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考补

对于董仲舒的生平事迹 ,在《董学探微》考证的基础上 ,再进行一些补充考证 ,同时回答一些学者提出的问题 ,有商榷 ,有感谢 ,也有批评。最后对于考证讲一点自己的体会     

徐福与“徐氏宗谱”

在全国地名普查中,自1982年,在江苏省赣榆县发现徐福故里——徐福村之后,引起国内外一些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并共同探讨徐福东渡之谜,从而取得新的进展。在国内,《光明日报》发表了罗其湘、汪承恭同志《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徐州师院学报》发表了阎孝慈同志关于《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初探》和《贵州文史丛刊》发表拙文《徐福故里考证》等论文,特别是中日关系史著名学者、中     

顺治朝官修《明史》新考

<正>顺治朝官修《明史》,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考证,但其中一些问题,限于史料,一直没有定论。笔者在研究傅维鳞《明书》过程中,发现一些重要史料,据此基本可以厘清以下三个问题。一、顺治朝确曾编纂成编年体《明史》     

何若瑶《两汉书注考证》研究

何若瑶为清代中后期广东著名学者,所著《两汉书注考证》是清代朴学的代表作之一,惜至今无人研究。该书纠正了前人《两汉书》注中的失误,考证翔实,学术成就甚高。该书的考证也有一些小失误。     

何若瑶《两汉书注考证》研究CSSCI

何若瑶为清代中后期广东著名学者,所著《两汉书注考证》是清代朴学的代表作之一,惜至今无人研究。该书纠正了前人《两汉书》注中的失误,考证翔实,学术成就甚高。该书的考证也有一些小失误。     

南朝齐陆澄《地理书》辑佚及相关问题考证

南朝齐人陆澄所撰《地理书》及《地理书抄》(均已亡佚),其以《山海经》等160家地理著作为基础编纂而成,对于保存我国古代众多短篇零卷的地理学著作有较大作用,价值极高。然而,关于《地理书》的作者问题,史籍记载不一,更有将其与南朝宋学者刘澄之混淆的情况。南朝梁学者任昉,清代学者徐乾学、俞樾、王谟、章宗源、姚振宗及现代学者刘纬毅等都曾分别对陆澄《地理书》进行辑佚、考证等整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因此,在掌握新史料的基础上,对陆澄地理二书及其相关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梳理考证,释疑解惑,很有必要。     

赵雍生年问题新论——以柯九思与赵孟頫交游为线索

元代书画家赵雍生年的依据,来自柯九思诗句"忆昔京华陪胜集,郎君妙年才二十"(《题所藏赵仲穆〈江山秋霁图〉》)。柯九思早年经历及其与赵孟頫的关系,既可证明这首诗内容的确凿可信,也能将"胜集"发生时段限定在至大三年(1310)到皇庆二年(1313)间。本文借助元代文人大都春秋两季雅集的规律,结合赵雍须为长兄赵亮病故守制一年的礼俗,最终推定赵雍生年为至元三十年(1293)。     

古夜郎国城址刍议

关于古夜郎国城址所在问题,由于古籍文献对夜郎的疆域及兴衰记载不详,导致近千年来不少学者从各个方面进行的考证互有抵牾。笔者近从兴仁县交乐古墓的发掘获得一鳞半爪资料,仅就这个问题谈谈粗浅见解,或可为研究者提供一点考证依据。一、对近现代古夜郎城址研究的看法古夜郎城址,在清代及民国时期,曾被一些史、志学者公认在贵州桐梓,但清咸丰初年辑成的《兴义府志》及民国中期编修的《兴仁县志》,则援引雍正、道光时期靖道谟、阮元所著的《夜郎     

古代的造假：纸作皮靴泥做鸭

谁是造假的祖师爷？不好考证。有人说是赵武灵王,也有人说是秦昭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说：“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于此。’”就是说,赵武灵王让人搭架子在石头上刻上巨大的脚印,然后在旁边注释说：赵雍到此一游。     

马比荣与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

中国文献学在古今与中外两者之间均存在割裂问题 ,这突出地表现为对西方古文献学的缺乏了解。Diplomatics———西方古文献学 ,历史悠久。在中世纪文书辨伪的基础上 ,法国学者马比荣于 1 7世纪后期创立了规范的古文献学。经历代学者努力 ,它在 1 9世纪还只限于考证古代文书 ,到 2 0世纪 ,则已成为考证全部历史文献的方法体系。在考证西方古代司法、行政文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上 ,与中国传统文献学相比 ,西方古文献学有自己独到的贡献。     

有其父必有其子——漫谈赵雍的绘画艺术

赵雍(1289-约1360年,字仲穆,浙江湖州人)出身于绘画世家,其父赵子昂乃元初画坛的领袖人物,母管仲姬在翰墨场上也非等闲之辈,兄长赵奕亦是绘画能手。赵雍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幼耳濡目染学习书画,心摹手追,成就想必非同一般。     

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以新中国成立后张政烺的史学研究为中心

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代表,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的指导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深层次探索。在其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透视出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张政烺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研究内容上的转变,折射出新历史考证学派在研究路径上由纯粹的探究史料考证,转为史观指导与史料考证两者并重。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不仅提升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理论素养,完善了他们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时代内涵。     

象岗南越王墓主新考

关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墓主是谁的问题,曾有过不同的意见,但多数学者认为应是《史记》、《汉书》中记载的南越王赵胡。《西汉南越王墓》1991年编写成书后,这一推测似成定论,不见有学者对此再进行探讨。然笔者在仔细研读有关史料和推敲各考证文章之后,发现疑点颇多,墓主究竟是谁似可重新斟酌,故撰此文,求教学界。     

工商史料考证九题

工商史料考证九题黄光域近年致力于外国在华工商企业基础资料的研究,五六十年代孙毓棠、汪敬虞、陈真等前辈学者选编辑录的几种《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是我的首选参考书籍。常年置诸座右,不可须臾离,所获教益,难以胜数。但也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大半是因为原始材料...     

徐松《西域水道记》的学术特点

徐松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中坚力量 ,学术上既受乾嘉学风的熏陶 ,精于考证辑佚之学 ,又颇受嘉道间经世实学的影响 ,在当时学者中颇受推崇。他的研究克服了前代学者研究西北囿于书本的局限 ,以实地履勘与文献考证相结合 ,著述真实可信。在其多种关于清代西北史地的著述中 ,《西域水道记》是最具价值的一部 ,具有实地调查 ,创新体例 ;总结音译 ,从其方言 ;钩沉索引 ,精密考证 ;广著碑刻 ,保存资料 ;风土人情 ,记载周详的特点。     

战国时期韩国疆域变迁考

有关战国时期诸侯国疆域的探讨 ,迄今为止 ,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做了非常初步的研究。而对此问题的研究 ,实是先秦史中许多相关研究的基础 ,也是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需要进一步深入拓展。本文利用文献、考古资料 ,并结合日本学者有关战国史料编年的最新成果 ,尝试对三晋之一的韩国疆域变迁 ,分阶段且按方位地做了逐年的详细考证。     

德国汉学家帕塔克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德国汉学家帕塔克与中外关系史研究钱江近十年来，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常常会在西方的一些学术刊物或论文集中见到罗德里希·帕塔克（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教授以德文、葡文或英文发表的有关古代中国海外交通、贸易历史的论文，并为其细密的考证和旁征博引而...     

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

清代学者王鸣盛十分注重考证史学研究,作为"吴派"的乾嘉考据家,他的学术成就遍及经史。《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对新旧《唐书》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从文字校勘、典制考证、增补史事等方面,对新旧《唐书》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入手,探讨乾嘉学者的史学研究方法。     

张耒外祖李宗易生卒年考

学界对"苏门学士"张耒的族亲做了很多考证工作,成果颇丰。然相关学者遗漏了对张耒为人操守和诗文创作影响极大的外祖——李宗易。其生卒年的考证尚无学者涉足。通过稽索人物别集、方志、史著、谱牒等各类文献,李宗易的卒年较易确定(1073年),又以卒年为基准,其生年的大致范围也更加容易廓清。     

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

我国夏代前后的镶嵌铜牌饰 ,截至2002年共发现16件左右。1991年 ,李学勤先生首先对这种牌饰作了综合研究 ,就其年代、寓意和源流等提出了见解 ,使国内学术界意识到这是一种单独存在的特殊铜器 ,需要特殊研究。之后 ,国内外学者多有研究。作者在此基础上对镶嵌铜牌饰进行分类、断代 ,并考证其源流、寓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