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看汉以前的中外交通

中国早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与欧亚大草原和伊朗高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路线反映了汉以前,中国不仅通过欧亚大草原与地中海一带发生联系,而且与伊朗高原一带亦有紧密的关系。同时,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从印度首先到达中国南部的云南和经海路商道引进的观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考古资料都无法证实西汉前这两条蜻蜓眼式玻播路线的存在。     

试论中国早期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之功用

蜻蜓眼式玻璃珠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玻璃制品之一,在西方作为防范恶眼意识的护符。在传入中国特别是进入中原之初就作为异域珍宝装饰品使用,完全没有护符之功能。传入中国后,蜻蜓眼玻璃珠制作材料发生变化,样式更加丰富,功用也变得完全不同。     

洛阳西周原始青瓷概述

洛阳原始青瓷最早始见于夏代,兴盛于西周早中期,东周时已少见。洛阳的青瓷是一种瓷器,而不是釉陶。因为它完全具备了瓷器的三要素,只不过与后来的瓷器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洛阳的原始青瓷基本上都出土于北窑西周贵族墓葬内。这些墓葬因时间不同,在器类、器形、纹饰上各有其自身特征,而且这些青瓷与南方原始青瓷不同,属北方原始青瓷系统,它的产地在北方,也可能就是洛阳。     

鲁国故城遗址出土蜻蜓眼玻璃珠的科学研究

本研究利用能量色散型XRF、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分析技术、光学相干层析成像技术、超景深光学显微系统等多种无损分析技术对山东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出土的7颗蜻蜓眼玻璃珠进行了科学研究。基于获取的蜻蜓眼珠化学成分、物相结构、内部物理结构、表面显微形貌等相关信息,确定了这批蜻蜓眼玻璃珠的成分体系、制作工艺、产地来源和器物功能。研究结果表明,蜻蜓眼玻璃珠来自于楚地,是当时社会稀有而珍贵的奢侈品,是鲁国与楚地相互交流与联系的实物证据。     

青海大通县出土汉代玻璃的研究

本文共对12件玻璃样品进行化学组成分析.其中,部分样品还进行了密度测定,X 射线衍射分析和显微镜观察.此外,还对一颗黄色玻璃珠的表面层进行 SEM-EDX 分析.结果表明,该玻璃珠表面有金箔涂层.根据分析结果,青海大通县出土玻璃的基础成分可归为三类,即铅钡玻璃(Na_2O-PbO-BaO-SiO_2系统玻璃),钠钙玻璃和钾硅玻璃(K_2O-SiO_2系统)。此外,还对玻璃的来源进行了探讨.     

汉代前的中国玻璃工艺

随着域外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楚人于不晚于战国中期即掌握了这种域外技术。自此,汉代前的中国玻璃制品不仅包括蜻蜓眼式玻璃珠,亦有大量中国传统器形,如璧与剑饰。对于玻璃制品的制作,首先是把石英砂等原材料冶炼为玻璃,然后把生产好的玻璃转化为玻璃制品。楚人结合中国久已存在的青铜器模制技术,创制了用模具生产玻璃珠与其他玻璃工艺品技术。     

北京昌平沙河镇出土蜻蜓眼玻璃珠的科学分析与研究

为探讨北京昌平沙河镇墓葬出土的三枚蜻蜓眼玻璃珠的质地和来源,利用X射线衍射分析（XRD）、激光拉曼光谱分析（LRS）、便携式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分析（PXRF）三种无损分析方法,对玻璃珠基体和眼珠分别进行了结构和化学组成的无损伤测试。结果表明,这三枚蜻蜓眼珠的基质为玻璃态物质,其化学成分表明该玻璃属于钠钙硅酸盐（Na₂OCaOSiO₂）系统;Cu和Co是主要的着色元素。考虑到三枚珠子采用的钴料成分为高铁低锰的进口钴料,同时通过与国内外相似珠子的对比,推测这三枚蜻蜓眼玻璃珠是外国进口物的可能性较高。蜻蜓眼玻璃珠所在墓葬群虽为清代,但根据初步的分析研究可推断,墓主通过收藏或其他途径获得并将其作为随葬品。     

故宫博物院藏建筑装修用玻璃画再探讨

玻璃画是一种由西洋传入的工艺种类,可作建筑装饰之用。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保存了一批(103块)规格和装裱相同的玻璃画,作者通过大量的档案爬梳、实物分析,并借鉴科学成分检测结果,认定其最初为乾隆朝用在为宴请蒙古贵族而临时搭建在紫禁城内的"玻璃蒙古包"上,装饰位置为蒙古包的窗户和槅扇门上,此项研究解决了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中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研究

蚀花肉红石髓珠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的印度河文明,该类饰物及其制造技术在欧亚大陆传播。中国出土蚀花肉红石髓珠可分四型,通过将它们与国外的材料比对,可探究它们的不同来源及传播途径。中国出土的玻璃仿制品及蚀花肉红石髓珠对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制造产生了影响。     

夏商西周金器研究

整理近50年的考古发掘资料,夏、商、西周金器从用途上可分为人体装饰、其他材质器物上的装饰、祭祀用器、腰带饰四大类。京津冀辽蒙、豫鲁、陕晋、甘肃和四川等地区的金器,各有区域特点并反映了相关的社会问题及文化内涵。     

晋南已发现的西周国族初析

山西南部地区陆续发现了多处西周墓地,著名的有曲沃县天马-曲村晋国墓地及北赵晋侯墓地,黎城西关、浮山桥北、绛县横水墓地等。由于缺少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者普遍将这些遗存均作为西周封国的遗存看待。该文通过考古资料、历史渊源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认为对这些墓地尚不宜一概而论,他们实际存在着国与族的差别,即诸侯国、封国以及采邑的差异。从族群来源上讲有来自关中地区姬周系统的虞、晋、杨等诸侯或封国,也有出自晋南古族帝尧后裔黎国,还有源自殷商遗民的先国,以及出于戎狄文化系统的倗氏。只有更清楚的区分出众多西周墓地所属是国还是族的差别,才能较好的认识周王朝对晋南统治的格局。     

来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工程的组织形式、科研方法值得总结和借鉴;工程所取得的成果,对21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山东龙口市归城两周城址调查简报

山东龙口市归城遗址是胶东地区重要的周代城址,曾出土包括启尊、启卣,以及黄县■器等在内的重要青铜器[1],为学术界所重视。归城遗址也是胶东地区青铜时代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处城址,对它的系统研究可以对胶东地区古代文明和国家形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

今本《竹书纪年》中的西周年代大略承古本《竹书纪年》而来,但作了不少改动。其中最大的改动是周初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数误取刘歆《世经》的推排结果,以成王十八年为古本《纪年》所记西周年数共257年的上限,遂使武王克商年亦提前了24年。由今本推校和恢复古本的记载,并以所得结果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夏商周年表》的西周部分相比较,可知后者除个别王年(懿王元年)准确无误外,其他都不可据。工程忽视《纪年》,主要失误有二:一是相信旧说,对穆王在位年数估计过高;二是没有注意到西周晚期“共和”不单独纪年的事实。     

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卜甲与召公卜“成周”——召公曾来燕都考

一、琉璃河西周卜甲之发现 1996年春、秋两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琉璃河考古队,对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尤     

夏商西周文化对其西方和北方地区文化渗透的方向性与层级性

文化渗透与交流一直是考古学界关注的问题,通过对夏商西周文化之西方、北方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的综合研究,发现夏商西周文化对其西方、北方地区的文化渗透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和层级性。时期不同,对不同方位的文化扩张和渗透力度也不一样;距离不同,文化渗透的内容、方式也不相同。     

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

婚媾讲求门第等级 ,历来大抵如此 ,并有它相对的合理性。但在两晋南北朝时代 ,这种风气愈演愈烈 ,变成了不具条文的金科玉律。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 ,以保持世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 ,这种婚姻给当时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商周时期圈足铜器的三角形加强筋技术浅析

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三角形加强筋技术主要用于觚、尊、簋、卣、壶、瓿、盘等圈足器的底部与圈足连接处,纵向延伸,上端较粗,承接铜器外底,下端向下延伸逐渐变细,多为等距或对称分布。加强筋的大小、数量多少的设置,根据器形因器而异,铜觚器体修长,圈足较高,加强筋多为2条或4条,纵向延伸较长,而铜簋、方彝等,底部面积较大,圈足粗矮,加强筋数量相对较多,纵向延伸较短。三角形加强筋技术起源于商代早期郑州商城陶鼎、铜鼎鼎耳与口沿连接处采用的加强筋技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比较盛行,延用至春秋早期。商代晚期圈足铜器上使用较多,但又不仅限于圈足器,部分带鋬器,如爵、斝等,鋬的两端与鋬下腹壁连接处也有发现。其功能在于防止铸件连接处因凝固收缩的应力作用而出现裂纹,强化圈足器器底与圈足之间连接。     

孔头沟遗址铭文芯与西周铭文制作方法

陕西岐山孔头沟遗址铸铜作坊内出土的一件西周晚期刻字陶范,其上残存3字,皆阴刻、反书。从形制、颜色、字形、浇铸面金属元素成分等方面,判断该范为芯而非模,阴刻字乃底稿线。从铭文字体与格线、制范技术基础、出土铜器铭文等多方面论证,该铭文芯所见西周铭文制作方法,可称为"堆塑泥条芯作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