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吏赃罪述论

《唐律》中官吏赃罪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唐律》规定了六种赃罪,除强盗和窃盗两种赃罪外,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和坐赃的犯罪主体均为官吏。另外,属于窃盗赃罪范畴的监临主守自盗主体也是官吏。《唐律》对官吏赃罪规定了广泛的范围和严厉的刑罚。惩治官吏犯赃是唐代以法治吏的重点,唐代对官吏犯赃采取从重惩罚政策。由于唐代官吏赃罪的以上特点,使它成为排除异己、打击政敌的有效武器。     

论唐代官吏休假制度

唐代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官吏休假制度,从这套制度来看,不但有旬假、节假、婚假等众多种,而且设置合理,规定细致,切实可行。唐代官吏休假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宋朝的休假制度就基本上是沿唐代而略有损益。唐代官吏休假制度对今天也有一定启示。     

从汉简资料看两汉基层官吏的选拔和调动

两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政治的加强和地主经济的发展,选举用人已逐渐打破了以前以血缘宗族为标准的世袭制度,代之而起的是一整套符合当时社会政治实际需要的选举用人制度。本文利用汉简资料对其中的选拔和调动试作讨论,以期揭示其中汉代基层官吏的选拔和调动情况。     

从王公淑墓志看唐代卢龙镇

1995年第11期《物》上刊载有《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唐墓》一,中附录有墓中发现的一方碑志。墓主王公淑,字均,太原人,生于建中元年(780年),卒于大中二年(848年)。王公淑的曾祖王亮、祖父王连、父王戬,除王戬为自身外,其余诸人均曾任职于幕府。曾祖王亮曾任幽州节度衙前都虞侯,祖父王连曾任卢龙节度要籍,王公淑则历任幽州节度要籍、卢龙节度巡官、幽州节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卢龙留后、营府都督、柳城军使、平州诸军事、平州刺史、妫州刺史、防御军使等。以上诸人两《唐书》无传,郁贤皓先生的《唐刺史考》对王公淑亦未加收录。在此意义上,此碑志对郁先生的大作可有所补充,但其价值决不仅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为人们研究卢龙节度使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墓志看唐代妇女崇道的原因

唐代社会崇道之风盛行,很多妇女信奉道教,或是出家做女道士,或是在家修习道教。由于每个人具体生活经历不同,她们崇道的原因也不同。本文从外在原因、心理因素及女性独立意识三个方面分析了唐代妇女崇道的原因。指出唐代妇女之所以崇道,除了受当时广泛流行的崇道之风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具体而现实的原因。这些原因既包括消极的从众心理,也包括女性对人生积极的追求。     

从唐代打马球文物看唐人的精神风貌

马球运动在唐代风靡全国,极为盛行,300年间久盛不衰。关于唐代打马球的文物种类很多,有陶俑、壁画、铜镜、画像砖、绘画以及石基座等,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充分反映了唐人喜爱马球运动的风尚,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唐代社会生活的认识,体现了唐文化的开放性,而且彰显了唐代豪迈奔放的时代气息与唐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的武贡举

文章以有关武贡举及第的11方墓志材料为中心,探讨了唐代武贡举及第者的家庭出生背景、来源地区和登科后的授官情况等问题。     

从首饰用具看唐代服饰文化

首饰文化是唐代服饰文化中最具光彩的组成部分。簪、钗是唐代普遍使用的头饰用具,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丰富,代表着中原本土文化;而戒指和耳环的使用则并不普遍,刚刚开始萌芽,反映了外来民族的文化传入,二者结合就反映出唐代的时代特点,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从天龙山石窟服饰内容看唐代服饰的文化特色

天龙山石窟中所蕴含的服饰种类多样、文化内容丰富,其中唐代服饰最绚丽多姿,开放自由,从石窟服饰文化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唐代大气蓬勃的文化气派。     

从《太平广记》看唐代饮食胡化现象

唐朝的"饮食胡风"现象,是中西文化交流和汉民族对外来文化吸收的主要例证之一,也是唐代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许多饮食种类,如蒸饼、胡饼、烧饼、煎饼、笼饼、白粥、水面等。从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饮食有着强烈的多民族、多元化的特点。可以这样说,当时的唐朝以"胡食"为主。     

浅谈元代官吏休假制

元朝作为蒙古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其休假制既有沿袭前代,又有本民族特色。本文仅粗略考证一下元朝官吏丁忧守制、官员的休假、元朝官吏请假制、以及节日放假等。这些制度在前代既有迹可循,又有自身特色,体现了元王朝的双重性格。     

从历史文献看东北中韩两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为中心

中韩两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贯穿于1919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36年间。本文通过现存档案、报刊等历史文献,分别记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和七七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两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尤其是1919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两国人民从各自为战到统一由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满洲省委...     

从墓志看佛教对唐代妇女生活的影响

从对唐墓志的分析考察可知,唐代妇女信佛者较多,在家修行的妇女占绝对多数,且相当地分奉佛者为孀居妇女。唐代妇女诵读或抄写的佛典主要集中在金刚般若、法华、涅槃、维摩等经上,尤以金融般若、法华两经为最。唐代妇女祟佛原因众多,其中不少孀居妇女、宫人、宦官夫人、无子和不育的妇女多从佛教中寻求精神和情感寄托。唐代妇女祟佛对社会风尚、生死观念和丧葬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法律视角看唐代家庭中的父母子女关系

从法律视角来看,唐代家庭中作为家长的父亲享有绝对的权威以及相应的权利与义务,母亲在夫权背景下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子女则主要负有孝的义务,规范这种关系的既有严苛的儒家伦理和《唐律疏议》的法制规范,更有在社会实践中"执法以情"的灵活与温情。     

古代官吏住房小议

中国古代,官吏的住所简称“官舍”,常与官衙挨得很近。《晋书·陶侃传》有言：“迎母官舍,乡里荣之”。陶侃当官后,接母亲到官合居住,很是令人荣耀。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剑南丝绸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记载了唐代沙州、西州官府民间大量使用非本地所产白练的现象。本文指出,沙州、西州的白练来自剑南道。从剑南至凉州、沙州,向伊州、西州、庭州,剑南道白练进入丝绸之路。通过与官府运输和客商贸易,剑南丝绸深入西域腹地;通过绢马(驼)互市,与游牧部族贸易,剑南丝绸走向了欧亚草原。本文估算盛唐时期每年有三百多万匹剑南道白练进入唐西北边疆,剑南道的白练,改变了河西地区的货币体系。     

从栽培技术角度看唐代牡丹

牡丹从唐代开始被大量栽培。因其花大而美丽,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在唐代形成一股牡丹热潮。这种热潮的形成与唐代牡丹栽培技术的进步是分不开的。牡丹栽培技术进步除了农业发展的原因之外,也受到了唐代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文力图从栽培技术角度研究唐代牡丹,并探讨促进牡丹栽培技术进步的社会文化原因。     

从唐代长安佛像看中国佛像艺术的变迁

提起中国佛像艺术,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敦煌、龙门、云岗三大艺术宝库。长期以来,学们过多地偏重于这些地区的研究,而对反映中国佛教艺术高峰时期的唐代长安佛像艺术却很少涉及。     

从时政谚谣看唐代民众的政治参与

史籍里记载了不少唐代谚谣,其中大多为时政谚谣,从这些时政谚谣里可以看出唐代尽管仍然是传统的封建社会,即等级制度,专制皇权,但这一时期,统治者不再把民众看成是被动的接受者,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步提高.民众不但用谚谣的形式表达他们对政治的关注,而且开始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     

从仕女画看唐代社会审美思想形成的原因

从抽象的封建贞妇烈女图解到现实的贵族仕女描绘,反映了唐代新女性审美观的形成。仕女画中的女性形象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挣脱开来,开始展示自身的美。新的审美观导致了新的仕女画风出现。本文以解析仕女画风格为例,从唐代的世界地位、女性社会地位、审美习惯传承及上层社会审美好尚等方面来探讨唐代审美思想的形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