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媒介审判全民办案时代”下的中国

当代中国,经济文化地位逐步提升,中国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经富足起来,但在精神生活、基本价值观方面仍然较为落后,民众们尚未从自身发觉个体独立价值的存在,“我为什么要‘被代表…的问题已经开始从心底萌发,“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已经成为大多数民众的思想主流。作为“社会的守望者”的公共媒介承担着社会监督的职责,但部分当代媒体似乎超越了媒体本身的社会监督职能,一旦发生社会性案件,媒体直接舆论办案,司法部门为舆论左右,中国迎来了“媒介审判全民办案时代”。     

论伍廷芳与刑讯制度的废除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司法审判中,刑讯作为取得口供的一种合法的讯问方式一直存在。近代以来,野蛮落后的刑讯制度越来越不适应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要求,所以废除刑讯制度就成了法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初年,伍廷芳等人为废除刑讯制度做出了巨大的贡     

对“媒体审判”下司法公正与独立的思考

司法的公正与独立是保证案件得以正确审判的前提,而近年来媒体通过相关的报道、评论,在没有正确了解案情的情况下做出“媒体审判”,是对法律的曲解,干扰了司法的公正和独立。     

多元主体的叙事技巧——从“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看文物本位叙事和博物馆自媒体在宣传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个性化的社交媒体势必将在文博传播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舆论的引导也将从官方逐渐倾向大众。博物馆本位的宣传应学会将专业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时代逻辑的表达话语,以谦恭的姿态,真正走到观众中去聆听,才能正确了解并掌握舆论的主动。     

马锡五审判制度优越性之述略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巡回审判制度,主要指的是马锡五同志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时所创造的群众路线审判方式,即马锡五审判方式。它是抗日民主政权创立的一种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运用到司法审判工作中的审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在边区政权所辖范围得到了普遍地推广。马锡五审判方式在陕甘宁边区普遍推行后,对当时的司法体制造成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它改变了旧司法传统的弊端对抗日根据地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且清除了离开实际、离开群众的教条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使得抗日根据地的司法制度能够更进一步地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从而能更好地服务抗日战争。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出现不仅对当时的司法制度造成了重大影响,还对现今的司法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     

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播音主持的创新与坚守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电视广播领域的发展也日新月异,随之而出的“融媒体”更是代表新时代媒体发展的方向,融媒体是指将广播、电视、报纸等具有互补性的媒体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资源整合的新型媒体。这种新型媒体的出现使得人们对于信息的传播与接收方式发生了改变,且传统媒体中的电视播音主持相较于新媒体也受到了挑战,危机感也不断增强。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新时代电视播音主持工作者应如何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与素养,电视新闻节目应如何创新,审核也应严格,确保在融媒体时代电视节目能够快速抢占舆论制高点,发挥主流媒体的价值导向,传递社会正能量保证节目的真实性、可靠性。     

试论环境纠纷审判机制的完善

文章从妥善解决环境资源纠纷的角度出发,提出在我国推行将环境刑事案件、环境民事案件和环境行政案件归口到同一个审判庭审理的"三审合一"集中审判运行机制。设置环境资源审判庭,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实践,是人民法院保障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应当从司法机关的审判职责范围、审判队伍建设、审判层级设置三个方面加以完善,最终使司法机关在环境司法实践中,积极构建司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和谐互动的关系。     

浅析媒体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中,信息传播越来越快,肩负重要社会职能的媒体,其地位越来越被人们看重。在司法公正面前,公众往往期盼媒体依靠自身的舆论自由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司法,但媒体与司法独立之间的矛盾,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通过对媒体监督权依据的阐述,结合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现状,试图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坐飞机,住豪宅,花公款,搞婚外恋 美国将军的腐化生活

美国中情局前局长、四星上将戴维.彼得雷乌斯日前因婚外情丢掉乌纱帽,震动华盛顿。这场桃色风波还未平息,媒体又曝出4名将军因不当或违法行为正面临调查、审判,美军高级将领们此前不为人知的奢华生活也逐渐被揭了出来。美国舆论讥讽说,将军们近来一个接一个登上媒体头条     

论中国古代的审判怪状“审出多门”

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制度在运行中,司法审判权不能划一行使呈现出"审出多门"的怪状。文章将中国古代"审出多门"表现具体总结为会审机关的审判、监察机关的审判、军事司法机关的审判、特权机关的审判及皇权的审判,并结合"审出多门"的影响,反思当今我国司法需要走出"审出多门"的历史巢臼,汇入"审出一门"的时代潮流。借古鉴今,这对促进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加快现代法治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卷首语

司法工作,国之命脉。本期《封面人物》栏中,我们采访了司法界的重量级人物刘家琛。这位在司法实践与司法理论两方面均有特殊建树的大家,从1961年步入司法岗位,至今已有40多年。从书记员到最高人民审判委员会委员、大法官、副院长,刘家琛在共和国的司法道路上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迹。     

16-17世纪法国王权在中央高原地区的确立——以司法权为中心的考察

16-17世纪是法国王权逐步确立并强化的时期,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王室司法机构的迅速扩张。在以奥弗涅为首的中央高原地区,王室司法机构不断深入,审判范围逐渐从城市转向广大农村,对当地领主法庭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起初,为了得到地方贵族的支持,王室司法机构常在审判中偏向他们,使贵族获得了较多经济利益,由此则更加依赖王室司法机构,从而拱手让出了领地的司法裁判权。大审判是王权强化的集中表现,通过司法手段王权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央高原地区贵族的有生力量,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势力,最终实现了对该地区的掌控。王权对如此偏远、封闭的中央高原地区的成功渗透,也预示着王权在全法境内的最终确立。     

《申报》禁邮及“自由谈”改版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加强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而持有不同政见的媒体并不甘心受这种控制,总以各式各样的手段和方法反控制。发生于1932年的《申报》禁邮事件和"自由谈"改版事件就是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考察这种新闻舆论方面的控制与反抗的活例。     

审判独立的60年纷争

"审判独立"又称"司法独立",它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普世价值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如何对待审判独立以及执政党如何领导司法工作,始终是一个严肃而又十分敏感的话题。下面,按照时间的顺序,把若干不同的提法、做法和相关的纷争,作简要的梳理。(一)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我国的法制建设从1954年步入正轨。1954     

普通受众通过网络传播活动对舆论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我国迅速进入信息化时代。网络作为独立于传统媒体以外的新兴媒体展现出其独特而不凡的魅力,相对于传统媒体,更加迅速、及时、全面地向社会民众传递最新信息,诸多优势使得活跃在网络的民众数量日趋上升;另一方面,民众在大量接收外界信息的同时也积极向他人传递着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观点,为网络提供了多视角的深入信息。网络时代信息的受众正扮演着主导角色,通过网络信息传播活动影响着舆论。     

报刊市场 让权力退出

从十六大确定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到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使国人为一个大势已定的发展时代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中央大力推动的文化体制改革,无异于是对传媒业体制和机制沉疴的又一轮荡涤。对于釜底抽薪式的党政部门报刊治理,不仅使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对民生的强烈关注,还让我们意识到一个失去群众、失去市场的媒体必将失去舆论阵地的朴素真理。     

浅论广电媒体的舆论引导力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电子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型媒体给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本文从广电媒体的舆论引导特征入手,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如何提升广电媒体的舆论引导力,为广电媒体应对各类舆论危机、提升舆论引导力提供借鉴。     

东京审判法官视角下的天皇责任——以韦伯庭长为例

在二战结束后的东京A级战犯审判中,裕仁天皇虽然没有成为被告,但其战争责任问题却留在法庭的视野中。随着庭审的推进,作为东京审判庭长的威廉·韦伯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从最初的“天皇不应受审”转变为“天皇应责而未责”。但韦伯将天皇归为和平主义者,未将他与28名A级被告视作一个阴谋团体,进而影响了韦伯对被告在“共同谋议”侵略问题上的判断。从韦伯庭长在天皇责任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形成过程来看,一方面体现了东京审判法官在司法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东京审判作为一场国际性的大型司法实践的复杂性。     

“司法对于我们少数族裔从来就不是平等的”——种族歧视在美国执法、司法领域中的表现

民权运动以来,以黑人为代表的美国少数族裔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种族主义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司法领域。1996年10月,纽约白人警察利沃提杀害波多黎哥裔青年贝兹后被判无罪,贝兹的父母在得知判决结果后对媒体说：“司法对于我们少数族裔从来就不是平等的”。本文拟从执法、司法的各个层面分析种族主义的种种表现,以此折射出美国当今紧张的种族关系。     

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在现代法治国家，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密切相联。媒体监督由于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以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缺乏制约或不当的监督也会给司法公正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司法需要权威，言论需要自由，两者都受宪法保护。如何平衡司法活动与媒体监督之间的矛盾关系?怎样解决法治社会所要求的法律至上的理念和媒体以道德为准绳的监督之间的冲突?这些问题是我们目前亟待解决的。本文将从近年发生的聂树斌案、于欢案等案例出发，寻求媒体与司法间的关系点、平衡点以及解决问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