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中国移民创业模式新探

论文在有关加拿大中国移民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从移民经济适应行为的视角,对移民群体特征及其所面临的机会进行了分析阐述,并提出了一个移民自主创业的分析模型。该模型将移民自主创业行为区分为四种模式,即族裔经济、一般企业、海归企业和跨国创业。随着市场环境、母国政策及企业自身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移民企业家的经济活动可能表现为在几种模式之间的过渡或跃迁。对移民经济行为的研究,需要突破传统的族裔经济的视野,把移民的经济参与放在一个社会经济日益开放、国际社区间联系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加以考虑。     

苏格兰地区少数族裔创业与社会资本引入

论文通过调研华裔、印度裔、巴基斯坦裔等少数族裔在苏格兰的创业活动,分析了苏格兰华裔、印度裔、巴基斯坦裔等少数族裔移民的人口与经济活动及创业障碍。认为尽管少数族裔创业对促进少数族裔就业、改善少数族裔群体生活条件、促进地区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少数族裔创业仍存在难以获得外部融资、可获得建议渠道有限、创业动机不太积极、行业过分集中导致竞争激烈以及创业者素质有待提高等局限性。主要原因可归结为少数族裔创业环境的"政策缺失"和"社会资本弱化"。这两点可通过"政府引导"与"社会资本引入"管理制度的创新进行改善和补偿。     

现代的离散者——对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另一种解读

菲律宾裔移民是当代国际移民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们可以在世界130多个国家中发现菲律宾裔移民的踪影。最大的海外菲律宾人群体生活在美国,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已成为美国少数族裔群体中增长最快的一支,是仅次于美国华裔的第二大亚裔群体。因此,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仅仅是美国政治、文化和地理边界内受到各种限制的少数族裔吗？本文将以“现代离散者”是在跨国层面上被社会建构起来的群体这个构想为基础,对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做出另一种解读。     

美国印度裔族群的形成及其经济成就探析

论文概述了美国印度裔族群艰难的移民历程,分析了其族裔人口在新时期快速增长的原因,并着重探讨了它近年来的经济成就和成功的动因。作为当今美国的一个新兴少数族裔群体,印度裔族群已发展为仅次于美国华人的第二大亚裔族群。尽管其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开启于美国1965年新移民法案的出台,但它却在短短四十余年间逐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并在收入、商务、个人发展等方面得到了清晰的展现。美国印度裔族群杰出经济成就的取得并非偶然,而是与它族裔整体上的精英特性密切相关,这一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和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平稳融入。     

跨境流动背景下族裔社区研究进展及启示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跨境流动成为一种常见的地理空间现象，塑造着城市空间和景观，同时作用于族裔社区及族裔经济等，由此带来的多元文化协商进而成为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的重要话题。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跨境流动和跨国族裔社区的相关研究，发现：①国内外关于移民族裔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仍较倾向于关注跨国空间的特征、演变以及脉络；②西方人文地理学界的移民或是跨国族裔研究已展现出较为鲜明的“文化转向”印迹，而国内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③中国城市族裔空间的研究仍以具体的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居多，多尺度、多地方的对比研究较为缺乏。研究立足于国内外移民研究进展，以期更多的跨境流动研究为城市综合治理提出“中国经验”。     

移民行动对跨国空间社会网络的依赖——对浙南移民在欧洲族裔聚集区的考察

论文研究了浙南侨乡移民持续迁徙行为的动因、浙南移民移入地就业和创业的有限选择等问题。认为移民社会网络是指由浙南侨乡与欧洲的浙南移民族裔聚集区共同构筑的跨国空间网络。通过移民社会网络所动员和配置的资源,侨乡居民完成移民的过程,并在族裔聚集区站稳脚跟。移民行动者无论是在侨乡做出迁徙决策,还是在移入地就业或创业,都高度依赖移民社会网络所提供的路径和模式。同时,移民行为也被限制在与网络资源水平匹配的有限选择中。     

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

论文参考有关跨国主义的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分析了移民个人、移民社会以及民族国家在国际移民进程和跨国活动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考察了在美国和新加坡的华人新移民及其社团组织与祖籍国之间互动模式的变化。结果显示,由于国际移民的迁移历史以及移居国(地)结构的多重差异,导致了海外华人社会在人口构成和族裔社区建设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个人、社团、祖籍国和移居国实际上并不是单方面地影响着海外华人的跨国活动及其与祖籍国的互动关系,他们的互动关系还受到国家关系和地缘政治等宏观因素的制约。因此,国际移民参与跨国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更广阔的创业和就业机会,以便提高个人和族群在移居国的社会地位,但其结果因移居国社会的结构因素影响而产生差异。     

从纽约到罗马——海外温州人经商理念、创业模式和运作特点探析

论文通过对温州人和广东、福建等地新老移民群体的比较、美国的温州人和意大利的温州人的比较,分析了海外温州人的经商理念、创业模式、资金来源和企业运作的特点,并据此探讨了全球化经济体系对当代移民的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族裔经济是非主流社会群体被边缘化的结果,而温州人"小生意、大学问""小资本、大流通""小企业、大链接"的海外商业活动却展示了一种新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海外温州人抓住中国国内高速发展的时机,利用他们在语言、文化、人际和社会网络方面的多种优势开创了温州商人跨国生产和商业活动的繁盛,也显示海外华人在发展全球供应链、国际贸易、旅游和多种形式的经济交流中的优势还有待继续研究。     

中国大城市的外国人“族裔经济区”研究——对广州“巧克力城”的实证

本文采用第一手调研资料、通过长期实地调研,揭示广州"巧克力城"—中国的典型非洲人族裔经济区的发展历程与机制。研究揭示跨国商贸者跨越国界展开商贸活动,以族裔经济区为载体,进而推动地方重构的历史进程。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城市的外国人"族裔经济区"的兴起与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密切相关;非裔商人经由非洲到欧洲、北美、中亚、东南亚而后转入中国;在由全球到地方的多尺度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影响下,"巧克力城"的演化已历经三个阶段:兴起期、繁盛期和衰退期,其社会空间也经历了"兴起中的族裔经济区"、"繁荣中的族裔经济区"和"衰退中的族裔经济区"等三种形态,体现当代全球要素与地方要素互动的即时性与不稳定性。     

族裔创业、市场竞争与双向影响——纽约唐人街巴士业发展历程探析

论文以纽约唐人街巴士业的发展历程为例,从族裔创业、市场竞争的角度,探讨了由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所创立的唐人街巴士业,与美国灰狗巴士业的竞争与相互影响。研究显示,唐人街巴士经历了行业发展与调整,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而灰狗巴士依旧保持着行业的领先优势,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外来移民的母国文化及其生活经验有助于他们在异域创业,参与移入国的市场竞争可以促进他们对移居地社会的适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移居地社会的改变。同时。美国本土巴士企业及整个行业,也因为唐人街巴士的竞争而发生转变。跨国移民与移居地社会,通过商业竞争、双向影响而实现优势互补,推动了移民与移居地社会的共同发展。     

从立足到发展:海外移民创业的跨国动态化实践——以法意温州移民为例

本文以旅居法国、意大利的温州移民为例,考察了海外移民从单栖创业到跨国两栖创业的动态演变过程。研究发现,温州移民的两栖创业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祖籍国到定居国的商品流动;第二阶段是从定居国到祖籍国的商品流动;第三阶段是两国实业生产的对接。海外移民创业的跨国动态演变,与定居国的移民政策、产业结构、世界经济格局、祖籍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移民本身的创业网络发展不可分割。温州移民在跨国空间开展创业活动,将祖籍国、定居国和自身都嵌入了全球价值链的环节,既对接了两地需求,又开拓了新的创业空间。从单栖到两栖创业动态实践是海外移民应对创业环境变化和创业网络成长的主动适应性策略。     

加拿大华人和印度人政治参与比较研究 ——以近两次联邦大选为例

论文梳理了加拿大华人和印度人政治地位的变迁历程,以2015年和2019年两次联邦大选为观察对象,比较分析了加拿大的华人和印度人在选举参与和政治融入方面的状况。研究发现,加拿大的华人和印度人的参政状况都有明显改善,在最近两次大选中取得可喜成果,这与移民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密切相关。比较而言,华人的政治代表水平、政治融入程度和政治影响力与印度人存在较大差距。族群的政治社会化水平是导致两者参政效果差异的核心变量。华人缺乏熟谙选举规则和竞选话语策略的政治精英、高效动员力和宗教凝聚力的族裔组织、较强政治效能感的族群成员以及对政治形势的准确把握和运用,这些因素制约着华人有效参与加拿大政治活动。     

西方国家移民聚居区研究进展及启示

西方国家对移民聚居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美国“芝加哥学派”,随后经历了同化主义、多元主义、异质本地化和跨国主义研究思潮,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总体上看,对移民聚居区的研究,区位选择方面经历了中心城区到郊区的演变,空间类型包括族裔飞地、族裔社区和族裔郊区,移民聚居区经济经历了单个案例到不同案例的对比研究,形成机制方面从民族团结理论转向不同作用者和空间生产理论,此外,西方移民聚居区还加强了反作用和空间效应的研究。本文在评述西方移民聚居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移民聚居区研究现状,提出中国相关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借鉴之处。     

二战后英国有色族裔社会融入困境研究

二战后,随着1948年6月《1948年英国国籍法》等移民法案的颁布,大量移民和有色族裔移居英国。然而,英国政府和民众对大量涌入的有色族裔移民的忧虑和歧视贯穿始终,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70年代后,有色族裔移民在就业、居住、教育等方面受到歧视性对待,因此有色族裔群体的生存状态堪忧,社会融入深陷困境。     

移民社会资本与双重行业结构——基于墨西哥华人访谈资料的扎根理论分析

跨国移民群体在移居国形成了典型的族裔经济,表现出"依存—发展"的双重行业结构特征。论文引鉴既有社会资本的定义,细分了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以墨西哥华人移民多样本案例为数据基础,构建出社会资本对双重行业结构的建构机制。研究显示,生产机制、维护机制和发展机制构成双重行业结构的三阶段,分别影响了后者的形成、强化和变迁;社会资本的子要素分布在不同的理论范畴的形成过程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比例、强度和关系在三阶段中有显著差异;社会资本通过信任、非正式制度维护族群合作关系网路,进而作用于双重行业结构的建构过程;双重行业结构功能的保护作用明显,并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形塑新一轮的社会资本;核心家庭是移民行为发生的基本单位,构成族裔经济发展的决策单元。     

日本中国新移民研究的新视角:“文化象征社区”理论探析

论文提出了"文化象征社区"理论并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了中国新移民"文化象征社区"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论文认为文化象征社区作为族群归属空间,满足了新形势下走出国门的新移民在主流社会文化冲击下对保持民族性和传承根文化的诉求;作为族群保障体系,文化象征社区解决了各阶层新移民不同层次的适应与发展需求;同时绕行了飞地型移民社区建构的种种障碍,通过嵌入分散式族群羁留点的文化再生与传播,拓展了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孕育了新移民与日本社会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也激发了日本城市文化迈向异质的交融共生。     

中国新移民的教育期望及其面临的挑战、制度限制和社会支持——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例

论文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例,论述了新移民产生的背景、中国新移民在移居国所面临的挑战、移居国的制度限制与社会支持机制的作用,探讨了海外华人移民子女教育的成功因素。认为在西方或东方不同的社会结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下,子女教育问题对于中国新移民家庭来说都是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美国华人家庭面临着种族歧视的结构障碍以及文化和代际的双重冲突,新移民除了依靠自身能力和经济社会背景外,还通过华人社区的社会支持机制来缓解家庭内部的矛盾和代际冲突,使移民子女取得教育的成功。而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新加坡,择优录取的教育制度和中国的应试教育有很多相同之处,中国新移民在子女教育上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制度和结构引致的机会缺失,他们更多依靠自身的经济、人力、文化资本和跨国家庭资源应对新加坡的考试制度和过早分流带来的激烈竞争和焦虑。海外华人移民子女教育的成功,除了新移民由于超高端筛选而有较高起点这个因素外,还因为重视教育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和虎妈式的严管良教,以及与多层面的移出环境和移入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和社会支持机制密不可分。     

历史·族裔·性别 ——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的生存空间书写

论文以《唐老亚》《凤眼》《莫娜在希望之乡》三部美国华裔作家的代表作为例,从历史空间、族裔空间、性别空间三个方面对华裔文学的特点进行分析,发现虽然华裔作家在主题特征上呈现出多元化和世界主义的后现代倾向,但其作品的生命力依然根植于对华裔生存空间的关怀。对抗记忆的建构构成美国华裔族群身份确立的现代隐喻;流动性族裔空间的开拓揭示华裔生存阈限思考的相对化和复杂化;双性同体的性别操演宣布种族和性别联姻的去合法化,暗示华裔生存空间关注的个性化转向。对华裔历史、族裔和性别空间的大胆勾勒映射出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对其民权运动后生存状态的递进式反思以及对其生存空间现实性和可能性的积极开拓。     

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的命运变迁

美国的少数族裔主要包括黑人、拉美裔人、亚裔人和原土著印第安人。20世纪是美国少数族裔经历重大命运转折的历史时期：20世纪上半期．各少数族裔深受种族歧视之苦,毫无权利可言．生活一贫如洗;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少数族裔开展了民权运动,自此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种族问题在美国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90年代以来,美国的种族矛盾再次激化。可见,在将来很长时间里,种族问题仍将是美国国内最棘手的社会问题,少数族裔要在美国社会取得真正的平等,其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国际移民研究热点与华侨华人研究展望

论文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对当今国际学术界国际移民研究的热点进行了评介,剖析重要概念,展望发展趋势,认为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系统性因素,唯有将国际移民置于全球化的大系统之内,方能准确认识其社会影响,正确评价其未来走向。同时结合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现状,对华侨华人研究总体水平进行了回顾,并就一些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