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上看中国：记“让西方了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卫匡国学术研讨会”

明末,千百年来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天下中心”的中国的大门被西方传教士叩响,年轻的教士争相前往远东传播福音,中国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便是这传教队伍中重要的一员。“卫匡国神甫宇济泰,意属提罗耳首府特兰托城人。在罗马学校肄业,并从吉尔切尔(Kicher)神甫特别肄习数学……初至浙江之数年中,适当朝代更易之时。因鞑靼内乱,不忘旧主者之擧义兵,地方不靖,     

南怀仁与中国清代铸造的大炮

南怀仁(图一),原名Ferdinand Verbiest。字勋卿,又字敦伯,比利时人。生于1623年10月9日,“自幼龄入会修道。矢志童贞,读书穷理,博学深潜,精通象纬”。顺治十四年(1657年)随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东渡来华,十     

"民主"一词在近代中国的再生

本文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 ,首先考察了“民主”和“民本”在汉语语境中的古典含义及其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格局中的位置。在此基础上 ,细致地分析了近代以来“民主”一词如何在西方思想的刺激下 ,通过传教士和中国思想家的共同努力 ,被重新发掘出来 ,并在重新诠释的过程中 ,从“民之主” (君主 )走向自己的反面“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过程。     

比丘林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比丘林(1777—1853),又名亚金甫神甫,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最杰出的汉学家,公认的俄国汉学的奠基人。1808年,他率俄国东正教第九届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前后居京14年,习汉、满、蒙、藏语。比丘林一生从事汉学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学、语言等领域均有建树。     

“他山攻错”——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新书三种

国外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较具规模的全面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在此以前,国外的中国研究主要是由传教士进行的,且大多局限于古代中国,被称为“汉学”(Sinology)。“汉学”的一个未明言的基本设定即将中华文明视为一种已经逝去的、僵死的、仅有“博物馆”价值的     

论王韬的史观与史学

一 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及其理论的发展,不能不研究王韬,因为他是我国第一位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史家。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字兰卿,江苏甫里(今甪直)人,1848年在上海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办的“墨海书馆”,参与翻译出版西方书籍。1862年到香港,入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办的“英华书院”,协助理氏翻译中国经典。1867年应理氏之     

《广舆记》与卫匡国《中国新图志》城址经纬度推定过程研究

近代欧洲刊行的第一部中国分省地图集《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对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新图志》的地图与图说主要是由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基于返欧时随身携带的《广舆记》编制的。通过解读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的《广舆记》“工作本”上的卫匡国亲笔批注,结合适当推理,可以尝试重构卫匡国在工作本分省图上推定城址经纬度的方法与过程。卫匡国仅以极少量控制点的实测或预设经纬度值为基础,为其余一千七百多个城址做了经纬度赋值,这是其制图的核心步骤。虽不具备充分“准确性”,却成功地将中文分省舆图有效地转化成符合当时欧洲制图业标准的西式地图集。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经纬度数据的来源

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是在欧洲刊行的第一部中国分省地图集,书中包含1750余条目的中国城市、聚落经纬度详表在地图史上也是首创.本文经过长时段的分析,探明数据来源问题,复原卫匡国的制图方法,并对前人研究中的误解做出辨析.卫匡国仅做过个别纬度实测,从未做过经度实测.为使图集尽快出版,他沿用欧洲制图家旧图示设定中国的总体经度...     

乾隆与西洋传教士

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康熙帝与西洋传教士们接触最多的时期,也是康熙帝对西学最重视的时期。这期间发生三件大事：南怀仁改造现象台、康熙勤奋学习西洋科学技术、绘制《皇舆全览图》。由于传教士的活动受到康熙皇帝的支持,使西方科学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萌芽”。然而由于“礼仪之争”,康熙与罗马教廷之间,敌意渐生,同时也疏远了传教士。康熙因教皇对中国礼仪的禁令,十分讨厌甚至震怒：“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①“会技艺之人留用”,对其余者“禁之可也,免得多事”。1722年,康熙去世,雍正即位。采取了更…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与佛郎机——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

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佛郎机)的关系,成为中国人将传教士视为是侵略者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人视葡萄牙人为侵略者,导致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初竭力掩盖与葡萄牙人的关系。1616年的南京教案,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然徐光启上强兵策,建议明朝军队引入西洋火器,并请传教士与澳门的葡萄牙人担任军事顾问。在传教士重返北京的同时,给中国人留下了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是同一集团的强烈印象。于是葡萄牙人是侵略者的看法被转移到传教士身上,导致传教士是侵略者的观念形成。     

“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考察

所谓“西学中源”就是说欧美的学问起源于中国。它在19世纪后40年中颇为流行。和晚清社会的很多事物一样,它迅速地发展变化,呈现出流质善变的特点。一“西学中源”说的发韧“西学中源”说产生于明末清初。明末,中国历法年久失修、屡屡失准,急待重订。而西方传教士为便于传教而带来的天算知识及测量仪器均先进于中国,因此,徐光启等开明之士主张学习西方,并建议朝廷聘请外国传教士协助修历。但是士大夫中的保     

梁廷楠与《合省国说》

梁廷楠(1796～1861)在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编写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介绍美国的第一部作品。 所谓“合省国”,即美国独立时,由13个州组成的联邦。美国的“州”,大约相当于中国的“省”,而中国则“省”之下辖“州”,所以当时按中国习惯,把美利坚合众国称为“合省国”。作者对美     

南明使臣卜弥格的中国随从——教徒郑安德肋史事考释

正19世纪之前,由于中西交通的不便,出访欧洲的中国人少之又少。一般以为,明清之际最早到达欧洲的教徒是郑玛诺,他也是第一位中国籍耶稣会士。(1)之后比较著名的还有跟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赴欧的沈福宗,跟随法国传教士梁弘任(Artus de Lionne,1655-1713)赴欧的黄嘉略,跟随意大利传教士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1662-1720)赴欧的樊守义,还有跟随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赴欧,并在其所创圣家书院学习的一些中国教徒(其中较著名的有殷若望与谷耀文)。上     

因书读别字贬官

古人文风至严,因一字之书写读音之误而贬官乃至殃及他人者均不乏例在。 《旧唐书·严挺之传》载:侍郎萧炅将《礼记》“蒸尝伏腊”之“腊”误读为“猎”,挺之上奏称“省中岂有伏猎侍郎?”遂贬萧炅为岐州刺史。 《通鉴》晋安帝元兴三年(404)载:     

清季安徽教案论略

基督教传入中国,在古代,前后有三次(唐、元和明末清初),最后一次从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延续了两个多世纪,在华进行传教活动的几乎全为耶稣会会士。“在十七世纪末期,安徽开始有教堂,一个比籍的耶稣会神父卫方济被许甘第大(徐光启的孙女,嫁给松江许牲——引者)的一个侄子邀请到五河县,并在那里付洗了几百个人。”到十八世纪初期,安徽除五河和婺源的东门镇(一作董门)有传教点以外,“对传教来说,还全是荒地。”“十八世纪是中国天主教的不幸时期”,当时因“祀祖祭孔”的问题在传教士中间引起争吵和分歧,从而也在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中激起了愤慨,导致     

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

在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和街坊。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     

马士与“马神甫事件”

正1853年爆发的"马神甫事件",是因其发生于广西西林县(今划归田林县),故又称"西林教案"。该事件是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对近代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这个重大事件,中国学人的研究却晚于外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曾译"莫斯""摩斯""摩尔斯""摩尔士""迈尔士"等,1855—1934)便是走在中国学者前面的美国人。马士其人其书马士是美国一对基督教徒夫妇之子,因家境贫寒,三兄弟中只有作为长子的他     

俄国东正教哈尔滨教区史概要

东正教即东方正教,又称希腊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十世纪末,东正教由拜占庭帝国传入俄国。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随着俄罗斯统一的封建农奴制国家的形成,俄罗斯东正教会摆脱了君士坦丁堡的管辖,建立了独立教会。一七二一年,沙皇政府成立“东正教宗教最高会议”。从此,东正教完全成了沙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十七世纪,随着雅克萨俄俘的归化,俄国东正教正式传入我国。从此,历届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作为沙俄侵华的一支别动队“打开了中国之窗”。二百多年后,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营,俄国东正教的神甫们一手捧着《圣经》,一手擎着火与剑,闯进了我国东北的大门。他们和铁路当局、护路队沆瀣一气,充当了沙俄侵华的工具。俄国十月     

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

本文研究自1891年,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897年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与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交往关系。文中分析在此数年间,梁氏从“盲目崇洋”而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作有批判性的选择接受之心路历程,并指出梁氏在早期对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文化讯息”,已经能够分辨其（1）现代学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2）西方宗教传统及成见,（3）西方列强在华之已得利益和需求,这三种不同成分。此体认对梁氏于民国初年从政与治学的立场和贡献,有重要的影响。     

《圣经》在十七世纪的中国

自十六世纪末以降,天主教一直持续不断地在中国出现。然而,第一部天主教的圣经全译本却是在1953年才得以印行,而新教的多种译本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可以见到。马歇尔·布鲁姆霍(MarshallBroomhall)在其所著的《圣经在中国》一书中,对天主教圣经译本之阙如深表诧異:“当我们回想起耶稣会士曾翻译过诸如托玛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这类著作,而且教宗曾收到过一份献给他的中文弥撒书时,我们便有强烈的理由质问:为什麽我们没有听到更多的关於圣经翻译的消息?”①任何一位当代的天主教徒也肯定会深有同感。在本文中,我们将力图探究传教士在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