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五十年前东京采访

1947年夏,有一批日本侨民和战俘从上海遣返日本。当时,国民政府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的管理日侨俘处长邹任之同意,由《改造日报》社派随访记者同船去东京;我就以记者身份搭乘美军运输舰,由上海直航日本横须贺港,再转乘火车到东京。目的是想设法采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情况。     

希特勒心理报告首次披露

日本侵华时,曾经利用恩威并施的手段,将居住在日本偏远地区的贫苦国人,以“开拓团”的身份骗至中国定居。至1952年,仍有3万多名在华的日侨有待遣返。这些日本侨民许多已经和中国人结婚生子。大部分日侨对中国也有很深的感情,但也有一部分想回国的日侨,由于当时日本政府的百般阻挠,因此一直都没能和亲人团聚。     

日本侨民遣返问题揭秘

日本侵华时,曾经利用恩威并施的手段,将居住在日本偏远地区的贫苦国人,以“开拓团”的身份骗至中国定居。至1952年,仍有3万多名在华的日侨有待遣返。这些日本侨民许多已经和中国人结婚生子。大部分日侨对中国也有很深的感情,但也有一部分想回国的日侨,由于当时日本政府的百般阻挠,因此一直都没能和亲     

抗战时期日本对在华外国宗教的态度——基于日本领事馆调查档案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官方针对在华外国宗教展开调查,其中日本领事馆扮演了重要角色。领事馆除了在调研机构和外务省之间传递情报外,还通过下属警察体系直接开展调查活动。在华日侨和在华西人宗教均被其视为外国宗教,其中日侨也涵盖了朝鲜侨民。日侨宗教调查反映出日本对日侨宗教团体的管控和利用,是日本国内宗教政策和政教关系的海外移植。西人宗教调查则反映出日本对西方政治势力与排日运动相结合的隐忧,日本在防范和打压西人宗教的同时,也试图对其加以怀柔和笼络,最终利用日本宗教人士彻底控制了西方宗教。     

1932年青岛日侨一一二暴动研究

1932年1月12日,日本驻青岛居留民团,以青岛《民国日报》刊登有辱日本天皇的新闻为借口,煽动并组织部分日侨进行暴动,相继捣毁青岛《民国日报》社及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导致当地局势骤然紧张。在中日双方的紧急交涉下,暴动很快得以平息,当地秩序也逐渐恢复正常。日侨暴动并非情绪失控所致,其真正目的,在于为日军出兵青岛寻找借口。由于暴动是日本居留民团单方面蓄意制造,而且青岛并非日军发动进攻的理想地点,最终暴动未能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支持。此次偶发性的暴动,与随即发生的上海日僧事件,并无直接关联,但暴动的发生与处理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国民政府,致使其警惕心降低。此次暴动间接的、但却有效的配合了日军在上海的行动。     

战后中国对东北地区日本侨民的安置和遣返——近现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妥善处理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

从1946年4月到1953年9月的8年里,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战后经济困难,百废待举的严峻形势下,不惜一切代价,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将东北地区的150多万日本侨民平安遣送回日本.在整个遣返过程中,中国人民对日本侨民始终体现着宽厚仁爱,讲究人道,尊重人权的崇高精神,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正义、慷慨、宽容、谦和的伟大品格.同时,遣返日侨使长期存在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性移民问题得以妥善处理,为战后中日两国重建睦邻友好关系,实现东亚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战犯城野宏的忏悔录

城野宏,在日军占领太原期间,曾任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名义上是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应聘者,实质上是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的政治要员和侵华日军总部安插在汪伪政府内的代理人。抗战胜利后,为继续控制山西,确保并利用山西的丰富资源为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服务,他提出了日俘“残留”山西的理论,诱胁日俘和日侨万余人“残留”山西。这一谬论正好与阎锡山利用日俘维持其统治的想法不谋而合,故深得阎锡山重用,曾任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少将总队副、“合谋社”军事组长等多种要职。     

战后东北百万日侨的命运

自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借助其战胜者的武威,不断向我大陆,尤其是东北地区实施移民政策,为精神征服、物质掠夺服务。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月余,日本军政当局即制定了“向酝酿之中的满州国迁移日民”的方案,使得东北日侨逐年递增,至1945年夏,自誉为“天皇使者”的东北日侨已达110余万。     

战后中国对东北地区日本侨民的安置和遣返--近现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妥善处理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

从1946年4月到1953年9月的8年里,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战后经济困难,百度待举的严峻形势下,不惜一切代价,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将东北地区的150多万日本侨民平安遣送回日本,在整个遣返过程中,中国人民对日本侨民始终体现着宽厚仁爱,讲究人道,尊重人权的崇高精神,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正义,慷慨,宽容,谦和的伟大品格,同时,遣返日侨使长期存在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性移民问题得以妥善处理,为战后中日两国建睦邻友好关系,实现东亚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调查”走向“施疫”:近代日本对东北畜疫的因应(1895-1945)

甲午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东北频繁爆发的畜疫严重威胁当地日军和日侨,促使日本开展应对性调查,调查机构由驻地日军转为当地日本各领事馆、朝鲜总督府、关东厅等,调查方式由被动接收报告转为主动开展区域调查,调查内容由畜疫损失转为畜疫识别,调查后采取临时性与制度性结合的应对举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畜疫调查网络化、精准化",日、满、鲜"多机构在中国东北实施军民联合的全境调查,调查内容集中在炭疽、鼻疽病细菌武器化的可行性研究。1937年,"军用细菌研究"命令直接促使畜疫调查转向细菌武器的研制、试验与实战,走向国家性主动"施疫"。     

1946年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始末

本文依据大量档案和国内外文献资料,认真梳理了1946年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的基本史实,概述了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的安排、部署和实绩,总结了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工作的四点启示。     

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及其遣返

1895年清政府被迫"割台"后,国民政府对复台有心无力,直至抗战爆发才开始筹划。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主官,会同军队接管台湾。原本骄横的在台日军和日本移民,瞬间变为日本侨俘。台湾相继成立日俘管理处、日侨管理处,命令日本侨俘向指定地区集中,等待遣返。1946年1月至4月,台湾遣返近17万日俘和29万余名日侨。被征用和残留之日侨,也在台胞强烈反对下,从1946年8月至1948年12月分四批遣送回国。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遣返,既是战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组成部分,也反映了战后初期台湾面临复杂的岛内形势与国际环境,特别是台胞对日本侨俘和殖民统治的切身感受与认识,至今仍值得海峡两岸人民深思。     

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记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晋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及其他军国主义势力,怀抱东山再起的梦幻,策划实施了战败＂山西残留＂：利用军阀阎锡山留用日军对抗人民军队的企图,在阎的＂屋檐＂下暂时荫庇,而以具有独立控制力的军队残留下来,并与残留日侨建立统一体制,幻想着用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的经济复兴,把山西变成日本实际的殖民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幻。山西残留日军将作为重建日本军队的先遣队,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扩张的前进基地。日军残留山西后,提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宗旨,保留武装,伺机给中国人民造成新的战祸,但最终遭致彻底覆灭。     

二战后“残留”山西日军日侨数字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利用山西军阀阎锡山留用日军对抗人民军队的企图,以具有独立支配力的军队残留下来,与残留日侨建立统一体制,幻想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山西残留日军将作为重建日本军的先遣队""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发展的前进基地"。日军残留山西后,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宗旨,保留武装,继续战争,在给中国人民造成新的战祸的同时,最终被彻底消灭。本文依据原始档案、侦讯日本战犯实录,参看解放军指战员回忆录,民国山西军政人员亲历亲闻,结合日本国内相关资料,详细考证"残留"山西日军、日侨人数,及遣返回国、作战死亡、被俘被捕等相关数据而作。     

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医疗“宣抚”考论

1937年11月初,华北大部沦陷,沦陷区因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原因而遭受疾疫侵扰,沦陷区的公共卫生安全及日军日侨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集同仁会、北支诊疗救护队等日本医疗团体之力,并通过操控华北日伪政权,开展以诊疗防疫为主的医疗"宣抚"工作,在华北沦陷区构成了南北覆盖、分区统筹的诊疗防疫网络。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医疗"宣抚"活动是侵华日军医疗"宣抚"体系建立和实践的重要阶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安抚"民心,稳定占领地秩序,保卫日军日侨生命健康,以确保日军在沦陷区的统治利益。     

吉林东部地区日侨俘遣返述略

本文概述了吉林东部地区日侨俘滞留的情况和特点,详述了国共美两国三方为遣送日侨俘所做的努力,总结了吉林东部地区日侨俘遣返的历史经验.4万日侨俘安全遣送充分反映了吉东政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当地人民宽厚善良的人道主义精神.     

侵华日军南京慰安所研究

日军占领南京后，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策划下，1937年12月22日也就是日军占领南京9天后，傅厚岗慰安所已宣布开业。甚至有日本兵回忆，在占领南京前，汤山已有慰安所了。日军慰安所的类型有日军开设的安乐酒店、松下富贵楼等；日侨开设的浪花楼、吾妻楼等；以及伪政权开设的大华楼、黄泥岗、华月楼等慰安所。目前的研究结果可以确认，南...     

幕末与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上海认识——从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到远山景直的《上海》

对于幕末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同时上海也是世界、尤其是西洋的上海,租界区域出现了与此前的中国本土迥然相异的新的样态;再次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上海,19世纪末期以后,在虹口一带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日本人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组合、多重叠加、既相对分离又互相交融、同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都市,对于正在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近代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首先是对于以上海为媒介的中国的认识,其次是对于与上海相关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通过上海所体现出来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因此,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实际上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反观日本本身的泰照系,     

日本战领汉口前后外侨的状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在汉口有一个日本居留民团.该民团是日本外务省和当地日本总领事馆认可的当地日侨的一级行政管理机构.但由于日本的侵华,导致汉口的反日活动,汉口的日本居留民团的日子很不好过.汉口被日占后,居留民团的人数成倍增多,这自然是随着日军的侵略而发展的.     

广州日俘日侨遣返问题研究

日本战败后,在美国协调下,中日两国迅速着手遣返在华日俘及日侨.在华南地区,广东军政当局以日军第二十三军10余万官兵及少量日侨作为收容、遣返对象,并以广州为中心推进有关工作.其虽贯彻了国民政府“以德报怨”的处置方针,在美日两方密切配合下逐一完成了接防、受降、缴械、收容、教育、征用、遣返、留用等任务,但在此过程中却暴露出诸多弊端.日俘及日侨对收容待遇并不满足,对战争罪行也无反省,对留用态度迅速转冷,可以说中方宽大的遣返政策并未产生相应效果.以广东一地观之,华南地区遣返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日方的配合与美方的监督无疑是重要因素,对广东军政当局自身擘画之功不可评价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