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铁路争议看淮系集团的政治运作

在近代中国,首先提出建设中国铁路的是洪仁玕,但格于时局未能实行.接着西方列强也提出了修铁路的要求,同样也未能允准;19世纪70年代初,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私自修建的吴松铁路甚至被清地方当局购买拆毁.在"两宫也不能定此大计"的朝野守旧氛围下,李鸿章、郭嵩焘、丁日昌、刘铭传等淮系要员,能够因时乘势,互相呼应,放胆直陈,掀起了建设近代铁路的争议,并在随后的实践中付诸实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功不可没.     

评郑大华新著《晚清思想史》——兼谈晚清思想研究的若干问题

郑大华教授的新著《晚清思想史》(以下简称郑著),2005年11月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认真研读了这部洋洋洒洒52万多字的著作,发现郑著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晚清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起点、发展过程、突出表现、主要遗产以及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作了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提出了不少颇为新颖的观点,是一部很有思想和价值的学术著作,值得一读。概而言之,郑著的主要创新之处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晚清思想的研究对象作了新的界定。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过去还没有以晚清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反映这…     

震动晚清政局的云南报销案

在云南报销案期间,御史弹劾军机大臣受贿巨万,王文韶因此离开了军机处,李鸿藻承认接受过“炭敬”。奕主张严查“炭敬”之类的贿赂,翁同和等与之多次激烈辩论,使晚清政局产生了不小的震动。最后,慈禧还是采纳了翁同和等人的意见,“炭敬”之类的贿赂不予追究,因为这一类的贿赂由来已久,官场习以为常,清政府的腐败已经积重难返,牵涉的人太多,已经查不胜查了。     

清末农会述论

清末农会的兴起是在民族危机加深与农业生产衰微的社会背景下,由实业救国人士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倡导,以及“新政”的推动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07年7月成立的直隶农务总会,对于各地农会的相继建立起到了前驱先行的作用。清末农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系统,开展了较为广泛的农事活动,同时也呈现出了成员构成的复杂性、组织制度的近代民主性、团体活动的民间性、机构权限的官督性等特点,她是一种旨在农业改良、依附于政府的咨询性的近代社会团体。     

清末新政与奏折制度变迁

庚子事变爆发后,两宫西逃至西安,军机处奏准全面暂行改题为奏,接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暂行改题为奏方案。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清廷颁布废除题本、改题为奏上谕,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执行办法。改题为奏之后,外省奏折数量大增,加重了皇帝处理折件的负担,并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宣统二年,宪政编查馆提请各省循例具奏事件改咨各部,得到了摄政王的部分批准。随后,在内阁官制的拟订中,奏事权问题成为重要的争议点。宣统三年下半年,责任内阁成立后,与各部酝酿重要事件须经阁议,并缩小各部具奏事件范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内阁成立,更是垄断奏事权,清朝皇权名存实亡。清末新政的迅速推进,导致奏折制度的快速变革,甚至动摇了皇权的根基。     

从蒙古法看清代法律多元性

法律多元性研究目前在西方法学界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些学者的研究工作揭露了土著社会群体在国家所发布的法律外展开的保持法律自治权的策略[1].法律多元论是否适合描述清朝法制?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尤其当我们谈到对边疆民族法的时候[2].事实是清朝扩大了国家的版图并巩固了对一些少数民族的统治.     

论晚清时人对古代王朝观的反思与批判

晚清时期对古代王朝观的反思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以及“朕即国家“、“国家是君主一家之产业“这两个主要观点之深刻反思和尖锐的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既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主要内容和鲜明标志,又是晚清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西风吹拂下的晚清民国艺术

晚清民国,中国艺术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是西风吹拂下的艺术,是中西杂陈、新旧交并的艺术,西方艺术的写实主义被引入作为革新旧艺术的利器。20世纪中叶由于社会原因,中国艺术又从写实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处于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关注社会,心系国家,把艺术革新跟社会革新、跟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内外交困",这一切也都是因为"内外交合"。     

在国业与家业之间--晚清报人陈范评议

陈范是晚清时期民间报人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不仅对报业发展富有远见卓识,而且在主掌《苏报》期间,展现出过人的报业才智。陈范接办《苏报》固然存在商业动机,但是襟怀天下、以道自任的人本性却使他更加倾向“以清议救天下”,因而《苏报》始终能独持思想个性,弹奏时代的主旋律,成为引领舆论风骚的报界巨擘。     

清末广州居民的集庙议事

在清末报纸有关广州的新闻报道中,“集庙”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组。所谓集庙,指的是某一个街区的居民在街区的庙宇中议决处理本街区的事务。街庙通常有固定的收入,而绅商则是街区的领袖人物。“集庙”讨论的问题包括本街区的公益事务、解决各种民事纠纷、处理被获案犯、向官府提出街区的要求或申诉。官府往往会把一些事件交坊众集庙议处,而坊众有时也会集庙抗议官员、团勇、警局的不公对待。广州的街区组织和坊众集庙议事的方式,对研究中国的“市民社会”,想念会有一定价值。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