这名,后来房子也没租,图章也没刻。”(《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48页)     

从《牛棚杂忆》引起的强烈反应说起

“我这个小字辈,在‘文革’中也是‘自己跳出来的’,也是‘现行反革命’,还是‘苏修特务’、‘三反分子’。蹲牛棚两年,在干校五年,挨批斗百余场。”“你的别的著作我不敢说能不能传世。而这本《牛棚杂忆》,我想一定会传之于后世,而且应当传世！让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从你这本书里多少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对于‘文革’,当今依然有人企图让我们淡忘,叫我们忘记！这也就是你在《牛棚杂忆》里一再告诫我们的：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以上摘自广州一位读者给《牛棚杂忆》的作者季老的一封信。季羡林先生的这本新著,问世不过数月…     

朱成 幸福的幸存者

他希望自己是个“瓦全工程”的缔造者。“玉已经碎了,我能不能让大趋势下不可避免消失的城市古建筑在雕塑里死里逃生?‘雕梁’不再,那么我们可以‘画栋’吧”     

冯友兰困惑中的“三道金光”

几乎读完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所有的哲学著作。但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他在《三松堂学术文集》一书中的自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更深度理解了他的哲学旨意：“我经常想起《诗经》中的两句诗：‘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国处在现在这个世界,有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旧邦’。这个‘旧邦’要适应新的环境,它就有一个新的任务,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设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就是‘新命’。这个有‘新命’的旧邦,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主义祖国……”     

谢觉哉缘何会捏“三把汗”

正谢觉哉是"延安五老"之一,晚年,他写过一首诗:"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诗中表达了他光明磊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格。为"身在群众心却不在"捏一把汗延安时期,谢觉哉发表了一篇《我们应该有的作风》文章,文中着重强调:"有了百分之百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还要讲究工作方法。工作的方法很多,总结起来,只有两条,就是毛泽东指示我们的,要‘联系群众’和‘全面规划’。"     

文史选萃

给英国大使一个下马威 沙祖康原则性很强,在外交场合为维护国家利益,对任何人,他都寸步不让,上任伊始他给英国大使一个下马威。沙祖康重返日内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特命全权大使。那时候各个国家驻日内瓦的大使,都礼节性地来祝贺、拜访。沙祖康说：“英国大使来拜访我,落座后,很不礼貌地说：‘大使阁下,我们大英帝国对你们的人权情况表示关切。’     

“懒”爸爸

有这样一篇赞扬父亲的文章——《懒爸爸》,文中列举了这样几件事情: “记得小时候,我走路不稳,摔倒在地上,哭着要爸爸把我扶起来。他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我,不紧不慢地说:‘你自己能爬起来的!’我只好自己爬起来。“我的白胶鞋脏了,妈妈要给我洗刷,爸爸却说:‘让他自己洗!’爸爸不替我洗也不让妈妈帮助,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去洗刷。“看书的时候有的字不认识,去问爸爸。他说:‘自己去查字典!’有些数学题不会做,去问爸爸,他说:‘自己去搞清楚已知条件和未知条件的关系。’“爸爸喜欢听收音机,一天,他说:‘收音机刚换     

开放民间组织势任必行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说,“我们不能对公益组织在成立时就搞‘有罪’推定,而成立后却疏于监管。有什么理由从他姓‘俞’,就推断人家会去‘偷’。”这是针对广东的一个民间公益慈善组织长期未获批准的具体案例说的,批评了一个普遍的,长期存在的不良现实,不妨稍加解读。     

“民国弥：衡”章太炎

“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日‘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刊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建国初期“三大改造”得失之我见

1953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亮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周迅 选择不欠地球的生活方式

“平时我们老说低碳,但是大家对低碳其实没有感性认识,对碳补偿、碳排放这些概念都感觉比较虚,我们就提出‘买碳’,把自己产生的碳排放,用买树种植的方式,补偿给地球”     

华国锋最先为包产到户开口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风起云涌。许多文章和传说,都认为是三中全会提出了农村改革。究竟是谁,首先在中央一级为包产到户开口子的呢？1981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杜润生有一个总结讲话,他说：＂认识是逐步提高的。比如包产到户,三中全会是‘不准’,四中全会是‘不要’,31号文件是‘深山区孤门独户可以搞’,75号文件是‘三靠地区可以搞’。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     

况成明:决战风火山

一位十分幽默的指挥长,他这样谦虚地介绍自己:“我是‘没情况’的‘况’,‘一事无成’的‘成’,‘不明不白’的明。”况成明,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神情里既有知识分子的睿智和诙谐,又透着筑路者特有的阳刚之气。每次在工地采访,总见他两腮胡须,满身泥土。2001年,青藏铁路格拉段开     

关於王安石“免役法”的几个问题

‘免役法’是王安石新法的一部分。它是针对北宋差役的严重弊害而提出的。由于北宋政府加在农户头上的差役的繁重,使得广大农户(包括农民和一个部分地主)陷于破产的境地。因此,当王安石提出改革措施时,便把他所拟定的变‘力役’为‘雇役’的办认——‘免役法’作为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有有下列几条:     

民主和爱一样，就在屎尿中

“我们过去都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但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本身的‘正义’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于实践,实践在于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     

阿达卖驴

有个名叫阿达的人,家里很富有,养着很多牲口,但对穷人却很小气。阿达的姐夫家很穷,没有毛驴,想到阿达家买一匹。有一天,阿达的姐夫来和阿达商量,想先把驴牵回去,过几天再来付钱。阿达回答说:“今天毛驴已赶到山上吃草去了,你明天来牵吧。”阿达的姐夫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阿达编了一套谎话,交给儿子说:“你姑爹一到时,你就说:‘姑爹大人到,楼上请。’他问:‘你爹哪里去了?’你答:‘和老和尚下棋同床供弥去了。’他又问:‘你妈哪里去了?’你又答:‘赶街去了。’他再问:‘小毛驴哪去了?’你就说:‘上山吃草去了。’给记得啦?”儿子一字不错地背了一遍。阿达夫妇俩把驴赶去藏起后,躲到外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