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的领导干部都是坏的啊!”——北宋宰相蔡京的“干部考核”

人之好坏不可测,然则,官之忠奸却仿佛是可量的。自有朝廷以来,干部考核这一事情,好像也只在做忠奸这一鉴定。谁是我的忠臣？谁是我的奸臣？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私雇代役——宋代基层社会与朝廷役制的对话

宋代前期,民户为逃避职役重难,采取私自雇人代应州县役之法,朝廷对此屡禁不止。熙丰行雇役法后,以往的私雇代役人转换成为官雇役人,人数与专业性都得到发展。元祐时期朝廷试图恢复职役轮差之法,但承认私雇代役,于是州县役的代役人通过转换官雇、私雇,长期留于州县,渐与胥吏混同,使得衙前与州县役不再成为乡户之困,而乡役给民户带来的负担却随之突显,私雇代役现象遂有下移至乡役之势。至南宋时期,乡役雇值全被挪用,朝廷亦无法禁绝民户私下雇人代应保甲乡役,私雇代役由此成为南宋民户应对职役困苦的另一途径,且向义役渗透,这成为南宋官府安排职役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后代职役雇役化的经验来源。     

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50周年

本文对新中国土地改革所实行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及其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再思考 ,并分析这次土地改革成功的原因、经验及历史地位 ,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 50周年。     

李续宾败亡三河之役的主要原因新议——与洪均先生商榷

李续宾败亡三河之役的深层原因，不在于“抢掠与放纵”而“严重地削弱了湘军战斗力”，而主要体现在这四个方面：一是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新的领导核心的确立，太平军战斗力由此增强；二是李续宾湘军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很难发挥集中优势兵力敢打敢拼、攻坚克强的特长；三是湖广总督官文配合不力，赵克彰等部湘军临阵脱逃，致使李续宾部湘军陷入孤军作战的绝境；四是李续宾求胜心切，意气用事，听不进他人建议，未能及时采取战略转移的措施。     

唐代丁匠的征发与上役管理——以《赋役令》为中心

丁匠是唐代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是力役的主要承担者。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丁匠的具体含义语焉不详,甚或误解,从而影响了对唐代力役制度的理解。得益于天圣《赋役令》大量有关丁匠法律条文的发现与复原,唐代法律中的丁匠的含义因此得以呈现,指的是从事农业、承担普通力役的丁与已成丁并拥有专业技艺的匠。在唐代法令中,政府为征发丁匠设计了一套固定而成熟的程式,包括预算、征召、丁匠赴役三个环节,以保证力役的顺利征发与计划内营缮事务的顺利完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唐代还从法令上对上役丁匠的饮食、休假、医疗、作息时间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以确保合理、有效并可持续地役使丁匠。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僧侣的占田及税役负担——敦煌世俗政权对佛教教团经济管理研究之二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僧侣可以通过博换、买卖、请田、继承祖业等方式占有土地,而吐蕃和归义军政权在认可僧侣占田的同时,还通过对僧侣据地征税课役、控制僧侣土地所有权的变更等方式对僧人的私有土地经济进行管理,从而构成吐蕃和归义军政权对敦煌佛教教团经济管制的重要内容。     

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的出版,为明代商人及士商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方用彬是一商人与文人共兼人物。他选择这样一种角色,主要是为扩大社会联系,提高自身地位,及自怡或娱人。其文化多少也辅助了商业。但由于过分投入文化活动,最终有损于他的商业,甚至使家业衰落。明代后期方用彬现象较为普遍,不妨称之为商人及其子弟的文人化。它起因于那个时期传统思想的挤压和商人的自适性选择。其特征是:物欲与情趣在他们身上并存,而珍视文人生活胜于商业,以至于过度地玩味贵族文化,最终浪费了资源,影响了商业经营,甚至造成不幸结局。商与文、贾与士并不总是合拍,对两者之间的兼和力应该有一适当评价。     

从传播变革视角分析新时代政府信息公开所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些内容展现了党和国家对加强政府法治建设、社会法治管理的决心.其中,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及时全面地进行信息公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播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政府...     

军事变革与社会转型——西方学者对军事革命问题的研究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欧洲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是一个久盛不衰的学术热点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一代又一代学,从经济发展、制度创新、人口运动、思想解放甚至宗教观念等不同角度,对这种社会转型的原。     

晚清学者端木[土采]手缮《宋词十九首》考释

端木[土采]于清嘉床二十一年（1816年）,诞生在古城南京。祖父名廷桢,字蔚亭,乾隆十八年拔贡,父名煜,学星垣,号敬端,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户部主事。道光四年（1824年）,年方九岁,父亲去世,原本比较清寒的家境,也就日趋败落,     

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

民国以来,学界习惯用中央与地方的观念,讨论清季新政内外官改制及其引发的矛盾纠纷,忽略了督抚反复强调元代以来行省并非“地方”的申辩,且多不愿成为立宪政体下的“地方”官吏,以及清廷所颁政令中,直省始终未成为地方行政层级的事实。时人套用外来政体的中央与地方概念观照清代的部院与直省,不仅与清朝集历代王朝体制之大成的设制用意形似而实异,且对清季改制及民初省制造成很大困扰,亦长期制约后人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认识。这种观念体制上中西新旧不相凿枘的纠葛,折射了制度兴革与历史文化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也给未来中国的改革设置了难题。     

北宋急脚递的传递方式考

北宋时期,驿传分离,传递公文的事务由递铺承担,分步递、马递与急脚递三种。然而关于急脚递的传递方式是马递还是走传则众说纷纭。本文在有限材料的基础上大胆做一个推测,认为急脚递的传递方式本应乘马,但受马匹来源所限,至中后期以后不得己而采取走传的方式作为补允。     

论晚清时人对古代王朝观的反思与批判

晚清时期对古代王朝观的反思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以及“朕即国家“、“国家是君主一家之产业“这两个主要观点之深刻反思和尖锐的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既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主要内容和鲜明标志,又是晚清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北宋文武官员恩荫制度探究

北宋时期以恩荫补官极为盛行,官员子弟入仕多不由科举,而是通过各种名目的恩荫补得正官、散阶、馆阁职、试衔或得赐出身。宋仁宗朝,面对滥行恩荫的状况,范仲淹提出了“抑侥幸”之策。但从内容看,抑侥幸之策完全是建立在照顾大官僚及其亲属利益基础上的一项改良措施,带有很大的折中性和调和性。而崇宁、政和间改订的荫补办法,在指导思想上更没有走出“荫贵”和“荫亲”的框套。北宋滥施恩荫的结果,既加重了冗官之弊,又导致官吏整体素质下降,腐败了社会政治生活。     

北宋首任治平寨主景思立荫补考析

景思立是北宋中期深受神宗皇帝器重的一员骁将。他两度活动于静宁：一是治平四年（1067）跟随郭逵上陇平定党令征叛乱并修筑治平寨有功,被提拔担任治平寨主;二是熙宁四年（1071）任德顺军知军事后对包括今静宁县境在内的德顺军进行管辖,并带领德顺军将士协助王韶开拓熙河一路。后为河州首任知州,于熙宁七年（1074）二月战死踏白城。本文通过对景思立以荫补官和担任治平寨主两事的分析,否定了明人赵时春关于其＂以兄思忠荫＂的错误观点,认为景思立是以父荫补官的,《宋史·景思立传》中＂以荫＂即是＂以父西上阁门使（景）泰荫＂的简说;推断景思立以父荫补官和担任治平寨主是不同时期的事情,他的父亲景泰卒亡和他获得荫补资格大致在皇祐二年至至和二年（1050～1055）,所获荫补资格为小使臣列的右班殿直或稍低的的三班借职、三班奉职,而治平四年（1067）＂主治平寨＂时的武阶大约在东头供奉官至内殿崇班间,很可能为内殿崇班。     

论宋代民间诉讼的保障与局限

宋代是诉讼制度大发展的时代,其突出表现是越诉和直诉制度的完备。这些制度无疑为民间诉讼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但由于官僚政治内在的弱点以及贱讼思想的一贯存在,越诉和直诉制度在执行中尚存在种种弊端。另一方面,由于宋代家法的复苏并呈现出新的聚居特点,家法对诉讼的消弭作用也在不断增强。尽管宋代民间诉讼虽出现了以江西为核心的南方地区多讼和讼学不断发展的现象,但在国法和家法的双重压力下,其发展受到重重限制。     

北魏姬静墓志考释

姬静及姬静先祖不见于《魏书》《北史》等史籍,故姬静墓志可补史籍中有关北魏时期姬静家族记载之阙。姬静经历北镇之乱、河北之乱等重要历史事件,将其墓志与正史对校,可发现其对于进一步认识北魏后期统治者优待武人政策、中央与地方政局演变、尔朱荣势力发展、高欢安抚尔朱氏残余势力等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墓志的刊刻时间亦包含了复杂的政治背景,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宋代鼎州记载之疑误考辨

文献对宋代鼎州(朗州、常德府)沿革的记载,存在一些问题,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将宋初朗州误作鼎州,《宋会要辑稿》以"府州"条记事羼入"常德府"条等。本文厘清了宋代鼎州的沿革与文献中关于鼎州的书写,进而探讨了相关联的书写源流、地名避讳等问题,指出《长编》误宋初朗州为鼎州,系因避讳而以后名追改前名;宋代官修《会要》系《皇宋十朝纲要》"要"部分的重要史源;《宋史·地理志》常德府条系宋朝不同时期《国史》的混书。     

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

本文利用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地方志 ,论述了明代徽州民间诉讼增多的原因、诉讼的基本内容、处理程序和依据标准等。在明代 ,包括徽州在内的全国许多地区诉讼案件的增多 ,一方面说明人们的法制观念增强 ,越来越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力 ;另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这一点在徽州地区尤其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