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藏雍正《豫东黄河全图》研究

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黄河河患中心从江南段向其上游的河南段推移,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几任河臣均把治河重点放在河南段。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治河重心的变化推动了雍正年间河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了江南黄河、豫东（河南、山东）黄河的分治。雍正二年至八年（1724-1730年）间,先后担任副总河和河东河道总督的嵇曾筠在河南推行以开挖引...     

高斌《南河图说》与乾隆首次南巡研究

雍正年间黄河河政管理制度的变化,推动了清代黄河图绘制内容和机制的变化;而康熙年间张鹏翮所绘河渠水利图集的内容和形式,也影响了乾隆年间江南黄运河图集的编绘。海内外分别收藏有以江南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工程为主题的河渠水利图集一"南河图说",经考证均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江南河臣高斌、张师载等人在乾隆帝首次南巡的背景下绘制呈送的定本、副本或后人摹绘本。《南河图说》既是河督高斌反映河情、陈述治河政见、彰显治河政绩的工具,也是乾隆帝确定南巡路线、了解河务、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南河图说》的绘制、呈奏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乾隆首次南巡的模式,对研究乾隆南巡和乾隆朝河政运作具有重要价值。     

贾鲁治河

黄河自金代夺淮入海后 ,成为整个元代黄河下游的其本流势 ,河患频繁。元统治者建都大都 (今北京 ) ,政治中心远离黄河流域 ,对河患长时期持消极态度。直到白茅决口威胁到国家经济动脉大运河的安全时 ,才不得不对河患采取较大规模的整治活动 ,委任贾鲁治河。贾鲁 ,河东高平县 (今山西高平 )人。元顺帝至正十一年 (公元 135 1年 ) ,贾鲁奉诏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 ,进秩二品 ,授以银印 ,带领 2 0万军民 ,治河堵决。使河复故道 ,汇淮入海。功成后被破格提升为荣禄大夫、集贤殿大学士。贾鲁治河是我国治黄史上一次著名工役 ,对后世治黄影响极大…     

明后期治河官员的设置及职权——以黄河下游河道治理为中心

历史时期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是有名的＂害河＂。明后期,淮河以一河受黄河全河之水,又因徐州以南的漕运借黄河河道,因而黄河下游河道的安稳与否时刻关系到漕运的安危,关系到明统治者的经济命脉,故此,统治者于中央设置了专门治理黄河的官员,于地方也相应设置了治河官员,希望以此来保障漕运的畅通。     

清代中后期河工流人略谈

清代中后期河工流人略谈周轩由于清代南粮北运，＂漕之通塞视乎河，河安则漕安，河变则漕危，重漕故重河＂（《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卷２２３），所以把治河与漕运视为国家要务。明代常以都御史总督河道，但不是常设之官。清代始设河道总督专官，掌管黄河、运河和永定河...     

黄蓝相会：清代黄河尾闾治理的生态史考察

清初,黄河尾闾严重受阻,黄淮运水系近于崩溃,河督靳辅将疏治尾闾作为应对困局的重中之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此举在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因引起尾闾环境巨变,加大河海交互作用而对治河工程形成了新的制约,乾隆年间秉持云梯关外“不与水争地”与此密不可分,嘉道时期的治河困境亦与黄河自身演化所受的影响息息相关。尾闾涸出的滩地促进芦苇增产,作为工料助力治河实践,并为新区域社会的形成提供空间等,则进一步展现了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复杂适应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清代黄河问题,进而管窥自然因素作为变量在河工大政中的重要作用。     

水治则国治——皮大卫《黄河:近现代中国的水问题》评介

治河在中国经世传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河治则国治。至20世纪,黄河被赋予了"中国之觞"与"中华文明母亲"的双重文化意义。及至共产主义革命兴起,中共延伸黄河及其流域的象征意义,将其与农民和革命精神联系起来。在经济和技术层面,众多国内外水利专家的关注也使得黄河问题国际化。其中,从欧美传来的"河流综合治理"理念至为重要,其将河流视为国家富源。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后,在全球"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中国的政治和技术精英致力于综合开发河流资源,以此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西汉中谒者制探论

谒者,初设于春秋战国时期,掌宾赞受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少府中置有中书谒者,另设中谒者府和中谒者职．中谒者制因之形成。汉初承秦制,仍置中谒者和中书谒者。西汉中谒者制的发展和演变一波三折,反映了西汉中枢行政体制的巨大变化,并对西汉王朝的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学界论及者甚少,笔者不揣浅陋在此试作一粗浅探析。     

潘季驯《河防一览图》考

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人。他是明代著名的治河专家。自嘉靖四十四年(1565)至万历二十年(1592),潘季驯曾经四次任总督河道。他不辞劳苦,经常深入工地,对黄、淮、运三河进行大量调查,提出综合治理的原则:“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会河、淮而同于入海,则治河、淮     

西汉后期河务与清河郡行政变迁——兼论汉郡职能与郡都尉职掌之关系

居延汉简揭示了贝丘、厝、鄃等沿河诸县曾由魏郡划入清河郡的事实。此事实以及汉元帝改清河国为郡、贝丘成为清河都尉治所等现象,都与西汉后期治河形势变化引起的清河郡河务职能的强化有关。汉代部分内郡承担有国家赋予的专有职能。郡都尉虽以"将兵"为责,但并非总以军事为主要职任。郡都尉的职责,乃至治所,都与其所将之兵从事的主要活动、与国家赋予该郡的专有职能密切相关。西汉后期清河郡承担治河职能,清河都尉也以治河为主要职责。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