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几个问题

2010年1月,历时三年完成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正式向社会公布,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共同研究报告书代表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基本反映了中日两国学界的研究现状,对加深两国学者在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以及在一些重大历史认识问题上接近或达成共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报告书涉及的内容很多,其中关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阐述,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下面即结合自己对中日报告书的解读,从日本对华认识的角度,谈一下个人意见。     

中日文化的几点差异性分析

中日两国相交的历史历史源远流长。虽然两国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共同点,但是由于两国历史的不同,所以其文化的差异性也非常突出。本文主要从中日语言表达方式、中日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中日政治习惯方面进行了其文化差异性探讨。     

从社会结构角度分析近代中日变革成败的原因

19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这引起了广大的学者的极大兴趣。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以史为鉴,分析此成败的因素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多积极意义。     

试论历史上的“一家两国”与“一国两制”

“一家两国”和“一国两制”是历史上的问题,而且“一国两制”也是个现实问题。“一家两国”是封建割据的产物,就民族政权发展的层次来说,“一家两国”又是统一的中国以前的产物。历史上的“一国两制”和今天实行的“一国两制”有本质的区别,不     

浅析中日莱菔文化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风俗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日本的很多习俗,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两国的文化又都展现了各自的独特性。可以说,中日两国风俗文化既异常紧密,又个性鲜明。本文通过对莱菔的寻根溯源,并辅以中日两国与萝卜为主题的相关文物鉴赏,实现探寻中日莱菔文化即萝卜文化的初衷。     

论稻盛和夫对职业教育的贡献

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不但在经营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且在教育领域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他积极支持中日两国的教育事业,热衷于推动产学结合。在理念上,他非常注重受教育主体的潜意识和潜能的开发。同时,他还在继承日本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新的职业教育模式——旨在培养新一代中小企业家的"盛和塾模式"。本文认为他在教育领域的经验和主张值得我国教育工作者借鉴。     

论中日近代化中的“异”

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大致在相同时间和相似背景的情况下发生的,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日本成为近代化的楷模,中国却在近代化发展的道路上步履维艰。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除了两国面对的外部压力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的决心和对西方先进文化吸收的不同。同时通过对两国的比较分析得出知识结构的变革是现代化的核心和终极源泉,以期能对当今现代化建设有借鉴意义。     

中日两国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考察——以吸收近代欧洲文化为中心

中日两国都有着摄取外来文化的悠久历史。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也是中日文化关系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因此,考察中日两国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是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能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僧侣的往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两国僧侶不仅在佛教领域里互相学习和借鉴,而且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以及日常生活领域里都发挥了传播者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僧侣所以能够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这种特殊作用,是和当时中日两国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论德日两国二战后对谢罪问题的认识

德日两国在战后谢罪态度上的迥异表现主要体现在对战争性质和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上,在战犯的处罚问题上,在战争的赔偿问题上,在历史教育问题上。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国际社会给予德日两国的影响不完全一致,以及两者存在极大的个体差异。     

中韩合资企业知识型员工激励

韩国是我国近邻的重要经贸伙伴,近年来两国不仅贸易发展迅速,而且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因两国文化的差异性,很多中韩合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是面临占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韩两国文化的差异、高新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特点的分析,给企业提出了一些员工激励措施以利于中韩合资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从禁忌语看中日禁忌意识

通常,禁忌语被认为是迷信的产物。当下,中日两国的年轻人知道多少禁忌语呢？中日两国年轻人在禁忌意识上有何相同点与不同点呢？笔者通过对比两国禁忌语分析中日两国年轻一代的禁忌意识。     

中日两国现代化变动特征的比较

本文基于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同属于传播型、后发型现代化这一史实 ,参考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提出了“思想→政治→经济”这一比较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分析模型。“思想”作动于“政治”是利益表达过程 ,利益表达有“内表达”和“外表达”两种形式 ;“政治”作动于“经济”是政治输出过程 ,政治输出也有“硬驱动”和“软驱动”两种形式。在两国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阶段 ,两国三个子系统间 (思想、政治、经济 )的作动方向是相同的 ,但由于两国三个子系统的内外环境、作动者和受动者的性质不同 ,因而每一作动环节出现的两种作动方式在转换和结合上存在着差异 ,正是这些差异影响了作动力度和效果 ,并最终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结局。本文还提出了上述分析模型的现实意义 ,即不同所有制形态下的现代化模式存在相互比较和借鉴的可能性 ,同时也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内外表达的协调转换机制和软硬驱动的有机结合模式进行了探索。     

日本的皇朝十二钱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两千多年友好关系的历史,文化与经济的交往,十分频繁。自古以来,两国之间给予对方的影响,也十分深远。中国古代文化曾大量移植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新的思想文化潮流也相继传播到中国。很多风俗习惯及文化传统一脉相通,源远流长。因此中日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都怀有深厚的情谊,中日两国     

中日友好的未来在青少年——忆桂林、熊本高中生夏令营活动

2008年5月8日,胡锦涛主席在东京出席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开幕式致辞时,深情地说,青少年象征着青春和活力,代表着希望和未来。中日世代友好归根到底要靠两国人民友好,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归根到底要从两国青少年做起。他衷心希望,两国青少年紧紧携起手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相互信任,自觉肩负起传承中日友好的崇高使命。     

国际历史对话与南京大屠杀研究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首次由政府发起的围绕两国间历史的学术对话。南京大屠杀事件（又称南京暴行）则是近二十多年来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中的一个主要热点。因此,中日两国问展开的历史对话如何叙述南京大屠杀,自然备受国内外各方的瞩目。     

浅析中俄经贸关系发展

中俄两国是世界上的政治大国,两国的政治稳定和地理关系给两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外交上提出"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外交政策,这给中俄经贸关系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本文回顾了新世纪以来中俄经贸发展的历程,指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探索了中俄经贸深化合作的有效途径。     

16至19世纪中日“统治体制”变革思想之比较研究

16至19世纪,在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日两国思想界关于统治秩序和统治体制变革诸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从时间上看,日本思想精英率先对幕藩体制提出质疑,并围绕"体制转换"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而同时期的中国其"政体改革"声音则较微弱,两国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在体制变革路向的问题上,日本的"政体变易"思想并非简单模仿西方"民主体制",而是采取了"王政复古"的方式,建立了以天皇绝对主义为特征的政权,其实质是从纯粹的封建国家体制向封建主义的最后政治形态专制王制的转变。而同时期中国的统治体制变革思想及运动则启动较晚,表现出较为激进的发展态势。尤其在19世纪末叶温和的政治改革运动宣告失败后,迅速出现革命风潮,最终在1912年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亚洲首个共和国。中日两国关于统治体制变革思想不同趋向的演进,对中日两国近代国家体制的形成及现代化的不同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     

美日返还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施政权谈判中的钓鱼岛问题

在美日两国返还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施政权谈判初期,日本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同意其公开发表关于"尖阁诸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的声明。美国政府坚持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的方式阐明上述立场,并将施政权与主权问题分离开来,主权争端由当事国协商或提交国际法院仲裁。在美日两国谈判有关返还区域的法律文件过程中,日本政府提出在返还协定第一条的《附件》中以经纬度线标示返还区域,从而将钓鱼岛纳入其中。美国政府虽然同意以经纬度线标示返还区域,但坚持采取《谅解议事录》的形式。面对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争端,美国政府压制中国台湾当局关于返还钓鱼岛施政权、暂不将钓鱼岛纳入返还范围的要求,仅仅同意敦促日本与中国台湾当局讨论钓鱼岛问题。美国政府将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移交给日本政府,为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争端埋下了祸根。     

笔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2006年12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和两国外交部间达成的实施框架,中日两国各10位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就中日历史问题进行研究。2009年12月,委员会宣布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结束,并公布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由中日两国学者就共同确定的题目而分别撰写的论文构成。人们一般认为: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但什么是历史问题?历史认识的分歧点在哪里?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否可以解决?如何寻找解决历史认识分歧的方法?许多问题需要历史研究者予以回答。而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则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次尝试,或者说迈出了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第一步。本刊拟分两期约请各界学者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及其研究报告以笔谈的形式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