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联盟对一·二八事变的聚焦与因应——以李顿调查团为视角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建议派遣调查团来华.国联理事会迟至1931年12月上旬才决定派遣李顿调查团.在李顿调查团正式组建后不久,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昭示远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快了李顿调查团的东方之行.尽管调查团对外强调"虽近日上海有事,该团仍仅限于调查满洲",但事实上非常关注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停...     

浅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诉诸于国联,控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经过多次讨论、决议,决定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日本出于诸多原因坚决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主张中日双方自己调解,对国联进行直接干涉,虽然阻止成功,但并没有起到公正处理的作用,也没有停止侵略中国的脚步。     

接待与政治：李顿调查团的中国关内之行

1932年,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赴中国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在上海、杭州、南京、北平等地受到中国各界的热情招待。国民政府与日方一样,在细致接待的同时,向调查团全面表达己方的政治诉求,希望影响其立场。但殷勤的接待并没有改变会谈过程中调查团的严厉苛刻态度,而调查团亦在繁复的调查过程中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路径确认众多关键事实,做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政治判断。李顿调查团的关内之行,体现了国民政府时代外交的姿态和面相。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煤炭的觊觎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于1906年在中国东北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对东北各矿产逐一进行调查,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控制。为了攫取中国东北的煤炭资源,满铁内设调查部,详细勘察东北煤炭的分布情况,为实施掠夺行为做了充分准备。本研究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煤炭资源的调查及掠夺情况进行探讨,揭露日本在“经济开发”背后隐藏的真实面目。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土地掠夺

为了实施大陆侵略政策,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就不断向中国东北移民与侵占土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与土地掠夺虽然不是很多,但它是其后的“武装移民”及“国策移民”的先声与基础.文章通过几个典型案例,对“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的土地掠夺进行剖析,对日本采取种种无耻手段攫取民地、公地、陵地等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的罪行予以揭露.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海关被劫与国民政府的因应

海关是国家设在口岸管理进出国境货物、人员、运输工具及征收关税并办理有关事务的行政机关,其独立自主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有清一代,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依仗外籍税务司制度将中国海关变为“国际官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海关行政权的管控,但仍保留外籍税务司制度。九一八事变后,日方采取武力恐吓、掠夺税款、侵占关署及以伪满洲国之名进行“接管”等步骤,渐次劫夺东北各关。由于中国海关行政体系的特殊性,英籍总税务司梅乐和抱有以牺牲中国关税保管权来维护海关行政完整性的妥协执念,并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一方面遏制总税务司的妥协言行,一方面等待时机,寻求国际力量的干预,最终以闭关移地征税对日方进行反制。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是在国民党政府及东北军政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并致使东北大片国土迅速沦于敌手的大背景下，与日本侵略者在隐蔽战线上展开的抗战活动，包括抗日策反宣传、搜集日伪军政情报和破坏日军侵略设施等方面。东北地下抗战与公开的武装抗战互相配合，在日伪统治严密和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间谍在华摄影活动——以岛崎役治为个案的考察

自近代以来,日本在对外渗透及侵略的过程中,曾派出大量间谍潜入中国各地进行活动。他们打着旅行考察的幌子,广泛搜集各类情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许多间谍依托"满铁"为靠山,通过摄影及发行刊物的方式,不遗余力地向其国民介绍中国的情况,并且在扭曲历史观的驱使下鼓吹侵华舆论。岛崎役治及其发行的《亚细亚大观》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从1924到1942年间,日本摄影师岛崎役治以其创办的刊物为阵地,以旅行考察为掩护,潜入中国各地进行实地拍摄,足迹几乎囊括了所有省份。而其拍摄的内容,则涵盖了人文、地理、经济、军事等方面。尽管从纯摄影的角度而言,岛崎役治所拍摄的照片艺术性并不高,但所包含的信息却极为丰富,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通过对这些照片的内容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它们从各个角度充分暴露出当时日本觊觎中国的险恶野心。也正是得益于岛崎役治这类间谍不遗余力的情报搜集活动,日本才能在后来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一步步实现其野心。     

奉系与东北军事教育——以东北讲武堂为中心的考察

东北讲武堂是民国时期中国四大军官学校之一,张氏父子通过苦心经营,将讲武堂办成了驰名全国的著名军事院校,同时也为奉系军事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过东北讲武堂的设立,一方面提升了奉系军官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也宣扬了爱国主义思想。此外,在学校的开办过程中,张氏父子的教育思想得到了深化。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渗透华南地区的应对——以福建事变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与侵略有全方位的战略考量,除在华北步步进逼外,日本也意图渗透华南地区,扶植亲日反蒋政权削弱南京国民政府。福建事变爆发前,日本对福建的渗透,既是基于日本传统的对闽政策,也意在利用粤桂闽三省的反蒋力量。福建事变爆发后,福建人民政府虽明确表示反蒋,但也与日本和中共协调以求生存。台湾军企图暗中干涉福建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则针锋相对展开行动。日本因素遂成为解决福建事变中各方博弈的重要筹码。南京国民政府利用民族情感,制造了陈铭枢等人“联共通日”的舆论,同时也联系日本,力图避免日本干涉。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垮台,福建事变落幕。在日本侵华背景下,围绕福建事变中日本因素的明争暗斗显示,对日关系已成为国民党内争中各方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因素。     

新加坡海关局反腐分析与启示——以1950—1970年代反腐为视角

上个世纪50年代,新加坡海关局腐败盛行：海关人员清关通常要收小费、受贿就可为货主减免税（率）和放行非法货物入关,甚至进口之外的其他方面也常有腐败发生。对此,海关局充分利用外部力量——贪污诉讼程序调查局来惩治腐败,还利用相关法律法规改革内部的奖惩制度和通过财产申报制度完善情报收集方式,并且减少海关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和通过各种方式加强监督以约束腐败行为。我们应该加强反腐机构的独立性,大量收集官员的信息,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管和各种法律制度的建设来减少腐败。     

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的起因和结局——以东北为中心的考察

二战结束后,中国东北成为美苏两国与中国国共双方关注和争夺的焦点地区,并最终形成了以美国和国民党为一方,以共产党和苏联为另一方的对峙格局,导致了中国内战在东北的爆发,东北也成为美苏关系在东亚转冷的起点。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而国民党则逐渐丧失了美国的支持,这在外因上决定了中国内战的结局。     

东北边境日本关东军要塞的历史与现状考察

侵华日军遗留在东北边境地区的军事要塞遗址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最大的军事筑垒工程,它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武力扩张和军事侵略而修筑,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日本关东军的溃败而迅速崩溃。东北边境地区要塞遗址是日军侵华战争的罪证,它凝聚着中国劳工的血泪,是侵略者留给中国东北大地上的累累伤痕。战争遗址资源具有现代价值,要塞遗址的保护、开发利用,凝聚历史,警醒世人。如今在战争遗址上树起的和平旗帜将成为人类文明的永恒主题。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以《中央日报》对马占山抗战的报道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领导的抗战引起中外各界广泛关注,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把不抵抗和向国联申诉作为处理中日冲突的基本政策,《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机关报,其对马部抗战的态度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演变的缩影。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中央日报》对马部抗战的报道来透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走向及在新闻舆论的引导和抗战动员宣传方面的策略和作用。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国防资源“调查”——以铁矿资源“调查”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炮制伪满洲国作为其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侵略的代行工具。为了加强对东北国防资源的掠夺,经过关东军的秘密策划,在满铁的大力协助下成立了所谓的“国防资源调查部”,对东北国防资源展开全面“调查”。     

国共的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以接受东北为中心的讨论

本文以若干事例力求探明,在东北接收初期国共纷争的走向。国民党以民族主义为旗帜,中共以现实政治主义为手段,进行了不对等的交锋,结果证明国民政府没有利用好自身的固有优势,而中共则在苏联保护下证明了自己的选择。东北作为最早失陷又最难接收的地区,国共苏美三国四方均在其身上体现自己的利益和政策。对于研究国共纷争无疑有其特殊地位,但求以本文中探讨的若干问题为思考,探得战后东北接收问题的真相。     

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

在国民政府发起的“革命外交”中 ,日本政府不肯顺应中国形势的变化 ,而依然以旧思维和旧方式来对待中国。日本从一开始便拒绝承认中国有宣布旧约终止的权利 ,并曾想抵制中国实施暂行国定税率。日本的僵硬态度不仅为中国所反对 ,也未能获得英美等国的支持 ,在其他各国都与中国订立新的关税条约一年半之后 ,处境孤立的日本才与中国订约。日本政策过于短视 ,它所获取的经济利益是短暂的 ,而长久留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则是敌对和不信任感     

东北、内蒙古出土的耀州窑青瓷——以墓葬材料为中心

东北、内蒙古地区耀州窑青瓷的出土,集中于辽、金两个时期。出土耀州青瓷的辽墓,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且时代绝大多数在1020年代之前。这些青瓷类型有碗、盘、注壶、盏托等,与五代宋初耀州窑址青瓷产品造型、釉色、装烧特征相契合。这些青瓷或是通过五代对契丹的贡奉或贸易流入辽境的。与辽代比较,东北、内蒙古金代耀州青瓷发现的数量虽然少了很多。但是从流布的地域上,则比辽代有所扩大,这反映了金代各窑场产品竞争与流通格局的变化。     

从并肩抗日到抗美援朝——以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中朝关系

中朝关系源远流长。新中国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培育起来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抗联战士共同打击日本关东军,鲜血流在一起,中朝友谊关系从此肇端。抗战胜利后,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抗联战士回国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留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抗联战士与华北朝鲜义勇军在东北建立了3个朝鲜师,与东北民主联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朝鲜则成为东北民主联军“隐蔽的后方”,对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全面的支援。东北根据地与朝鲜这一特殊关系奠定了中朝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帮助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侵略者,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中朝人民在东北并肩作战的逻辑发展。     

日本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评论——以与“中国统一化论战”的关联为中心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对事变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评论。关于蒋介石的生死与中国的命运,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或者主张蒋介石身亡将导致中国分裂,或者认为中国将维持统一,或者对大陆政策和"中国统一化论"均提出批判。一些论客强调"赤化"的威胁,而左翼论客则重视"人民战线"的进展。蒋介石归来后,日本舆论界形成"中国统一"的大合唱,并要求对日本的中国政策有所反省,从而引起了围绕"中国统一化"的讨论。这些评论深化了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识,却未能克服日本外交战略的根本矛盾,从而未能对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起到批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