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史学宗师陈垣

一、“革命报人” 陈垣青年时代生活在故乡新会和广州。中国近代,广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最早地区,陈垣说：“广州滨海,得风气之先”。林则徐、张之洞督两广,提倡文化,引进西学,设书院,译书报,岭南风气大开。广州又是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基地,陈垣在广州求学时,受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的影响。广东又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反清思潮极为高涨。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熏陶下,陈垣青年时代就胸怀爱国救国之志,积极参加当时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张之洞“乖僻”爪录

晚清洋务重臣张之洞位高权重,才华横溢,却又性情乖僻,其言其行多与常人迥异。张之洞待人接物傲慢异常,尤其是对那些初出茅庐的后生晚辈,初见面时常以长者自居,设局刁难之事屡见不鲜。清末,梁启超到武昌讲学时,曾造访张之洞。一见对方乳腥未干,张之洞的傲慢劲又按捺不住了。他缓缓道：＂听说先生才高八斗、     

为张之洞辩一诬

１８９８年１１月起,流寓日本的梁启超开始在其主编的《清议报》上撰文检讨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痛诋发动政变、再度垂帘的西太后。在论及政变发生的“总原因”时,他指出两点,一是“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一是“顽固大臣痛恨改革”,并将顽固大臣分为两类,满族王公大臣如载沣、刚毅和汉族大员如张之洞。在说到张之洞时,他列举了两条顽固事例,其一为“去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拟在湖南内河行小轮船,湖广总督张之洞不许,曰：‘中国十八省惟湖南无外国人之足迹,今一行小轮船,则外人将接踵而至矣。’陈诘张曰：‘我虽不行小…     

孙中山善对联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博学多才,善于对联,孙中山平生撰联虽然不多,然而一旦挥毫,无不见其非凡之才、高雅之气。尤其是所撰挽联,更饱蘸对战友的深情,迸发出对强敌的痛恨,与其文章、演说之词,同为战斗的投枪匕首,冲锋的号角!半联惊大帅清朝光绪年间,孙中山留学归来,途经武昌总督府,想见一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便走到府前,递上名片,上写“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门官随即将名片呈了进去。张之洞当时名声显赫,八面威风,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一瞧名片,很不高兴。哼!好大的口气,遂问门官道:“来者何人?”门官答道:“是一儒生。”张之洞…     

张之洞与晚清名人

鸦片战争前三年出生,辛亥革命前两年辞世的张之洞的一生,基本上是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一生。因而他一生的政治活动自然也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包括流芳千古者和遗臭万年者——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梁启超也说过:“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资鉴者也。”本文试图从张之洞与其所处时代的“许多单个的意志互相冲突”以及他的许多特殊生活条件来展示他走过的道路,期望能“为现代人一般人活动之资鉴”。     

皇帝与高官的戒贪诗

古往今来,刺贪的诗篇何啻千万,《诗经》里的《硕鼠》《伐檀》,骂贪官是硕鼠,是吃白饭;《诗经·廊风·相鼠》咒他们寡廉鲜耻、不得好死：“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张之洞碰钉子

清末重臣张之洞是洋务派人士,位高权重,才华横溢,因而待人接物也就傲慢异常,尤其是对那些头角未展的后生晚辈。 一次,正帮助光绪皇帝变法的梁启超经过湖北江夏(今湖北武汉),顺路去拜访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见对方乳腥未干,张之洞的傲慢劲儿又如江水上涨自然漫出,他缓缓道:“听说先生才华横溢文采出众,老夫倒想见识     

荔湾民居庭院——中国国际园博会之光

被誉为是最具广州民族风情色彩之园林景观“荔湾环翠”于2002年3月获得园博会大奖,广州学者曾即席赠联：“经纶有新语,园林无俗情”。“名园欣折桂,荔苑庆增辉。”     

梁启超楷书对联辨伪

2002年秋天曾陪南方一位学者去看一个拍卖会的预展,展品里有一副梁启超对联,打有朱砂界格,字体是北魏体,显得整饬工谨。联语“酒酣鼻息如雷,叠鼓清笳,迤逦度沙漠。万里夕阳垂地,落花飞絮,随意选天涯”。上款为“寅恪仁兄属集宋贤词句即希两正”。上下联分别注明来源出处,上联边款:“刘后村沁园春,周草窗高阳台,姜白石凄凉犯”;下联边款:“朱希真相见欢,秦淮海如梦令,张玉田满庭芳”(图2)。款作“壬午七月既望梁启超书于北海松馆”。从对联的格式和习惯来看都是梁启超的,似乎挑不出毛病,书风也和常见的梁启超书迹相貌相像。记得那位有几十年研究明清艺术史经历的南方学者一见该联,连声称好,说这是梁启超写给史学家陈寅恪的,对联     

张之洞,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光绪十五年的一天,也就是1889年10月12日,总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温暖的日子。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交卸了总督篆。一番简单的打理后,27日,他登上了一艘名叫“粤秀”的轮船,从此离开了广州。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

关于“诗界革命”的源起,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诗界革命”是梁启超等人在戊戍变法前一二年提出的。《中国学史》说：“在戊戍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而不及黄遵宪。这种观点极有代表性,但值得商榷,原因有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梁启超向政府提出政治质问案,质问政府的对日妥协。谴责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企图置中国于死地,警告外交当局慎思,并认识到“二十一条”对中国造成的隐忧。在参战问题上,梁启超主张加入协约国战团,认为中国应该采取联日疏美的外交政策,以防止日本的“死我之心”。所有这些都表明,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立足于中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特点。     

严复与晚清幕府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张之洞幕府相互倾轧,严复在两者之间艰难抉择。李鸿章及其幕府遭张謇等弹劾,严复始有投奔张之洞幕府的想法。在李鸿章幕府内部,又有“闽党”与“浙人”之争。在内部斗争形势变化,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严复著译以“立言”,剖析李鸿章幕府弊端及在战败中应承担的责任。严复发表《辟韩》,从君臣之义上对甲午战败进行反思,而张之洞命作《〈辟韩〉驳论》,严复与张之洞交恶。严复针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提出中体有中用,西体有西用;还抨击张之洞师法日本之“新学”及对“西学”的偏见,谴责张之洞干预教育制度。严、张交恶既有派系之鸿沟,又有“西学”、“东学”之分歧。严复作为政治家在李鸿章幕府并无过人之处,与经世立业相比,严复在著述立言上的功绩较为引人瞩目,这与晚清倡导新学分不开。严复等在李鸿章幕府中倡导“学新”,形成有别于张之洞及其幕府倡导“东学”的价值趋向。     

戊戌前後诸政事（上）

本文根据“张之洞档案”中的若干机密文件,揭开戊戌前後诸政事的内幕：刘坤一查办张之洞被弹劾案,容闳、李提摩太、刘鹗在戊戌前後的表现,张之洞与李鸿藻的关系,岳州自开通商口岸,张之洞与日本政界联手驱逐康有为出日本,奖励广东绅士“报效”逃亡西安的清廷以及废黜“大阿哥”溥儁等事件。这些虽非重大的政事,但对戊戌前後的清朝政治起到了相当重要或非常微妙的作用。本文分上下篇刊出。     

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兼谈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

本文根据“张之洞档案”中所藏电报、信件,全面考察张之洞与杨锐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这一考察揭示晚清从甲午年（1894）到戊戌年（1898）的政治内情。最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起,杨锐即常住北京,充当张之洞的“坐京”,为张之洞提供政治情报并办理各种交待事务。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了大量的指示,并在杨锐被捕後积极进行营救。本文还证明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的作者不是李焜瀛（符曾）,而是杨锐。     

“平生不作第二人想”

张之洞曾中探花,这也该算是“高中”,但据说他对此十分沮丧,甚至打算自杀——他有个口号,道是“平生不作第二人想”。对他而言,考个第二名就是失败,考了个第三名,虽被美称为“探花”,对张之洞而言,就太倒霉了。     

近代广州长堤的兴筑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关系

长堤马路建于1886年,为广州修筑马路之始——似乎这已是广州近代史的常识。但根据《张襄公全集》记载,张之洞于1889年初才批准开筑长堤。“1886年”这个错误,最早见于1931年梁鼎芬等编《番禺县续志》记载中“光绪十二年”的说法。此外,学术界对以下诸问题的讨论仍未充分：长堤竣于何年?为何筑堤?与广州城市发展有何关系?本希望以原始资料为基础探讨有关问题,为这起对广州市政近代化有重大贡献的事件勾划出一个梗概。     

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庚子事变后清廷宣布实行新政 ,要求内外臣工献计献策。在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倡导下 ,先有各省督抚联衔会奏的动议 ,后演变为由刘坤一领衔与张之洞一起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三折》由张之洞主稿 ,其主要思想来源仍是以《劝学篇》为中心的变法思想主张。《三折》推动了清末新政的开展 ,同时 ,对于确立张之洞在新政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也有重要意义     

张之洞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过程中的言论述评

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的过程中,张之洞和盛宣怀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张之洞主张先办铁路后办银行,不愿意保举盛宣怀创办并督理银行,迟迟才同意对御史管廷献的奏折列名复奏,并对中国通商银行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其思想动机,本质上是利益之争,是为了防止盛宣怀由控制中国通商银行进而控制芦汉铁路。张之洞和盛宣怀之间的派系矛盾、张之洞重“官”轻“商”的“官本位”思想及其现代银行意识的淡薄等因素也都影响到他对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态度。     

大众传媒与五四运动“内除国贼”目标的确立

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受北京政府委派,以个人身份在巴黎进行民间外交。但梁启超的外交活动被许多人误解,国内一些报纸刊发章,抨击梁启超亲日卖国,从而激发了大众传媒声讨“卖国贼”的高潮。巴黎和会以前,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虽然卖国,但由于他们的行为不被人们知晓,人们没有视之为“卖国贼”,到和会召开时,三人的卖国行为渐为人知,他们也成为五四群众运动中声讨的直接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