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知青回城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这对知青个人、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尤有回响。我也曾是到贵州插队的一名上海知青,由于写作《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接触和采访了大量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回城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下面,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黄山茶林场黄山脚下的知青上海滩

炎夏来了,找一片山林避避暑。这个6月我们推荐一个叫黄山茶林场的地方,它就在东黄山脚下,距黄山风景区仅20公里,那里空气新鲜,绿树成荫,还有上海知青留下的历史痕迹。     

史学精粹

正唐雯:《"信史"背后———以武后对历史书写的政治操控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虽然秉笔直书是中国传统对于史官一贯的要求,然而历史被书写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政治的左右,因为权力需要借助历史来引导舆论、宣示其合法性,甚至由此规训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出身寒微的武后以先帝嫔妃之身登上后位,并最终缔造武周皇朝,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她对自身、先世以及李唐王朝历史的改写和重塑。本文梳理了武后在身爲皇后之时和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对历史书写的操控,展示了其通过改国史、立丰碑、修唐书等行动来追崇武氏先世,定义李氏前朝的历史过程,表明在佛教、谶纬、符瑞等信仰因素之外,历史书写也是武后宣示其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在"教化"的层面上趋向了一致。     

新疆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建——评《新疆1912》

《新疆1912》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各阶层人物为对象回顾新疆辛亥革命,将新疆近代革命与社会改革的历史场景做了再现。全书站在还原历史的高度,以人物为中心线索展开。坚持以是否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和政权的稳定、是否为社会发展创造机会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最终实现"通过个体记忆恢复公共记忆"的研究目的。     

古代的“刀笔吏”是干什么的

正刀笔吏的历史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更详细一点则要追溯到青铜时代的一种器物:"削"。在我国历史上,较早的正式书写都是写在竹或木制成的简上的。竹木简始于春秋时期,一直使用到公元四世纪才逐渐绝迹。由于简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笔蘸墨或漆汁书写在简片上的,所以一旦出现书写错误需要修改的时候,人们就使用一种被称为"削"的青铜     

观点声音

以知青为题材作品已有很多,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大笔财富。但有些作品透出一种过于自恋或过于自怜的情绪,成了亮伤疤、抹鼻涕的诉苦比赛,构成了记忆的扭曲。社会总是由具体的个人所组成的,不可以想象一群无辜的小羔羊加起来,就成了万恶的大灰狼。谁都在指责别人,那个被指责的却成了空洞的影子。因此．我赞成记住历史的苦难,但一个问号打给社会的时候,另一个问号也许需要打给我们自己。     

"欧洲化"、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主权问题

全球化过程是否正在造成主权的减少和消失?从历史的角度看,情况不是这样.500多年来,西欧民族国家和主权的理论与实践就是从"欧洲化"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主权的具体内容及其实施条件随时代和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历史上一直存在.主权在可预测的将来不会减弱,因为需要各国政府管理的事务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发展中国家应该有一种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自己发展水平的主权理论.     

回忆我在西藏支边的岁月

一提起“支边青年”这个颇具历史沧桑感的话题,人们就会想起上世纪60年代,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们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新疆、云南、黑龙江等地,艰苦奋斗、建设边疆的故事。殊不知在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也有一批热血青年,在毫不声张中,默默告别亲人,踏上遥远的路程,去到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西藏高原事农、戍边。对于这段往事,各种媒体一直少有报道,使得河南青年进藏支援边疆建设的事迹,多年来成为鲜为人知、被尘封的历史往事。我有幸是当年河南进藏支边青年中的一员,现将当年的情况挂一漏万地写出来,供大家粗略地了解。     

记忆与历史理解

"记忆"这一术语在当今得到了广泛和有争议的传播。它被认为是一种对真实性和真相有着特别夙求的特权话语,不仅进入到史学领域,也成为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词汇之一。但是,与记忆相关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历史理解有何教益?或者反过来说,历史对于我们的记忆又有何教益?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在追求普遍性和特殊的认同夙求之间徘徊不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