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承认汪伪政府之经纬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但日本当局并未应汪伪政府的要求,当即对其加以承认。同年11月,随着日汪基本条约的签订,双方才正式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当局对承认汪伪政府迁延日久,一方面是要通过日汪基本条约确定在华侵略利益,另一方面认为汪伪政府实力不足,无法借扶植汪伪政府来完成其侵略目标,要"解决事变"仍需进行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重庆工作"。由此,日本当局的政策一直在扶植汪伪政府与加强"重庆工作"间摇摆不定。然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华政治、外交事务主导权上的争夺,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均影响了日本当局的相关决策,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化。通过考察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经纬,相信对了解日本侵华期间的决策过程会有所裨益。     

汪伪统治时期的上海房地产业

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之初,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巩固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颁布了公司登记等一系列工商业法规,对维新政府统治时期的工商各业公司实行了重行登记.由于一般性房地产业不属于日本政府和军部所统制的经济范围,从而使上海的一般性房地产业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其时上海人口日益增多,造成了该市住房的供不应求.     

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侵华日军对南京的鸦片毒害

鸦片侵略是日本对华侵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在比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南京鸦片状况的同时,就鸦片流入南京的主要途径、尤其是鸦片等毒品泛滥的实态进行了考察,指出正是日军对贩毒销毒的积极参与和纵容,使南京由全国模范禁烟城市迅速沦为一个毒流泛滥的毒品之都。而日军鸦片统制的目的则在于：解决南京伪政府的财政问题,削弱南京人民的抗战能力。     

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处置

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处置,贯穿于汪逃离重庆潜入越南河内、在南京建立伪政府的全过程。在汪出走河内阶段,关于蒋的处置,在一些问题上尚值得商榷。在汪筹建伪政权过程中,蒋实施的处置,彻底揭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和汪精卫的卖国嘴脸。汪从此失去了曾被寄予的号召力和权威性。这期间,蒋还接应日本的和谈,使日本的蒋汪共组政权的计划落空。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1937-1945)

本文主要以战时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为中心,重点探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媒体文化转变的影响。文中根据战前国民政府与上海民营报业的关系及其对国民政府战争动员的影响,集中阐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直接控制上海报业,钳制沦陷区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因此,战时上海媒体文化转变后所做的宣传,既不为中国人民所信任,也无法配合汪伪政府的战争动员,更无力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政策。     

苏北大汉奸张北生难逃一死

在1937年11月以后的八年中,江苏省大江南北处于敌伪统治之下。汪伪政府成立后,有一段时期进行了所谓“清乡”,日军和伪军以种种方式,企图消灭抗战力量。南京、上海、苏锡常等地则有李士群为首的特工进行搜刮和迫害,广大人民     

汪伪政府的成立曾五次延期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汪精卫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伪政府成立。其实,在这之前,汉奸们曾５次向他们的日本主子提出组府的具体日期,可５次都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日本否决。第一次,１９３９年的“双十节”。汪精卫叛逃到上海后,急于组织政权,５月底,经过同日本驻华中派遣军多次磋商,定于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这天组府。６月初,汪精卫在赴日谈判时,正式向东京提出了这个要求。东京方面在《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之处理》中虽然认为“建立新中央政府（指汪伪政府──引者注）的时间,视形势及工作进展之…     

中国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伏法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决定接受盟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南京时,中国第二号大汉奸,时任汪伪政府主席的陈公博及大小喽罗们大为惊恐.为了逃脱历史的惩罚,陈公博连夜向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报,愿出巨款乞求去日本“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