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活动述论

20世纪40年代,为了切实掌握新疆的地方政权,中国国民党坚持在新疆建立自己的省党部组织。显然,这种行为触犯了盛世才等新疆地方统治者的利益,最终引起了他们与南京政府之间反复而激烈的斗争。在这一时期,随着国民党对新疆渗透的持续加强,南京政府终于夺取了对新疆的实际统治权力,从而使国民党新疆省党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

自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围绕领导权的继承问题,引发无数次党内分裂。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大批粤籍党国领袖。孙中山生前在有意无意间扩大了粤籍党员同他省党员间的矛盾。随着国民党从广东走向全国,特别是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不断提高,蒋同粤籍领袖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     

论"丁家党"在南京政府建立时期的作用

以丁惟汾为首的"丁家党"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建立过程中,曾发挥过十分特殊的作用,一度形成了"蒋家天下丁家党"的格局.一方面,它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支持,改变了国民党中派系力量的对比,削弱了反蒋势力,为CC派的迅速崛起和"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权力分配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与活动,使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复杂,加剧了南京政府的动荡和内部斗争.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组织危机及其应对措施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在组织上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在原有存在严重不足的基础上,数量上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削弱,因而,出现了极大的组织危机。本文对危机的状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应对危机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尽管国民党在加强体制建设、加强党员训练、强化国民党对政权和军队的控制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回应,使国民党从上至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建立起了直接控制的权力网络系统,也形成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是,国民党借助行政和军队权力系统扩大组织规模,尤其是排斥"志愿"和遴选性的强制性做法,使组织规模的扩大采取了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方式,其结果,规模固然扩大了,但国民党组织的品质严重下降。党与军、党与政、党与群混淆不堪,流弊丛生。同时,由于国民党组织与行政、军队权力系统在形式上、人员上都严重重合,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向官僚统治和军事独裁发展。     

国民党实权派的哲学思想（1925—1949）

国民党实权派的哲学思想（１９２５—１９４９）杨慧清国民党实权派,是相对于国民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阎锡山派等其他派别而言,指以蒋介石为首的掌握国民党实际统治权力的一派。国民党内派别林立,争斗激烈。蒋介石派能在其中取得实际控制权,并能统治中国社会达２...     

国民政府五院政体下的权力模式、领袖专权与外交制衡——对王正廷弹劾一案的史料解读与透视

本文考察的重点是发生在1931-1934年间,由国民政府监察院发起,对位至外交部长高位的王正廷进行的一桩弹劾案。由于该案在处置过程中几经曲折,该案的审理历时近3年,涉及机构既有国民政府、五院,也有中政会、中常会等国民党的权力中枢,关系人物涉及当时国民党党政两界的诸多名人显要。故从案例分析入手,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对此案进行深入考察,不仅对国民党"党治"下五院政体的权力结构、运行和监督机制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对这一时期国民党上层人士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蒋介石对权力的驾驭和操控都是一个很好的揭示。     

三十年代的冤狱赔偿运动浅论

三十年代的冤狱赔偿运动浅论徐思彦１９２７年国民党上台以后,在全国建立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剥夺、践踏人权。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没有民主自由权利,甚至连起码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引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普遍不满,争民主、争人权的斗争日趋高涨...     

影艺的政治:一九三○年代中期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建立之后,在左翼电影勃兴的现实威胁下更趋保守的反映,也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形成并完善的重要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对电影的集中管理与控制。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既有对前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工作的继承性,也有其自身工作的拓展性。就国民党创设其初衷而言,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自有其成效,但又并不完全似国民党当初之预期。     

溪口,蒋氏故里的乡情约定

蒋介石虽做到了国民党总裁,但在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曾经三次下野,每一次,溪口都成了他人生失意时的栖居地,让他疲惫的人生得以憩息。家乡给了他庇护和抚慰,之后他又重新登上了国民党权力的顶峰……     

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

1927年春,蒋介石为了对抗武汉政府所采取的种种削弱其权力的措施,开始利用帮会势力曲折夺取所占领地区的党政权力。在与老资格国民党人反复磋商之后,出于另立中央、确立自身合法地位的目的,发动了所谓“清党”行动。全面夺权目标实现之后,另立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又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发动了影响面更大的第二期“清党”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没有达到初衷,反而因其所造成的各种权力重新洗牌的局面,以及事实上向改组以前回归的倾向,使得原本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部更加分化。     

Archaeology of the 1980s through the objectives of the 1970s.

In the author's view the contemporary detente and the spirit of Helsinki may spread historical optimism like that established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 The likeness of mentality leads to a retreat in fashion everywhere, and archaeology will hardly be an exception. Like some others the author also predicts an archaeological structuralism and considers its possible realiz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damned question’ of archaeology ‐ the change of cultures. There has here been sounded an unexpected call to dig less, and one more expected ‐ to theorize more.     

金朝史实对清初政治的影响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重视吸收汉族文化 ,对于金朝的历史尤为关注。他们把金朝史实应用于各种实践中 ,主要包括论证得到政权的合理性、政权建设、外交活动、训诫满洲贵族等方面。     

20世纪30-40年代的实业界星五聚餐会

星五聚餐会是由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发起而逐渐形成的一个以定期的聚会、座谈为主要活动方式的社会团体。1932年3月,该团体开始在上海举行定期聚餐座谈,抗战时期先后迁到香港、重庆等地举行,抗战胜利后主要在上海、重庆举行,一直延续到1952年为止。在前后20年间,星五聚餐会的聚餐座谈活动多达近千次,极少间断。与聚餐会直接相联系的有各地中国国货公司的创建,以及包括西南实业协会在内的抗战时期后方各主要工业团体组织。随着星五聚餐会影响的扩大,在抗战时期的昆明、贵州、桂林、成都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武汉等地的工商实业界中,都出现了星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的基本走向

20世纪已经结束了。 2 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2 0世纪的中国史学同样经历了急剧的演变。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刻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 ,我们很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和反思它在 2 0世纪的发展。大家都承认 ,2 0世纪的中国史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在学界中对这些成就和问题至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这本是很正常的现象。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和切磋来加深我们的认识 ,更好地进行总结和反思 ,从而促使我国的史学在新世纪发展得更快更健康。这就是本刊举办这次学术讨论的目的。应该说明的是 :一 ,这次学术讨论的题目和范围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 ,重点是 1 94 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二 ,讨论的重点是对 2 0世纪的中国史学或其中的某个阶段 ,或某个学派 ,某个学术思潮 ,某个史学分支 ,某个重大专题 ,某个史学领域 ,某种重要现象等从总体上进行观察和评述。一般不对某个具体学者进行讨论和评述。三 ,讨论必须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欢迎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进行平等的讨论。四 ,讨论中的任何意见均不代表编辑部的看法。文责均由作者自负。     

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石油危机对策

面对突如其来的石油危机 ,日本首先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稳住石油供应对策 ,放弃对阿以冲突的“中立”政策 ,采取支持阿拉伯国家的“亲阿拉伯”政策 ,加强同中东产油国关系。随着石油危机的缓解 ,日本又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与西方石油消费大国共同合作避免石油危机再度袭来。与此同时 ,日本在对内政策上大力开展调整主要产业结构对策 ,放弃以重化学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发展低能耗、高科技产业 ,力争从根本上摆脱石油危机的困扰。     

论二三十年代人权派的宪政观

实行民主宪政一直是近现代中国先进分子梦寐以求的目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新月》月刊为阵地,向国民党一党独裁发起挑战,要求以民治代替党治,实施法治以保障人权,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颇具影响的“人权运动”。人权派因此得名。     

Christian co-operation and the ecumenical ideal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is article looks at the early ecumenical movement and the difficulties confronting Christian co-operation. It is particularly concerned wit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oman and non-Roman churches. It explores how a combination of institutional suspicion, individual prejudice,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t both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exacerbated an already complex and difficult situation caused by deep doctrinal divisions and ancient animosity. In addition to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to be overcome in realising the ecumenical ideal, its advocates, despite believing in the principle and working selflessly toward its achievement, harboured severe doubts about the inclusion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which hindered the very task they had set themselves. Insights into this dilemma are provided by the struggle of William Temple,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well known and respected figures in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to overcome his own anti-Roman sentiments and suspicions. Temple's inner conflicts and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events are key components illustrating the complex amalgam of problems that confronted early ecumenists. Post-war reactions following Temple's death to his efforts to facilitate a wartime approach to Pius XII serve not only to extend the insights, but also to demonstrate further the constraints and limitations imposed by secular as well as ecclesiastical politics.     

试论19世纪30～40年代法国共和运动的勃兴

19世纪30~40年代是近代法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共和派为继承大革命精神、发扬共和原则和实现共和制度,进行了持续的斗争,共和运动因此勃兴。这场共和运动方式多样,派别众多,为法国最终确立共和制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