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行省乡贡及进士在元末明初的动向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与中原的儒家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别。而元代的科举举行的时间很短,录取人数少。元代科举共分三级考试,最基层的考试是以行省为单位的乡试,录取的士人被称为乡贡,而廷试录取的士人被称为进士。江浙行省的乡贡及进士在元末明初这个特殊时期或战或降或隐居,本文就对其动向问题加以简略探讨。     

1949年前后各方对蒋介石出处的设计与蒋的应对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总统职务的暂时解除并不意味其政治身份和政治形象的解除。从蒋介石引退到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不论是宋美龄,还是国民党内的桂系、谋和派,抑或是国际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着不同的目的,或明或暗地考量并谋划着蒋介石的出处：出国,甚至流亡。蒋介石的个人出处问题不仅关涉国民党的分合,还会增加中国政治走向的变数,甚而关切亚洲的冷战形势。蒋介石也在或秘密或公开谋划和安排着自身的出处问题。     

城乡之间:徽州旅沪同乡会的救乡功能

"同乡"是联系城乡的纽带,也是城乡认同的符号。寄寓他乡的同乡,关心本土的同乡,家乡的天灾人祸都与他们痛痒相关。徽州旅沪同乡会在其存续的30年间,尤其是抗战以及国内战争期间,都是处于艰难困苦的非常时期。同乡会的救乡除了长时段日常的慈善事业外,更多的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不能出同乡于水火之间,毕竟缓解了同乡的苦难。20世纪上半叶,当乡村自治走向衰落之际,城市自治组织的兴起以及城乡之间的互动,使乡村自治得以维持,乡村社会在动荡中保持着相对的稳定。     

“本初弦上”的出处——答余英时先生的疑问

“本初弦上”的出处——答余英时先生的疑问刘世南余英时先生在其所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的第１０６—１０７页中，引了１９６１年陈寅恪《赠吴雨僧》七绝四首之四：“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钜公漫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再引陈氏１９３０年《阅...     

明中期徽州学者汪循的思想志业与乡邦精神重塑

徽州学者汪循的学思表现,是明中期士人出处行事的典型代表。早在湛若水、王阳明心学入徽之前,汪循已揭开白沙心学与徽州朱子学结合的序幕。深植新安理学传统的汪循,受明前期大儒陈白沙、庄昶影响,着重强调儒学的践行特质,给明中期徽州学术带来新活力。以此为出发点,汪循以格君行道的上层经世活动来躬行其政治理念,并重新发掘徽州理学传统中的行动价值,以期重塑乡邦精神的实践面向,引导徽州后学注重践履的思想新风气。     

同学会:近代旅外徽州青年学子的群体组织及其运作

同学会是近代旅外徽州青年学子以学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群体组织,具有多重面向,并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黟山青年励志社、徽社等还突破地域限制,在外地设立分部。作为近代旅外徽州人同乡组织的一种,旅外徽州同学会既遵循同乡组织运行的一般逻辑,也具有自身独特的路径,建立起严格的自律机制,在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近代旅外徽州同学会对内强调联络感情,组织多种形式的聚会,邀请名人发表演讲,组织升学指导委员会等,以增强同学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对外以服务桑梓为核心,创办同学会刊物,撰文探讨徽州社会的各类问题,并积极付诸实施,力图推动家乡社会的点滴改变。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

明代中后期,与朱子学“别立宗旨”的心学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徽州士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入徽州的心学主要有二支,一是湛若水之学,一是王守仁之学。湛、王心学对徽州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既使南宋以来朱子学在徽州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同时也导致了新安理学学派中形成了二个不同的学术阵营。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心学兴起以后,朱子学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的削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徽州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土乡走出的企业家:刘金锁

刘金锁是一位来自江南鱼米之乡——江苏丹阳市的普通农民工。22岁时,他远赴西北创业,来到民和三川土族之乡——中川。前后在建筑行业打工十多年,靠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智慧,不断创新,锐意进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目前拥有青海凯翔建设有限公司、青海凯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和安居物业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从事房地产建设、开发、物业管理业务,其资产已达亿万元,成为当地杰出的民营企业家。刘金锁身份变了,地位     

从碎片、拼图到整体:徽州乡村社会研究路径的回顾与思考

区域史的研究有其难度,在传统的史籍、文献中鲜有区域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记载,相关的材料分散在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等文献中,要想从这些历史的碎片中重构徽州基层社会的图景,并从中探讨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的原因,殊为不易。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之进行了具体而入微的研究。这些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回顾以往研究的学术史,对于我们探讨进一步深化研究的路径,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清代顺治朝土地清丈在徽州的推行

清代顺治朝徽州土地清丈由县衙发布告示,图正组织实施。明清鱼鳞图册登记土地数字有"积步"和"税亩",由"步"换算成税亩,或统计"积步"总数。清丈后,图正颁发归户票,业主执票经"册里"归户纳税。归户册为土地纳税册籍。地契所见清丈过程清晰。清初鱼鳞图册所载表明其土地数字为实际丈量所得,并非赋税原额。鱼鳞图册登载的地数字具有土地产权性质,与官府为保持税额而编制的土地数字性质不同。     

乾隆时期宫廷对藏墨的整理

乾隆时期,对宫廷内藏墨进行了大规模地整理.整理的方式主要为清点、鉴选、分类、装箱、修补、再和.再和时将较多的旧墨、破墨捣毁,制成新墨,还对个别旧墨进行复制.这一活动使大量旧墨得以保存,同时对大量藏品进行毁墨再制,使原本流传的墨改形易容,后人知其物不识其物.     

试论咸丰时期宫廷御用瓷器的烧制与运输

故宫博物院现藏清代瓷器共计31万余件,而咸丰时期的仅有560余件且器形很少,如此悬殊的数量对比使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时的生产状况又是怎样,到底都烧造了哪些品种,清宫档案中所记载的烧造品种是现在库存中的哪些器物呢?它们又是如何被运进都城的?作者对故宫博物院瓷器库房所藏咸丰时期瓷器的认真整理,并查阅了清宫遗留的档案,希望通过实物与档案的对比,解决以上问题。     

清入关后宫廷元旦筵宴述略

清官元旦筵宴,无论是宴会的礼仪典制．还是筵宴的举行与否,入关前后存在明显的差别。入关前的元旦筵宴,其政治目的非常明确．不轻易取消。入关初期的元旦筵宴经历了过渡时期．一方面仍然保留着入关前的一些习惯、另一方面通过确立宴会礼仪树立皇帝的绝对威严。典制具备的清宫元旦筵宴弥漫着皇权至上的气氛。     

南朝“贡瓷”考——兼论早期“官窑”问题

"贡瓷"及与其相关的"官窑"制度是中国古代瓷业生产中的重要学术问题。文物考古界一般认为,中国的"贡瓷"制度开始于唐代,烧制优质"贡瓷"的"官窑"制度则始于晚唐或宋代。然而,近年来在湖南湘阴窑和南京发现的"太官"、"供奉"、"上府"铭瓷器标本证实,"贡瓷"制度最迟开始于南北朝时期。湘阴窑址出土的刻有多种瓷业工人姓氏及"官"款的窑具资料可能还把中国烧制"贡瓷"的"官窑"制度开始的时间提前到南朝或隋代。     

道势之争:明初儒士与皇权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

皇权之于儒士的态度,明初有着从礼遇到打压的演变轨迹。《孟子节文》是皇权从打击儒士的具体行为到悍然入侵儒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显示了皇权不惜与儒学断然决裂的情绪。儒士"从道不从君"的话语定位及其实际抗争活动,对"势"的反击作用微乎其微,道统不得不屈服于政统,"道"为"势"曲。儒士与皇权政治文化方面的交织关系,透视出儒学工具化的内在本质。     

晚清议改科举新探

废除科举并非清统治者的初衷。迄道光至光绪,长达半个多世纪,议改科举的主流,多以讲求实学、增广科目、取材标准多样化为基本取向,希望以老树嫁接新枝的方法,激活科举制生机。朝臣疆吏们先后至少有18份以上要求增设科目的改革方案,正式奏呈清廷,最高执政者亦并多次谕令部院大臣讨论议复。由于整个统治集团的观念更新滞后,礼部等机构恪守夷夏之大防,阻挠变制,总理衙门鉴于反对派势大而采取等待姿态,经济特科的举办又一波三折,以虎头蛇尾告终,使得科举制失去了逐步内在更新的最佳时机,后起者不得不考虑除旧布新的彻底变革。     

The Transition from Prehistory to the Historic Period in the Upper Mun Valley

The Early Historic Period in the Mun Valley occupies a critical three centuries, from A.D. 500 to A.D. 800, a period often known as that of Zhenla, a name derived from early Chinese accounts. This article first describes early findings of fieldwork designed to illuminate the prehistory of the upper Mun Valley, a period which covers approximately two millennia, with initial settlement now dated between 1500 and 1000 B.C. It then considers the nature of the transition to the complex polities of Zhenla. This involves a combination of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Sources for the latter are rare for the Mun Valley, but by broadening the area considered, it is possible to integrat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ources in order to portray the intensifying social changes which characterize the Early Historic Period. It is suggested that most of the Mun Valley was occupied by Khmer speakers during the Iron Ag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e transition to increasingly centralized polities of the Early Historic Period.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Mun catchment, and in the Chi Valley to the north, the late prehistoric inhabitants spoke Mon. They had close affinities with the Dvaravati polities of Central Thailand. If confirmed, this hypothesis would indicate a series of local trends towards increasing social complexity which we can recognize in the early epigraphic rec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