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运动先驱者李文宜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周恩来在上海》电视连续剧中,观众可见到,周恩来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罗亦农被捕杀害之后,亲手将罗的一份遗书转交给上海的一位地下党女干部,遗书简单地写着：“望你学我之所学”。这位女干部就是当时罗亦农的新婚妻子李文宜。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

1937年5月29日,中共在兰州设立了红军联络办事机构。7月29日,谢觉哉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兰州。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原兰州红军“联络处”先后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简称“八办”),负责甘肃、     

蒋介石给中共军队发了多少军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应中共的要求开始向红军提供经费,他向红军提供的第一笔经费是50万元的善后款。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安抚红军,放手解决张、杨的问题。1937年1月31日,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根据蒋介石的指示,1937年2月1日,主持西安事变善后工作的顾祝同在西安向中共代表李克农表示：“第三者（中共）经费由杨虎城先发50万元。”2月2日,顾祝同派人将善后款50万送抵西安,2月4日再经杨虎城交送给周恩来,同时顾祝同还承诺以后每月给红军20万元。     

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福建发生反蒋事变。面对这一重大变故,中共心态十分复杂,公开表态和实际做法也有相当距离。应该说,福建事变爆发后,中共内部对尽可能保住十九路军这一反蒋力量尚有共识,在军事上也给予了一定帮助。但在当时背景下,红军和十九路军的共同作战尚难实现,中共设想的战争计划是在江西趁国民党军之虚,以红军主力出击南昌一线,既围魏救赵,又扩大自己。这种一石数乌的计划,是当时中共顾虑多种因素、应对复杂形势的产物,体现着一个理论依赖颇强的年轻政党面对复杂形势的困惑与抉择。     

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

●八路军名将左权将军是中共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最高级别的将领。左权牺牲前曾被视为“托派”,虽然他仍受到重用,在红军及八路军时期屡建战功,但长期背负这一沉重的包袱不能洗刷清白,使他极为苦闷。在《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一文中,对左权的牺牲提出了疑问,并对其“托派”嫌疑的由来及相关问题作了回顾。     

遵义会议后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不是党中央军委?——与王健英同志商榷

《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一期王健英《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变化概况》一文,认为遵义会议后军委的情况是:“军委”领导小组(实际就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红军前敌指挥部”司令员朱德、政委毛泽     

富田事变始末

富田事变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1930年,在江西赣西南苏区刮起了一股令人胆寒的旋风,即在党内及红军内部大抓“AB团”,由此激发了红20军12月富田兵变,给当时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AB团”并非子虚乌有,系 1927年 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指使段锡朋等人在江西成立的反共组织──“AB反赤团”,但仅不足3个月,该组织便在革命力量的打击下瓦解不复存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当时历史环境及革命斗争形势的错综复杂,“AB团”竟成了中共党内某些入手中的棍子,使相当一批苏区干部及红军将上遭到严酷迫害…     

叶挺受任新四军军长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

1934年秋,红军主力长征后,分散在湘、鄂、赣、豫、皖、浙、粤、闽八省边区的红色游击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空前残酷的“清剿”,坚持了史无前例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了“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的高潮。“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同意将中共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承认中共对该军的绝对领导权。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     

全面抗战前红军改编谈判中的国共较量

中共是蒋介石的劲敌,也是西安事变善后的主要对象。蒋介石欲收服中共,中共要联蒋抗日。双方不同利益取向却有共同的抗日诉求。抗日促使双方和谈,以达成共识。红军安置问题是双方谈判的重中之重,以此为中心,国共展开较量,围绕红军防地、人数、编制和领导权等进行博弈。蒋介石极力压制中共要求,中共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还未完全撤离西安,以及国内的抗日氛围,要求蒋介石满足红军改编条件。受国际博弈和国内政争影响,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时而妥协、时而强硬,中共有限度忍让同时对原则性问题坚决不让步,最终蒋氏不得不妥协,在人数和编制上满足中共要求,但蒋介石觊觎红军领导权并欲控制中共,加之掌控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导致红军改编未能实现。     

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

1931年春天,闽西苏区在当时共产国际错误指导及中共党内极左思潮的冲击下,掀起了一场“肃社党”的狂潮,大批苏区干部及红军指战员被控为“莫须有”的“社会民主党”成员而遭整肃。据不完全统计,有6350人命丧荒野。而制造这场冤案的主谋也在后来纠错中被冠以“社民党”罪名被处决。详情请看《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一文。     

王稼祥历险记

王稼祥是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他首提“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为中共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指导思想。毛泽东称赞王稼祥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王稼祥的一生既丰富多彩,又曲折艰辛,甚至多次遇险,九死一生,这里讲述他几次遇险的经历。宁都会议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使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在强敌压境的严峻形势下显得比前几次更为艰苦。红军在一个月里连续进行了黄陂、东坡两个大的战役,打的虽是胜仗,俗话说,毙敌一千,自伤八百,红军因此消耗过多,减员尤甚。为迎接新的战斗,迅速地补充部队缺额,扩大红军队伍…     

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外有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强敌的围追堵截,内有不同政治、军事主张的激烈冲突,困境中的中共中央和红军几乎每行进一步,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它特别考验着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们的意志、精神和运筹帷幄的本领,也正是由于不断克服“左”倾路线的干扰,中共中央和红军队伍才屡屡实现绝处逢生的目标。重温70多年前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方能明白这支跋山涉水的队伍何以能很快主宰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赎救张辉瓒,一次流产的国共谈判

张辉瓒这个名字,对粗知毛泽东诗词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蒋介石所倚重的这个“王牌师长”自从落入红军之手后,一场围绕赎救张辉瓒的谈判即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而张的结局却在阴差阳错中背离了中共领导人的初衷。     

红四门暨南江城墙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农历正月初七日)红四方军解放南江城时,群众敲锣打鼓举着红旗,迎接红军从东门进入城内。红军政治部錾字队将城门上“迎晖门”三字换刻成“红四门”三个大字,作为红四方面军解放南江城的永久纪念。红四方面军粉碎川敌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后,红军又在城门洞外内遍刻了“庆祝红军伟大胜利!”“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国民狗党!”……等十五条标语。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四七团亦沿着红军进军路线,由“红四门”入城再次解放南江,使这一重要的革命纪念地,增添了新的光辉。     

中央苏区最早的红色印刷所

<正>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有一家毛铭新印刷所,它是中央苏区最早的红色印刷所,被毛泽东形象地称为“制造精神炮弹的兵工厂”。开办毛铭新印刷所的毛家兄弟以印刷所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印刷红色刊物,搜集传递重要情报,掩护转移干部和物资,为红军赶印《中共六大决议案》《十大政纲》《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印刷所成为宣传革命事业的一件“利器”。     

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的调查研究(1928-1932)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创建工农红军,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8年至1932年间,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利用多种情报渠道对红军的兵力结构、军事活动、武器装备以及战术策略等进行了广泛调查。这些调查分析了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理清了红军与中共的关系,预判了红军的发展趋势,供其制定对华政策时参考。日本通过上述调查,认识到红军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现实需求和历史必然。     

隐藏的记忆：红军成立纪念日确立前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

早在1928年,南昌起义参与者已开始纪念南昌起义,这是中共纪念南昌起义的首次实践。1929年6月,在贯彻共产国际关于举行反帝战争日运动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发出了纪念南昌起义的号召。此后,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像一条隐形的线索,藏于反帝战争日运动之中,与其并轨而行、高度融合,先是在1929年通过罢工游行等温和的示威活动来表达,尔后在1930年转以武装暴动的激进方式来传递。从1931开始,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纪念南昌起义”之意蕴,逐渐从中共“八一”工作中被剥离,到1932年已基本消退。红军成立纪念日确立前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及其变化,是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为何中共领导人多用“化名”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领导机关迁移到延安之后,当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末尾常署“洛恩博泽”四字,不熟历史的人可能不知,这是四大常委名字的简写：即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其中的“洛甫”、“博古”都用的是化名。     

在畏惧与自信之间：红军东征前阎锡山对中共的防范

红军东征前,华北局势动荡,陕北苏维埃革命蓬勃发展,对阎锡山的统治秩序造成冲击。阎锡山研究苏维埃革命,既产生畏惧心理,又赞赏中共的民众动员,认为军事防共无用,提出山西全体总动员之防共,着重从政治方面笼络民众,利用富人阶层改变不良政治和社会风气以防共,试行土地村公有以“消共”。受南京中央政府压迫,阎锡山派兵赴陕协助“剿共”,通过驻陕晋军将领汇报,对中共有了更多了解和认识。中央红军转战陕北,阎锡山对中共的军事防范日趋主动,自我感觉防共较有信心,结果晋军防共体系遭到红军重创。阎锡山久经政治变局,多能从容应对。可是面对中共革命,阎锡山高度紧张和焦虑,费尽心机,多方研讨并获取中共信息,对中共革命的认知较为深刻,但应对策略违背经济规律,停留于空想层面,无法消除苏维埃革命并突破当时新旧博弈的社会结构。     

蒋介石逼杀潘东周

1934至1935年,在张学良任豫鄂皖“剿匪”总部副总司令期间,出了一件当时轰动武昌的泄露军情通红军案,案犯系张学良器重的中校机要秘书潘东周。张学良为蒋介石所迫,最后无奈地将其处决了。潘东周（在机要组的名字为潘文郁）何许人也？在“剿总”里一时无人能说清楚。其实,他是一个被捕自首过,后又重新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中共北方局特科联系。一说他是中央特科的成员,直属周恩来领导的。遭受王明打击报复,落难北平潘东周,号文郁、问友,笔名冬舟,湖南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同届,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