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剪报

正我的爸爸喜欢看报纸,每年他都订几种报纸,像《大众日报》、《齐鲁晚报》、《参考消息》等。看完的报纸,就扔在一边,积攒多了,就卖给收废品的人。上了四年级以后,我也订了几种报纸,像《齐鲁少年》、《语文报》等,发现报纸上好的文章,就随手抄下来。后来,功课越来越紧张,没有太多的时间抄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可以做剪报,一来可以积累资料,二来也可以节省时间。     

声音

香港报纸我一天至少看3份,看的就是经济版,不然我怎么知道它的股票行睛、石油多少钱一桶。在内地的报纸上找不到骂我的文章,香港报纸上这类文章就多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抗战胜利与复员

日本人投降了!赵蘅满月后,我又住回了中央大学分校的宿舍。日本人投降那天,我就在柏溪。那时消息不是从广播里来的,因为没有收音机,也没高音喇叭,新闻传播还是靠报纸。一有大事,报纸就出“号外”,卖报的嘴里喊着“号外!号外!!”满街跑。     

夏天卖报纸的感受

正暑假的一个星期六,我和爸爸吃完早饭就来到了青少年宫参加《南京日报》举办的活动——义卖报纸。我一边听王老师讲要求,一边想着烈日炎炎的夏日在外面卖报纸会是什么样的滋味。过了一会儿,开始领报纸了,我走上去领报纸,心里居然紧张了起来。开始卖报纸了,我来到了有许多棵大树的人行道上,壮着胆子走到了一位叔叔那里说:"叔叔,买份报纸吧!""去去去!去去去!小小年纪就知道赚钱,走开!"叔叔生气地说道。唉!出师不利,我浑身冒汗,当时我真想把手中的报纸全都扔进垃圾桶,但又想了想,凡事都是要先尝试的,我冷静了一下,又向一位路过的年轻阿     

嘉业藏书楼工作的回忆

嘉业藏书楼是在民国十年左右落成的,那时我因同乡世交的关系,受到主人刘翰怡先生的聘请,担任书楼主任的职务,经过八年才辞去的.在此以前.我是毕业于杭州法政学校政治经济科,对古书本来是门外汉,因为那时我年富力强,所以有勇气敢担任这工作,可以说从工作中得到古书的一切知识.在此以前,没有什么对古书的知识,一切都是自学得到的.那时我年令是三十岁.     

那幸福的一瞬间

正暑假里,学校要求举行一次义卖活动,我和几个好朋友约好在一个清晨去卖报。早上,天还没完全亮,我们就已经到了约定的地点。人都到齐了,我们就一起去批发报纸了。卖给我们报纸的人很好,他听说我们是去义卖时就笑起来,乐呵呵地说:"好,很好,学雷锋做好事呢!"于是他又免费送了六份报纸给我们。好,现在有了报纸,就可以开卖了!可是,该上哪儿去卖呢?这时,妈妈提议去鼓楼广场,因为那里的人很多,附近还有好几个地铁出口。大家都同意了,我们立刻出发。到了鼓楼广场,我们看到那儿的人是挺多的,于是立刻开始卖。我和同学陆相帆是一组,每个人手里都有二十五份报纸。虽然我平时胆子     

喊工

<正>喊工,就是喊人出工。它是人民公社时期出集体工时,安排劳动力干农活的一种方式。我曾经喊过工。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到生产队里,当上了回乡知青。由于我在学校里入了团,为人正派,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回队里一个月之后,社员们就推举我当了生产队的政治指导员和副队长。那时,每月逢五逢十的夜里组织政治学习,念念报纸上的文章,     

有关清代邸抄的三个问题

邪抄,后来又叫京报,是清朝抄录谕旨及题本、秦折而成的原始形态的报纸,从中可以了解朝廷施政情况,在当时为各级官员广泛阅读,受到普遍重视。而在今天,邪抄还是一个较少为清史研究者触及的题目。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有关耶抄的记载太少,且又零星散存于各类文献之中,搜集非常困难。笔者由于工作之便,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看到过一些与清代邪抄有关的史料。现据以敷陈,一方面谈谈笔者对清代邓抄是否具有中央政府公报的性质、邪抄的出版者为谁以及邻抄与京报有否区别等问题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将笔者见到过的…     

小事琐记

齐振华科长带我们俩个在春节期间送报纸 我和李进亨穿着白大褂从昔阳小学教员任上调《太原日报》社,分配到发行科。开始的科长是高鹏,比我们俩大几岁,大约20岁出头,他不安心在这儿,当时报纸在坝陵桥街太原解放印刷厂印刷,雇的三位送报工人骑自行车送报;我和李进亨俩人每天一早就去印刷厂业务课,分发报纸,数份,卷贴,又忙又累,但高科长平时很少来,一来就训斥我们;我是火爆脾气,和他干了几次仗,他很快就调到文教组当记者去了。怨不得他不安心发行工作!高鹏走后     

我的编辑生涯

一当年由我执笔,写了《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赵一曼》、《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书,还参与了小说《刘志丹》的写作。那时认为自己是在做着编辑的本职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要署名。我干嘛写这些东西?说来话长了。我在学校只念过五年书,抗日战争开始,就跑出来当兵了。我的文化知识,都是从文学作品和其他书本学来的,所以我说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知     

笨弟弟

我不记得弟弟是怎么来到我家的了,那时我还不到三岁。有天妈妈问我,想要个弟弟还是妹妹。邻居蓉蓉姐才比我大一岁,却机灵很多,她就撺掇我,要妹妹。于是我们就围着妈妈,叽叽喳喳地吵着要妹妹,因为妈妈虽然给我买过小人书,却还没有买过洋娃娃。     

义卖

正记得去年夏天,我和姐姐去义卖报纸,因为我姐姐是一个小记者。这次义卖的主题是:有一位大学生姐姐生病了,没有钱治疗,所以我们义卖报纸来给大姐姐筹款看病,领队的老师说谁报纸卖的最快、最多,谁就有机会见到那位大姐姐。听了老师一大堆要求,终于开始卖报,地点在玄武湖。"呼……不错,玄武湖有凉亭还可以乘凉呢!"我开心地说道。"喂!我们是去卖报的,不是去休息的!"姐姐大声喝道。"好,好。那咱们赶紧进去卖报吧!""冲啊!杀啊!"我说。这时一位老爷爷走了过来,我和姐姐恭恭敬敬地走上去,清了清嗓子,这时姐姐发挥她的口     

我当路队长时差点闯大祸

我小时候是在村小学读的书,九间茅屋,容着全大队近400名学生,那时,孩子多,一学期就一块五毛钱,也没多少作业。班主任是一位初中毕业的漂亮姐姐,水平不怎么样,有时讲计算题时她想半天,结果把教材上的习题计算过程抄在黑板上说,你们就按这个方式做,不要问了,     

县委书记办公室大小你也管？

9月6日南方周末《领导的办公室该有多大》的报道,让我增长了知识。多年前,就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民谚。但那时人们多少还可以到领导干部的办公室求见,     

我当路队长时差点闯大祸

我小时候是在村小学读的书，九间茅屋，容着全大队近400名学生，那时，孩子多，一学期就一块五毛钱，也没多少作业。班主任是一位初中毕业的漂亮姐姐，水平不怎么样，有时讲计算题时她想半天，结果把教材上的习题计算过程抄在黑板上说，你们就按这个方式做，不要问了，     

追忆“八一三”淞沪抗战

"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70周年了,那时我还年幼,但因当时父亲身处淞沪战场,所以对许多事还有很深的印象。我父亲彭戢光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当时我已知道父亲在上海参加对日抗战,报纸上不断传来他     

当年剜野菜的日子

小时候一放学,我就和哥哥一块跟奶奶去地里剜野菜。奶奶是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身上的大襟褂子就呼啦呼啦地飘,很好看。那时生产队里每人一年发百多斤口粮,不到年底,家里的缸就见天了。再说了,年好过,春难熬,为了节省     

陈伯华回忆录（十八）

浩劫没有使我绝望（上）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还和所有的人那样高呼＂万岁＂,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时代。可事情就是那么不可思议,不可捉摸,我还没有从革命亢奋的情绪中缓过来,抄家风、揪斗风就给我带来了扰乱、惶惑和悸怖。     

过年

小时候,时序推移到腊月,我就开始过年倒计时了,日子距过年愈来愈近,我的心情也就愈来愈激动愈来愈兴奋.过年,是幼时的我一年当中最期盼的大事,总觉得那时年味淳厚,意趣盎然,给人以庄严神秘、惬意满足、喜庆欢乐之感. 一 一过腊月十五,家里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忙年"了,但大家都觉得忙而不累忙而不烦,忙中有味忙中有趣,因为这种忙是一种心气,一种对生活充满热情和信心的心气.     

芮杏文问计于民

我是1987年开始认识芮杏文同志的,自那以后,我们经常见面,直到今年他去世以前。1987年12月的一天,突然接到校方通知(那时我还是中南财大的一位研究生),说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同志要见我。第二天,我到东湖宾馆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会议由当时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现任贵州省省委书记)主持,湖北省的几位知名经济学教授参加了座谈。座谈刚开始,芮杏文同志从文件包中取出一份《经济日报》。这张报纸上发表了我撰写的《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文章。文章上面画满了红色圈圈点点。芮杏文同志就文章中的重要观点,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听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