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晚清女学的视觉呈现——以天津画报为中心的考察

自1844年第一所女学成立后,中国女学逐渐成为一个场域,其中,既展示了中西方权力的较量,亦呈现出中国男性知识人对自身力量边缘化的焦虑,以及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在近代社会中所面临的挑战.晚清画报成为展现女学这一场域及其中各种力量较量的主要视觉媒介之一.本文拟以晚清时期天津的几份画报为例,探讨近代女学视觉展现的议题.从艺术表现形式来看,画者往往在图像内绘制观者,以引导阅读者迅速将视线投向图像中心,达到读图之效果.而且,观者对于女学的凝视,不仅限于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凝视,也有社会阶层和身份认同的差异,甚或也会成为中外权力关系的表现方式.同时,画者也经常以细腻的笔触,有意识地在二维图像内,勾勒出一个“内外有别”的空间,使得近代女学和传统社会性别规范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

若干年来,士绅研究一直是晚清史的一个热点,本书不但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个案,而且得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本书认为,在晚清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的士绅阶级开始自我分化,其上层是清末新政的利益获得,权力迅速膨胀;而下层士绅却被急剧边缘化。[第一段]     

马步芳民族政策研究——以政治、宗教为中心

民国时期,青海在独立建省之后,一直处在马步芳家族的统治之下。马步芳当了省主席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在青海的统治,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民族政策,本文就政治、宗教两方面展开论述。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从财政收入角度浅析晚清财权外转——以晚清海关为中心

晚清中央政府对财权控制的削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财权下移和财权外转,财权下移主要是由于国内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而财权外转则更多的是国外列强侵略的结果。随着列强的步步紧逼,这种财权外转的趋势愈演愈烈,其中财政收入权的外转开始得较早,列强通过低税率、免税、减税、退税、偷税、漏税等等手段不断侵吞着原本应由清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这就使得本已处在危机中的晚清财政更是雪上加霜,最终在财政危机的频频冲击下清王朝为辛亥革命所推翻。     

晚清民初皖北税制与运行特点--以涡阳县为中心的考察

清政府平定捻军以后,拨阜阳、亳州、宿州、蒙城之地设立涡阳县。清朝后期和民国初年,当地税则混乱,人民困苦不堪。百姓负担大体包括正赋、正赋附加和杂税三部分。在征收时,作为基本依据的土地、人口无准确数字,税率变化频繁,且具有明显的掠夺性。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

晚清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管的失控 ,财权的不断下移以致崩溃 ,构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其间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 ,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 ,并使得这一关系更为复杂和特殊。     

浅析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

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现代的旅游更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各种文化的交融。宗教文化是人类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们的文化思想、生活习俗、甚至艺术等方面影响重大,是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宗教文化和旅游业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宗教文化不仅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有鲜明特色的、富有吸引力的人文旅游资源,极具旅游价值,宗教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有利于形成有特色的旅游产品,     

晚清时期儒学的格局与谱系

关于晚清文化的研究,学界存有重新学而轻旧学。详今文经学而略汉学、理学的倾向,对儒学内部各派别的位置及其传承谱系缺乏整体把握。历史地看。晚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处于主导地位;汉学拥有广泛的学术基础,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依旧占据传统学术的主流;今文经学的兴起虽然醒目,但其社会基础则不及理学、汉学。     

谊关桑梓:盛宣怀与清末常州慈善救疗事业

盛宣怀是清末著名政治家、实业家和慈善家,他对家乡常州公益事业贡献甚丰,捐资在家乡创办义庄、栖流所等慈善机构。以往善堂、善会等慈善机构和绅商善行义举的研究鲜有关注资助者对公益组织的监管。该文以盛宣怀档案资料为中心,考察盛宣怀对家乡灾赈及慈善机构常州栖流所的经营管理。     

李贽与儒学关系略论

一、批判假道学：对儒学现状的背离 李贽对假道学的批判中,最为人所知的是：“诸子虽学,未尝以闻道为心也。则亦不免士大夫之家为富贵所移尔矣,况继此而为汉儒之附会,宋儒之穿凿乎?又况继此而以宋儒为标的,穿凿为指归乎?人益鄙而风益下矣!无怪乎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①李贽进一步指出,以富贵为移,本来无可非厚,并非必然地要与讲道学联系起来,“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所以那些“无才     

震动晚清政局的云南报销案

在云南报销案期间,御史弹劾军机大臣受贿巨万,王文韶因此离开了军机处,李鸿藻承认接受过“炭敬”。奕主张严查“炭敬”之类的贿赂,翁同和等与之多次激烈辩论,使晚清政局产生了不小的震动。最后,慈禧还是采纳了翁同和等人的意见,“炭敬”之类的贿赂不予追究,因为这一类的贿赂由来已久,官场习以为常,清政府的腐败已经积重难返,牵涉的人太多,已经查不胜查了。     

罗泽南与晚清理学复兴

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不仅对理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且在一些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罗泽南对王阳明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通过辨学进一步强化了程朱理学对陆王心学的强势地位。与囿于道德论的正统理学家不同的是,罗泽南还十分注重讲求经世之道,使理学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     

晚清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运行机制的研究——以循化厅档案为例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关注地方降水情况,要求各地定时向中央奏报雨泽,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雨泽奏报制度。本文主要利用循化厅档案资料考察晚清时期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上的运行实态。州县雨泽奏报在程序上有旬报和月报之分,无论旬报还是月报,格式上均要逐日书写天气状况、降水起讫时刻和降水量多寡。除旬报和月报外,还存在另一种特殊的上报程序,即各属如遇夏雨冬雪要随时上报。统县政区和高级政区长官对州县雨泽上报格式、时限、人员、信息准确性等进行查核,是确保雨泽信息准确的重要保障。州县户房的书吏是具体负责雨泽信息收集并上报的人员,在此之外,农官上报也是雨泽、收成奏报的来源之一。     

晚清国家观变化的时代特色

晚清国家观变化所呈现的强烈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恢廓的世界眼光以及各种国家观念纷然杂陈等时代特色,不仅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更是当时“千古未有之变局”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在国家观念上的反映。上述特色非但使晚清国家观注入了新的内涵,也加速了晚清国家观由传统王朝观向近代国家观的转变;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清末新政与奏折制度变迁

庚子事变爆发后,两宫西逃至西安,军机处奏准全面暂行改题为奏,接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暂行改题为奏方案。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清廷颁布废除题本、改题为奏上谕,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执行办法。改题为奏之后,外省奏折数量大增,加重了皇帝处理折件的负担,并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宣统二年,宪政编查馆提请各省循例具奏事件改咨各部,得到了摄政王的部分批准。随后,在内阁官制的拟订中,奏事权问题成为重要的争议点。宣统三年下半年,责任内阁成立后,与各部酝酿重要事件须经阁议,并缩小各部具奏事件范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内阁成立,更是垄断奏事权,清朝皇权名存实亡。清末新政的迅速推进,导致奏折制度的快速变革,甚至动摇了皇权的根基。     

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两个结合”的构成要素

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的构成要素,最关键的可以归纳为"两个结合":一是"政缘性"与"地缘性"的有机结合;二是"军"与"政"的有机结合。在这两大方面的具体表现上,湘、淮两者既在基本面上类同,也有程度不同的若干差异之处。对此予以论说和解析,便是本文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