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市场、内部区域与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变动趋势

近代云南口岸贸易变动的总趋势是在波动的过程中实现贸易的增长,这也是蒙自、思茅、腾越各口岸贸易变动趋势的共同特征。但是,在增长幅度、变动程度、进、出口贸易对总贸易趋势的贡献率,以及收支状况等方面,三口岸之间又无不存在差异,具体的反映出近代中国口岸作为统一性与多样性共存的一个基本事实。口岸贸易趋势的形成与演变是外部市场与内部区域共同作用的结果。     

雨水、瘴疠:腹地自然生态与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波动

近代云南口岸贸易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与年际波动的特征。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季节波动、年际波动与腹地区域降雨的季节变化、年际波动,以及瘴疠发生的时间特性之间是高度契合的;雨水和瘴疠是影响近代云南口岸贸易波动的重要原因。以腹地区域重要环境因子探讨口岸贸易波动特征的形成,有助于理解腹地自然生态对口岸贸易的塑造作用这一被忽视的问题。     

"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近500年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处于急遽的历史变动进程之中,探寻转型与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内在奥秘自然成为社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方向。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围绕近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动主题,在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城市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力图再现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图景,并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提供历史借鉴。     

晚清时期香港与北方环渤海地区的贸易关系

晚清时期香港与北方环渤海地区的贸易关系密切,东北地区通过牛庄口岸,山东及朝鲜通过烟台口岸,直隶及广大北方腹地通过天津口岸与香港展开了繁密的贸易往来.不同地区的洋货进口结构略有不同,而土货出口结构则差别较大,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对外贸易的发展刺激了腹地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铁路与沿线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的重构——以1888-1937年间的石家庄、郑州、天津为例

在1881-1937年间的华北地区,铁路运输兴起并形成网络后,其所具有的种种优势促进了新兴城市的崛起,推动了传统城市形态的演变,加快了沿海港口城市腹地的拓展.由此,这一区域内的城乡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时代变动.由于以往的城乡二元结构或三元(城市、集镇、农村,或城市、城乡边缘区、乡村)结构理论关照下的笼统分析,并未反映出城乡经济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化,因此本文将以石家庄、郑州和天津为例,试图通过考察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动与重构,揭示区域社会由传统向近代演变的特征与一般规律.     

“贾名儒行”与“士风日下”:明清士商关系变动新论

明清时期,士商关系发生了变动,但这种变动并非基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与士人都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商人所自信的是对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商业实践;士人对于商人的肯定以及所谓“新四民论”,底层逻辑是士人阶层对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士人才是明清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商人的自信实质上是对士人的质疑,这一方面基于商人自身对士人之道的实践,另一方面源于士人在财富下的异化。这种异化被正统士人批判为“士风日下”,士人也开始被质疑是否言行一致。这些批判与质疑则揭示出,士人之道已在实践与观念上破产。     

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贸易关系

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贸易关系极为密切.广东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粤东潮汕地区和粤西南地区,以及广西的北部湾地区、桂西南地区和西江流域依凭13个口岸与香港展开了繁密的贸易往来.不同地区的洋货进口结构略有不同,而土货出口结构则差别极大,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此外,新辟口岸分流效应使原有的贸易路线发生转移,商路的变迁有规律可循.     

张家山汉简《贼律》"叚大母"释义

亲族称谓是社会称谓中的重要内容。历代亲族称谓屡有变动．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亲族称谓形式和内涵的演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宗族结构和社会关系。张家山汉简的有关内容可以为汉代亲族研究提供资料。如《二年律令》中《贼律》所谓“段大母”．就是体现当时亲族关系的新     

1884—1939年中药材埠际贸易的变迁研究

中药材作为近代中国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商品之一,在口岸-腹地的经济互动中位置显要,研究中药材埠际贸易网络对理解其流通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受到调查数据相对零散和研究方法相对传统的限制,该网络的复原少有实质性推进。本文主要利用中国旧海关史料的中药材埠际贸易数据,辅以其他对外贸易数据,对近代的中药材埠际贸易流通网络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中药材埠际贸易格局的演变与通商口岸开埠的空间进程密切相关。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药材埠际贸易网络呈现逐渐加密的态势,1927年后,因为战争,中药材埠际贸易网络摧毁严重;同时,中药材国际贸易的区域分布却较为广阔,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延伸到欧洲、美洲部分地区。     

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述评——兼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在乡村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演进的三个阶段,即乡政并立、人民公社、村民自治,不是孤立进行的。研究、探析它们的出现、结构、运行及其功能,应从国家与社会在乡村控制中关系变化的角度,整合各学科资源,唯此,才能找出它们之间“变”与“不变”的内在因素和缘由。     

近代北方口岸与上海间外贸埠际转运变迁

北方口岸在开埠后相当长时期内,需要依赖上海作为对外贸易的中转点,但这种外贸埠际转运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由紧密到疏离的变化。由于北方原有中心口岸贸易条件的成熟、北洋三口的新组合及日本着力发展对华贸易等因素,北方口岸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脱离了上海外贸转运的辐射范围。这种转变使上海由全国外贸转运中心降为华中地区区域性外贸转运中心,并反映出20世纪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变化下国内口岸贸易格局的重要演变。     

试析晚清时期香港在上海口岸外贸领域发挥的中转功能

晚清时期,沪港两埠虽权属性质有别,但同为中国沿海地区仅有的两个航运枢纽港,也是头等重要的贸易型城市,两埠之间的贸易联系十分密切。在上海口岸洋货进口贸易领域,香港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中转功能,成为上海口岸第三大或第二大洋货进口间接中转地或直接供货地。在上海口岸土货出口贸易领域,香港所发挥的中转功能则稍逊一筹,只是上海口岸第四大或第五大土货直接出口地或间接中转地。此外,经沪港两埠接力转运的小宗特产品贸易非常兴盛。沪港两埠贸易联系的增强,促使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从早期的“三角贸易形态”向以三角贸易为主体构成的“多边贸易形态”转变,进而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实现收支滚动平衡。     

清代云南永北地区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演变

清代云南永北地区历经多次政区变动,设置华坪县反映出直隶厅过渡型政区向正式政区转变的趋势。梳理清代永北地区行政区划变迁过程,探讨汉、藏、纳西与傈僳等多民族杂居区域的管理体制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国家政策、军事驻防体系、贸易监管、土司制度弊端与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是永北行政区划变迁的动力机制。永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是以流官为主、土司为辅的二元管理体系,具有户籍分类性与赋役征收差异性的双结构管理特征。     

近代桂越区域性边境贸易圈概论

广西、越南自古交往密切。中法战争后,随着龙州口岸于1887年开埠,广西越南之间贸易日趋频繁,逐渐形成了桂越区域性贸易圈。本就此情况和特点进行粗略分析,以期对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经济,提供一点借鉴。[第一段]     

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会诚信的微观运行机制探究

作为关注突发外生性嵌入变量影响系统内已有点的学说,社会作用力理论对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会诚信的微观运行机理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解析性。然而在完成理论逻辑起点的勘定后,实现这种解析性还需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着力。静态层面主要探求构建社会诚信相关问题所需的概念、观念、理念;动态层面则实证分析社会诚信运行的几种变动情形。上述两个层面的微观解构,不但凸显了研究的范式传承与机理的实践转换,还折射出一种融合的研究范式。     

剖析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认同

澳大利亚民族的生成与发展进程表现为英国移民的观念及身份由“澳大利亚英国人”演变为“澳大利亚人”的本土化。导致这种演变的内在因素是这些移民的民族认同取向由英国渐变为澳大利亚,进而形成诸多澳洲化的特有性,主要内容包含有社会权利、“白澳”意识、母国情结、经济利益等方面。这一演变过程进行于19世纪期间。     

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视角     

废科举后清末乡村学务中的权势转移

科考废止,学堂制度植入乡村社会,引发了乡村社会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动。依据科举制度安身立命或完成上升性社会流动的原既得利益群体,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困厄命运。与此同时,随着学务权在地方行政系统中重要性的日益显著,造成了新的权力资源在国家一社会以及乡村精英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重新分配。过渡时代的乡村权力网络、不同群体以兴办学务为契机分别置身其中,分享权力又相互争夺对权力的主导权。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又并非处在一种简单的“新”、“旧”对立或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当中。掩映于简单对立之下,实为地方权力资源因地域、时势等条件的差异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重新配置。学务场域内权力关系的变动折射出过渡时期乡村社会内部复杂的权力格局。     

试论青铜时代北非地区国家与部落间的交往——以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与利比亚人为例

在青铜时代的北非地区,国家与部落是人类社会常见的两种重要组织形式,两者之间的交往互动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新王国时期,存在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国家与相邻沙漠中的利比亚部落之间的关系,往往呈现出“冲突模式”与“共存模式”之间的有机转换。究其原因,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地缘格局等,都会成为影响该时期“农耕社会”与“部落群体”之间选择何种方式进行交往的重要因素。借助历史文献及考古证据对两者交往模式及动因的综合分析,是正确认识北非地区古代国家与部落社会交往规律的重要途径。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刘应杰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关系,如何协调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战略选择。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来研究建国以来城乡关系的演变过程,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