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研究：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不同解读

在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中,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基本的出发点和主要的关注点。在考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时,侨乡是考察和理解华侨、华人“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参照坐标。这不仅因为侨乡是华侨、华人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主要区域,是海外移民影响祖籍地社会、文化的“独特风景线”,还因为侨乡研究是透视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实证性研究。虽然海外移民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但侨乡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移民的产物。     

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作用、机制与政策思路

近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对中国软实力问题进行了探讨,但至今未见有从华侨华人和侨务工作视角系统探讨中国国家软实力的研究成果。论文着重探讨了华侨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构建和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影响机制及面临的挑战。认为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华文化的传播、开展民间外交、中国国情和发展模式的宣传介绍以及对中国国家政策和行为的理解、支持和解释等方面,而机制在于通过华侨华人的个人行为和方式、海外华人传媒、华文教育以及华侨华人社团等发挥作用。同时,也要注意到华侨与华人的不同身份对中国软实力的作用和影响。对于如何在新时期开展侨务工作,笔者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世界视野:走出国门的中国新移民》出版

正由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所长赵红英、副所长张春旺共同主编的《世界视野:走出国门的中国新移民》一书于2013年12月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全书约43万字。中国海外移民历史悠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移民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移民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作为华侨华人研究的专业期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刊登了70多篇有关新移民的论文,展现了中国新移民研究的进展与脉     

“华侨华人在丹麦的移民历史和生活情况”讲座综述

20 0 5年 1月 7日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和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邀请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亚洲研究系朱梅 (MetteThun)博士发表题为“华侨华人在丹麦的移民历史和生活情况”的演讲 ,分析和报告华侨华人在丹麦的生活现状、人口概况、移民历史以及丹麦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经济活动和发展趋势等。朱博士指出 ,学者们通常强调中华文化是东南亚华侨华人成功的重要因素 ,华侨华人特有的勤劳、朴素与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是他们在海外赖以谋生和发展的基本信念 ;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 ,华侨华人很容易适应国外的新环境 ,在工作方面取得成功…     

《历史的思考》出版

<正>2015年1月,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的著作《历史的思考》一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集中于华侨华人与海外移民、侨务理论与侨务战略等研究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移民与华侨史",作者从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出发,贯通古今,考察从华侨文化到     

聚焦华侨华人探索中国之梦——“第九届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正2014年6月12—15日,"第九届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本届会议的主题为"华侨华人与中国梦"。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代表参会,共提交学术论文60多篇。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人才引进与"中国梦"。长江学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周敏做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移民:当代国际移民研究的一些思考"的主题报告,对当代中国国际移民的人口流动趋势、"移民梦"与"中国梦"、当代中国国际移民的社会现象对现存国际移民理论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分     

国际移民研究热点与华侨华人研究展望

论文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对当今国际学术界国际移民研究的热点进行了评介,剖析重要概念,展望发展趋势,认为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系统性因素,唯有将国际移民置于全球化的大系统之内,方能准确认识其社会影响,正确评价其未来走向。同时结合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现状,对华侨华人研究总体水平进行了回顾,并就一些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     

新移民:何以新?为何新?

文章分析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出现的华侨华人移民和“再移民”现象 ,对“新移民”的称谓、东道国接收移民的政策、“新移民”与其先辈的不同之处、“新移民”在海外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等进行了探讨 ,并再一次强调了对华侨华人同化问题应有的认识 :既融入在海外的本族群 ,也融入当地的其他族群 ,又保持自己的种族认同     

我与阎锡山海外亲属的一些联谊

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在山西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任职,当时全国正处于“把侨务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的时期。中共中央在转发胡耀邦同志的讲话中指出：“三千万华侨华人是了不起的力量。搞得好,可以变成促进四化建设、实现统一祖国、扩大海外影响、争取国际朋友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还指出：“侨办同国外华侨联络感情,要多想一些办法。”     

广东潮汕地区海外移民形态的新变化

论文介绍了广东潮汕侨乡自由移民的历史传统,分析阐述了该地区移民形态以及与海外经济联系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广东潮汕地区的人口迁移,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侨乡人口迁移从传统的海外自由移民与国内移民并重,转变为以国内移民为主、海外暂居为辅,从而加速了海外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国内归侨侨眷社会向侨属社会的转变。随着侨汇的枯竭,侨乡相应衍生出“旅游贸易”和“非法务工”等涉外经济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当今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国际流转在潮汕侨乡的具体体现。往返于侨乡和海外、从事海外贸易和劳工作业的群体,带有传统意义上的“侨”的色彩。这些新的侨情变化,应该引起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心理文化学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兼论华侨华人研究学科建设

论文简述了心理文化学的发展脉络、核心工具与方法论特点;阐述了华侨华人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视角;探讨了世界“强联结”时代心理文化学用于华侨华人研究的可行性。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文化人类学视角的研究占有重要份量,故把作为文化人类学一个分支的心理文化学引入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学科基础。世界进入“强联结”时代后,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需要研究的新课题,心理文化学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应用有可能在提供比较文明背景、认识华人的文化认同、人际关系、行为模式以及心理调适方面提供帮助。     

Forty Years of Ming and Qing Research Following China’s Opening Up and Economic Reform

Increasingly, Chinese history is becoming a more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academic international history.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light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whereby historical narrative has been able to go beyond more traditional standards of periodization, allowing, for example, Ming and Qing-era historical research to grow and develop qualitatively as well as quantitatively. In this sense, the field has greatly benefitted from the “ideological liberation” which followed in wake of the reform. However in a broader sense, this developmen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with academic exchange. Communications amo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of Ming and Qing history, as well as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has normalized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reforms. This has not only led to a considerable influx of “overseas” historical research to China’s mainland, but has also allowed for a larger-scale access to and cit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by these overseas scholar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have, from this, established much closer academic relations with one another. This tremendous progress made within the field Ming and Qing-era historical research during the past forty years was established upon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assiduous efforts as well as their increasingly frequent exchanges with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academics.     

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

详细评介了国际移民的学术定义;归纳其六大基本类别,指出不同类型的迁移可能相互转化;阐述了当代国际移民发展趋势,并将华侨华人研究置于国际移民的大背景下进行剖析;对由于缺乏对当代“国际移民”相关定义的基本了解而出现的明显错误给予了指正。     

声援、动员、维权——从1930年“萧信庵案”看华侨的民族主义诉求

论文概述了萧信庵被辱事件的经过以及印尼侨胞的声援,国内侨界对“萧案”的舆论宣传和推动国民政府外交交涉;分析了“萧案”背后的华侨民族主义诉求。1930年萧信庵被辱事件,因涉及华侨权益和国家尊严而备受关注。在这一事件中,侨界群体以领导者的身份积极推动案件进展,最终使之发展成为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此期间,不论是“萧案”的舆论发酵,还是“反荷运动”的发起,或是赴京请愿的义举,都无不透露出华侨群体以民族主义为纽带,凝聚社会各界资源,敦促国民政府践行积极外交政策,从而为印尼华侨争取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华侨群体对“萧案”的积极介入,体现出20世纪30年代华侨民族主义具有反帝爱国和就地图存的双重性质。     

关于“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再思考

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生态不断地丰富和改变着＂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内涵,特别是国际关系思想的功利主义化和行政化进程,促使＂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内涵日益融入不同层次的公共政策之中。论文借用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法,从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两个层次对＂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命题的内涵进行了学理性的建构,分析了华侨华人因素在当代国际关系结构中的属性,强调了设计华侨华人战略对中国外交和中国崛起的价值和意义,同时针对华侨华人未来国际化民族取向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大多数华人不能也没有条件选择国际化,他们仍将生活在民族国家之中,只能选择追求平等公民政治权利的多元社会生活。     

多伦多华人超市的空间演变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及案例分析对加拿大多伦多华人超市的发展、空间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多伦多华人超市从原先市中心的中国城向周边地区有明显扩散。多伦多华人超市的发展与加拿大华裔移民的增加有很大的联系。大量华人对中国食品的眷恋成为华人超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其空间分布反映出华人生活范围在不断扩大。而商业店铺租金、政府的税收制度等也促进了华人超市的发展及空间格局变化。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过分强调通过个人努力而实现自我成功,缺少团结合作。因此,尽管华人超市在数量上已经与本地部分连锁超市旗鼓相当,但由于华人超市处于各自为营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华人超市更进一步的发展。     

关于目前华侨华人研究若干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2002年11月15-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举行了"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有幸参加了这一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研讨会,现将会议的研讨成果与本人的思考心得作一总结,以飨读者,并求共同切磋.     

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60年述评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新中国建立后,华侨科学家纷纷回国献身科技事业,贡献卓著;海外华商回国设厂和捐资办学一度非常踊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正确侨务政策引导下,华侨华人掀起支持祖籍国改革开放的热湖。他们大规模来华投资,继续支持科技事业,大力兴办公益事业,积极推动中国统一大业。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史,是国史和侨史不可忽视的内容,其对于制定侨务政策、利用和保护侨务资源、推动祖国完全统一乃至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Encounters the “East Asian World Order”— Post-War Japanese Historians’ Debates on the Tribute System

In this paper, I trace the post-war Japanese genealogy of studies on China’s tribute system (imperial China’s relatively tolerant approach to its foreign rela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English-language work of historian John King Fairbank (1907–91). I emphasize that, together with the sporadic Chinese studies into China’s tribute system prior to the 1950s, it was the post-war research of Japanese historians that inspired Fairbank, who, in turn, further stimulated critical debates on the topic in Japan. I first concentrate on post-war Japanese debates concerning an “East Asian world order” based on a “system of investiture/tribute.” This notion, developed by the Japanese historian Nishijima Sadao in 1962, precisely corresponds to Fairbank’s 1941 understanding of the “tribute system” or “Confucian world-order,” but contrasts with Fairbank’s later, controversial understanding of a “Chinese world order” as proposed in 1968.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I introduce Japanese historian Hamashita Takeshi’s 1980s and 1990s arguments on the “tribute trade system”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ithin this genealogy, contrasting it with the work of Immanuel Wallerstein and Andre Gunder Frank. In the third part, I locate this Japanese genealogy within the wider historical context of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cultural politics. This means that I examine Japanese historians’ arguments both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iograph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