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及其“疑古史學”新解——試從心理、性格的角度分析

自二十世紀初年始,中國的歷史書寫傳統經歷了一場巨變。繼1902年梁啓超發表《新史學》,號召"史界革命"之後,顧頡剛在1920年代發起的"古史辨"運動,改變了中國人對自身歷史的看法,實踐了梁氏所言之"革命"。本文從分析顧頡剛編1《古史辨》和寫作自序開始,利用近年出版的顧頡剛日記和書信等一手材料,指出顧氏之發起有關中國古史真僞的討論,不但有諸種學理和思想上的淵源,也應注意他的家庭關係、幼年生活和求學經歷所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徵。本文則側重研究顧頡剛的口吃及其衍生出的心理、行爲特點,並希求對顧氏"疑古史學"的起源提出一個新的解釋。     

中日學術交流與古史辨運動:從章太炎的批判說起

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來發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襲取日本人疑古餘緒之言論,但其連番譏諷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討論。本文即以此爲起點和觀察視角,重新探究"古史辨"的日本因素,並在上世紀初中日文化交流頻繁的時代背景下探討胡適、顧頡剛接觸日本相關學術的可能性,觀察他們在時代變局下的治學心態。最後,本文將比較"古史辨"與"東洋學"興起的原因與目的,以及它們與二十年代中國社會、政治環境等錯綜複雜的關係。當然,藉着相關探討,我們能同時看到世變之下史家在建立學術事業過程中顯露的人生宗旨、學養情操,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的歷史意識與民族文化認同。     

葉恭綽與中國近代敦煌學

葉恭綽對中國近代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與其他同時代敦煌學研究者相比,其本人關於敦煌學的論著並不多,但其運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積極提倡敦煌學研究,發起了我國首個敦煌學研究團體,推動海内外收藏敦煌寫卷目録的編製與刊布,致力於敦煌文獻的收集與保護。此外,還通過幫助、提SS■其他敦煌學研究者和研究機構來推動敦煌學的發展,在中國早期敦煌學的很多重要事件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明治日本的漢學論與近代“中國文學”學科之發端

近代東亞學科秩序的建立,伴隨着學術勢力之升降,並以區域政治環境爲背景。明治日本＂支那文學＂學科的發端,不僅是西學分科觀念的産物,更可視作明治20年代國粹保存運動的延伸,受到起源於民間輿論的漢學經世論的影響。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漢學再度遭到衝擊,學院派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離,在野政論家則强調研究中國現狀。1890年帝國大學漢學科開始招生,湧現了一批既具備西學素養,又飽含政治關懷,從事於文明批評的少壯漢學者。他們在吸收歐洲東方學,開拓研究新領域的同時,更强調＂東洋學風＂干預現實的精神,内化了＂文明論＂的觀點,從而發明出一種傳授或建構＂中國文學＂的有效模式。     

陳訓慈友朋書札二通跋

本文刊佈已故陳訓慈先生保存的友朋書札二通,一爲顧頡剛先生所作,一爲傅斯年先生所作。前者反映了1943年重慶中國史學會成立之後與四川成都地區學術界的關係,後者可見1930年代中研院史語所與浙江省博物館在文化上的協作。文中引證相關資料,對書札的確切寫作年代、具體背景及内容作了分析說明。     

方法與實踐:域外漢籍研究的新天地——評張伯偉教授《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

正近十年來,國際漢學研究界最令人矚目的動向,便是域外漢籍研究的興起,這使得漢學研究在主題上開始强調中國與東亞的相互建構,在史料方面日益重視域外史料特别是域外漢籍。當這一門學問在中國起步的時候,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曾經以上世紀的新學問———敦煌學來類比其價值和意義。在敦煌學研究中,學者須有意識地"更新方法,思考新問題"是近期出現的反省。(1)同樣,域外漢籍研究有關方法論的探索也已漸入佳境:在思想和歷史方     

高麗義天的北宋之行與詩文集刊行——以李頲《樂道集》刊行經緯爲中心

<正>一序言韓國漢文學通過對中國文學的積極接受和融合持續發展。而對中國文學的接受主要是通過使臣往來和派遣留學生等和中國的直接交流而得以實現。因此,對中國文學的接受在韓半島對中外交關係的影響下,在不同的時期會展現出不同的樣貌。尤其在高麗時期,中原頻繁的王朝交替導致高麗與中國的     

投書與示法：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的發生語境

中唐以後,科舉風氣漸盛,社會流動日劇,爲庶族文人通過讀書改變自身命運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作爲文類的投書與答書,成爲舉子表述其文學思想,名家展示其學文、作文路徑的重要載體形式。在行卷風氣下的投書、贄文、答書及其文本間性,不僅搭建了低位者與高位者之間的文本對話,更是探究其文學思想之展開方式的關鍵所在。而北宋文人的投以應"答",巧妙地依托"投—答"這一文類間的競爭體制,借位韓、柳,在確保文學秩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維繫了唐代古文思想的傳承,推進了宋代古文思想的内在批評。通過對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之寫作機制的研究,可重新認識其在整個古代論文書牘發展史中的意義。     

不讀漢宋書,也爭漢宋學:清代漢宋之爭“風氣”的形成

清代知識界大致可分爲"讀書人"和"學人"兩類人。所謂的漢宋之爭不僅是少數專業"學人"探討的高深的學術問題,同時也是大量一般"讀書人"廣泛參與的熱門話題。大量"讀書人"的不斷捲入又使得漢宋的爭辯成了一時流行的風氣@些"讀書人"往往是通過科舉考試來接觸與表現他們的"漢學"與"宋學"。他們擁有各自不同的科舉經歷,漸致他們對"漢學"或"宋學"形成各種不同的態度,既而捲入漢宋的爭論中,在不自覺間即成爲這股爭論風氣的推動者@一層面的漢宋之爭大體上是一個社會史的問題,同儒學内部的各種理論層次並無太大的關係,因而很少受到既有研究的關注。     

再論康有爲與進化論

本文詳細考察康有爲的學説,尤其是"大同三世説",與進化論的關係,具體分析康在不同階段對進化論的態度,由此探討康對這種學説理解與認同的程度:康有爲、梁啓超一開始對嚴復所譯"天演論"是回拒的;在《禮運注》等"大同三世説"的重要著作中,康雖大量使用"進化"一詞,但僅僅是"拿來主義"式的運用;"大同三世説"雖主張進步,卻不是進化論所催生的;康在《大同書》中甚至將"進化"與"天演"當作意義不同的概念來使用。本文由此認爲,康有爲對進化論的學理並未真正理解,這種理論在他的頭腦中亦未成爲一種系統性的學説。     

1920年代梁啓超與胡適的學術因緣——以新發現的梁啓超書札爲中心

本文以2009年5月拍賣的梁啓超致胡適函爲主要資料,輔以其他相關文獻,力圖還原1920—1922年間二人在學術上的交往。特别注重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中國佛教史》、《墨經校釋》諸書寫作中與胡適的互動,並對一直面目不清的梁著《國學小史》與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關聯進行了分辨與考證。     

篝燈時見語驚人——評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

<正>一自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關於古文運動方面陸續湧現出一大批相當優秀的研究成果。除對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等古文大家的個案研究外,單以"古文運動"爲題的專著便有六部。①而在日、美漢學界,古文運動也是研究重點之一。②通過以上卓有成     

唐宋間“子司”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

在唐代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體制下,"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以尚書吏部爲例,吏部司爲頭司,其餘司封、司勳、考功三司皆爲子司。但是至南宋初年,"子司"詞義已發生明顯轉换,不再適用於尚書省諸司之間,而是適用於尚書省(主要指六部)與寺監之間。這一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有直接關係。唐前期尚書省"頭司—子司"體制的確立,是尚書機構在向外朝宰相機構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結構的結果,代表的是"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的結束。唐宋之間"子司"詞義發生轉换,則是新尚書省體制的開端,並爲調整尚書省—寺監關係帶來了新的契機。嚴耕望以政務機關、事務機關來定位尚書六部與諸寺監的職能及關係,對應的是三省制下以政務處理程序分工和分層處理爲特徵的政務運行機制。在此機制下,六部與寺監雖然在某些環節上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下行與上承關係,但就國家政務處理程序而言,兩者之間並未直接構成必不可少的政務運行環節,因而它們之間並非上下級關係。唐前期四等官體制確實有繁冗迂回之弊,容易影響行政效率。行政體制的這個内在矛盾推動了使職系統的發展、成熟。儘管使職差遣體制帶着"不經"、"非久"等權宜色彩,但絲毫不影響其事簡而權專的效率優勢。即便宋神宗在"正名"與"正實"的口號下試圖重新恢復尚書省,也只能在使職差遣政務運行機制的基礎上進行改置。這樣,在名義上是以《唐六典》爲藍本而重建的元豐官制中,尚書省、寺監間並未恢復唐代三省制下的那種關係,而是直接繼承北宋前期使職差遣體制下的"本司—子司"關係。嚴耕望所謂六部與寺監的上下級關係,至此纔真正確立。     

關文與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運作——以新獲吐魯番文書爲中心

本文首先對吐魯番新發現的《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護府案卷爲安門等事》文書進行了細緻解讀,並由此出發,清理了敦煌吐魯番文書中與關文有關的文書,特别討論了關文的成立與用印制度之關係、關文所反映的録事司與各曹關係,以及縣衙各司之間關文的使用情況。我們相信,對關文格式與運行的研究將有助於加深對唐代地方政府内部政務運行機制的理解。     

宏觀把握大局,忠實還原細節——評守屋美都雄著《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

在日本當代漢學發展史上,守屋美都雄被研究者譽爲"東京文獻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是反映日本戰國秦漢史研究成果的一部著名论文集。由於全書存在主題和體例斟酌不夠充分、結構設置也有欠周到的缺陷,因此,讀通守屋氏這部作品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循其學術脈絡,淡化結構框架。守屋氏學術追求的最主要特徵,是在宏觀把握大局基礎上的忠實還原細節,特别是有助於今人了解古人日常生活的具體過程如何産生、如何變化的那些細節。全書的核心是《南人與北人》、《社的研究》、《父老》等九篇文章,代表了守屋氏關於中國民俗、家族宗族、國家結構的基本觀點;其他文章也非常典型地表現出文獻學派傳人的深厚功底,在對資料的處理和對中日學界研究成果的評述上,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史價值。     

薛應旂罷黜王畿以取媚夏言説再辨

嘉靖二十四年京察,薛應旂罷黜陽明高弟王畿,此舉是否爲了取媚首輔夏言,乃是明代理學史上一大公案。顧憲成和黄宗羲對此抱持懷疑,然未見詳細論證。清乾隆學者湯修業則未能區分"致仕"與"罷黜",以致推論失誤。民國唐鼎元指出該説乃徐階對薛應旂的"報復之辭",但將薛、徐二人關係轉惡的時間誤定於隆慶元年。其實,他們二人的關係在嘉靖二十九年就已出現裂痕。是年,薛應旂在徐階與嚴嵩的政治鬥爭中選擇了傾向嚴嵩。嚴嵩失勢後,薛應旂刻意掩蓋他與嚴氏之間的親密關係。隆慶初,趁平反嘉靖受難諸臣之機,薛應旂僞造遭受嚴嵩陷害的經歷,上疏朝廷請求改正考察結果,然因首輔徐階阻撓而未獲成功。直到徐階卸任後,薛應旂的考察結果纔由"罷黜"改爲"致仕"。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那特硜的《政治學》及其在晚清的譯介

那特硜對德國國家學在近代日本的傳播和明治政府建立普魯士式國家官僚政治制度發揮了有力的影響。由其在東京大學的講議輯録而成的《政治學》,對國體與政體、國家概念(Conception)與國家觀念(Idea)等概念作了明確的區分,並對各國立憲制度的歷史由來、法理與實際及其利弊得失加以論述,具有歷史學派國家學的特徵。該書出版後不久就被譯成中文,再藉由報刊、新學書目和圖書廣告的宣傳,成爲清末憲政運動的一種思想資源,對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結古歡:晚清集古箋與石刻文獻

彩箋是文人雅玩,也是傳統中國重要的文獻形式之一。鈎摹碑帖字迹的集古箋,增加與突出箋紙的視覺美感與文化趣味,是晚清彩箋新變的一種表現,這與嘉、道以來碑學興起的學術風尚有密切關係。作爲彩箋背景的石刻文本,不僅是供人觀賞的視覺圖像,也是供人閲讀的"副文本/隱文本",在表情達意上與書札正文構成互補關係。晚清參與製作使用此類彩箋的文士很多,其中包括不少金石學者,此風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     

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

從15世紀到19世紀,惟一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朝鮮,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團赴日,這些使團中的文人留下了約四十種類似出使日記的有關文獻,以及相當數量的筆談、唱酬和繪畫。這一龐大的文獻資料是研究朝鮮與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經濟關係的重要史料,在日、韓學界很受關注。可是,這些文獻資料至今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看上去只是記録日、朝之間往來的資料,對中國學界的意義究竟是什麽?本文指出,這些文獻資料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呈現了這幾個世紀日本與朝鮮的政治關係與文化比賽,也讓我們看到在近世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的存在,日朝交往中,無論在政治領域的名分、禮儀、文書上,還是在文化領域的衣冠、風俗、學問、藝術上,現實上的"明清"雖然缺席,但歷史上的"中國"卻始終在發生影響。因此,在朝鮮通信使文獻中,儘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與朝鮮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也可以看到中國在通信使文獻中,仿佛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