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翡翠罂考

“翡翠”一词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语境中含义所指不同,大体而言,在宋代以前的文献中主要指翡翠鸟,或翡翠鸟羽毛装饰的器物,如《楚辞·招魂》中有“翡翠珠被,烂齐光些”,1即言以翡翠鸟羽毛与珠玑共同装饰被衾之华丽。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形容后宫昭阳殿时也有“翡翠火齐,络以美玉”,2即昭阳殿馆室壁带上以翡翠鸟羽毛和火齐珠并缠以美玉共同装饰,极言其侈靡。     

纳兰性德著作考(续)

(五) 词 对纳兰词作全面的搜罗辑刊,已有五次。第一次,康熙三十年(1691),徐乾学刻《通志堂集》,张纯修刻《饮水诗词集》,后称“徐刻本”、“张刻本”。第二次,嘉庆二年(1797),汪元治辑刻《纳兰词》,是为“汪刻本”或“结铁网斋本”。第三次,光绪六年(1880),许增刻《纳兰词》,通称“榆园本”。第四次,陈乃乾辑《通志堂词》,1937年开明书店版,此为“陈本”或“清名家词本”。第五次,冯统辑校《饮水词》,198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版,可称“冯校本”或“天风阁本”。本文先就传世情况作综合的考评,然后就纳兰词是否确为性德之作申以己见。 编定最早的纳兰词集是《侧帽词》和《饮水词》。冯校本的《校读记》说:     

《周礼》“三德”、“道艺”古义斠诠

《周礼》“三德”、“道艺”古义艹再斗诠丛文俊《周礼·师氏》述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郑注释至德为“中和之德”,并以孔子“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为证;释敏德为“仁义顺时”;释孝德为“尊祖爱亲,守...     

陈洵《海绡说词》的版本问题

陈洵《海绡说词》是重要的词学文献,罗忼烈先生校注《清真词》,曾引用两种版本：“丛编本”与“钞本”,谓前者为《词话丛编》所收录之“汇钞本”,后者则为自友人处所见钞本。今本《词话丛编》所录《海绡说词》,并非罗先生所谓“丛编本”,而是据近似“钞本”的某版本校补而形成的另一版本,与原“汇钞本”及罗先生所见“钞本”皆有差异。而罗先生所谓“丛编本”,实为中华书局1986年版《词话丛编》之前旧版本所收录之《海绡说词》,应谓之“旧丛编本”。“旧丛编本”与“钞本”互有优劣,而“86丛编”本完全以新本替换“丛编本”的《清真词》部分,实非明智之举,即造成了“旧丛编本”的湮没,亦导致最新的《海绡说词》整理延续其误。     

纳兰成德在编辑《通志堂经解》中的作用

署有“纳兰成德校伊”的《通志堂经解》问世以后，在编辑权上存有异议。笔者查考了纳兰成德、徐乾学、朱彝尊等人的著述，认为纳兰成德是辑编《通志堂经解》的倡始者、资助者、参与者，担任着该书主编的角色。署“纳兰成德校订”未尝不可。     

旅顺博物馆藏“春雷”琴辨

几年前听到传说,旅顺博物馆藏有一张唐斲“春雷”琴,六十年代初曾送至北京,请当时的古琴研究会副会长查阜西氏鉴定过,他确认是唐代制品。唐“春雷”琴是古琴中的一件重器,相传为北宋宣和百琴堂所藏,在元人周密的《云烟过眼录》中著录过,被后人视为“最著名之古琴与最著名大家所制之琴。”而旅顺的这张“春雷’’是否就是那一张?前年有机会在旅顺看到了这张唐琴“春     

诗人词家承子久

诗人词家承子久高兴　承龄,字子久,一字叔度,号尊生,一号藏庵,别号净业渔人。裕瑚鲁氏。隶满洲镶黄旗。清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年）进士。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出守黔南,又任贵州按察使。承子久能诗善词,著有《大小雅堂诗集》四卷,《冰蚕词》一卷。其诗其词颇受...     

朱彝尊著述考略

朱彝尊(1629—1709)生活于明清易代,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是一位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开创了“浙西词派”,在文学、史学、经学和目录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一生著述丰富.《清史稿·朱彝尊传》对此评价说:“当时王士禛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今据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将朱氏著述依年代先后考略如下:     

清初满族词人及成就

清初满族词人数量不是很多,主要有以下这样一些人: 纳兰性德,叶赫纳兰氏,满洲正黄旗人,官至一等侍卫,著有《侧帽词》、《饮水词》。曹寅,满洲正白旗内务府包衣人,由侍卫官江宁织造,后至通政使、两准盐政,着有《楝亭词钞》二卷(一名《西农词》)。岳端,清宗室,由郡王降为贝子,后被革爵,著有《桃坂诗余》、《桃坂填词》。常安,叶赫纳兰氏,满洲镶黄旗人,由举人官至浙江巡抚,著有《受宜堂诗余》三卷。佟国鼎,佟佳氏,满洲正蓝旗人,由佐领官至福建巡抚,著有《闽行小草》附词。佟国玙,佟佳氏,满洲正蓝旗人,江宁驻防,词集名不详,《白山词介》录词三首。阿克敦,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由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授协办大学士,所著《德荫堂集》附词三首。伊麟,辉发纳兰氏,     

《〈郘亭诗钞〉评点本略述》补遗

笔者在《〈郘亭诗钞〉评点本略述》一文中(载本刊八七年第四期),曾谓评点者姓氏无考,又认为《诗钞》的题评有两本,另本“葆光”已转致莫友芝手中,现根据新发现的材料,特补遗如次。“葆光”即杨葆光,《中国人名大辞典》有传,云:“杨葆光,华亭人,字古蕴,号苏庵,官商昌知县,有《苏庵文录》、《骈     

新出曾伯壶铭文“壶章”考

湖北京山苏家垄曾国墓地新出曾伯壶铭文所见“壶章”一词,主要涵义是指壶铭所彰显的作器者功绩（包括政治功绩与自身德行）。结合彝铭与传世文献可知,东周时期青铜器“自我铭功”的功能逐渐凸显。另外,五年琱生簋和琱生尊铭文中的“章”也应表抽象含义,指“君氏”之德行。     

《文会堂词韵》文献价值说略——《词林韵释》的一个明代别本

胡文焕《文会堂词韵》中的舒声部分(含“入声作三声”)完全抄自《词林韵释》,保存了明本《词林韵释》的文本面貌。从胡文焕的序中可以看出《词林韵释》是一部在明代中后期江浙地区流传且有一定影响力的曲韵,可据此解决今人对该书性质的争议。将《文会堂词韵》与《词林韵释》今存各本比勘,可助梳理诸本源流。从《文会堂词韵》字头无注释的体例来看,现存《词林韵释》的注释可能是受明代韵书著述风气影响而由后人所添。《文会堂词韵》与《词林韵释》名异实同,而在清代词学家眼中却地位迥异,反映出清代词韵“弃曲”“从宋”的编纂观念。《词林韵释》为《词林正韵》取代,又表现出清人词韵“从雅”的进一步转向。     

试论屈宋之《招魂》及相关问题

本在概述胡念贻、潘啸龙得出的《招魂》之作是宋玉、《大招》的作才是屈原,并揭示宋玉《招魂》的创作背景和词旨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宋玉《招魂》的创作时间、屈原《大招》的创作动机及反映的思想,并建议将屈原的“招魂词”恢复其原名《招魂》,而将宋玉的“招魂词”改用其曾用名《小招》。     

《百尺梧桐轩图》卷

《百尺梧桐轩图》卷(图一),绢本,纵29.5厘米,横59.7厘米。画高梧竹石掩映轩堂,堂中一人着汉衣冠踞坐,庭前一童抱琴右进,轩后又一童手捧盘盂之属左向行来。坡边矮阑曲折,其外水波平绿。款小正书:“吴兴赵孟頫画”六字,铃“赵子昂氏”一方     

《格萨尔》部名上的“宗”

平措在《西藏大学学报》2005年第四期上发表了有关《格萨尔》史诗部本习惯以”宗(rdzong)”一词来命其部名的研究文章。作者通过对藏文“宗(rdzong)”一词所含内容和《格萨尔》部名上“宗 (rdzong)”一词所含内容的比较分析,认为《格萨尔》部名上的“宗”,既不能和过去作为西藏地方政权机构——行政区域治所之名的“宗”等同起来理解;也不能与作为过去有别于普通民宅的特殊建筑物之名     

汉晋表是县和唐锁阳城探原

一、汉晋表氏县《汉书·地理志》 :“酒泉郡表是县”。本注曰 :“莽曰载武”。《后汉书·郡国志》 :“改表是曰表氏 ,魏晋因之。”《后汉书·五行志》 :“(汉灵帝光和 )三年 (1 80 )自秋至明年春 ,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动 ,涌水出 ,城中官寺民舍皆顿 ,县易处 ,更筑城郭。”唐李贤注曰 :“表氏故城 ,在张掖西北。”《通典·州郡四》曰 :“汉表是县故城在今县西北 ,又曰昭武县。汉张掖郡城亦在西北。”①《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志》云 :“表氏故城在县西 ,汉置 ,属酒泉郡。”根据以上记载 ,汉代洒泉郡表氏县 ,其位置既然在张掖西北 ,必在酒泉之东…     

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首创的,该序中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本文则认为,“敦煌学”一词应该是日本人首创的。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是在日本出现“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等一系列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文强调,陈寅恪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但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倪瓒《秋亭嘉树图》等三件书画综考

倪瓒的《秋亭嘉树图》是清宫旧藏,且《石渠宝笈·初编》著录为“上等”的元代绘画作品,今藏故宫博物院。该图曾作为倪瓒绘画中的精品屡次影印出版。然近来经仔细研究,颇觉画法与倪氏代表作品有不合处。就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又涉及到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著录的《淡室诗书画》卷和今藏故宫博物院的倪氏书作《淡室诗》,故将三件书画一并予以综合考鉴。     

东汉译经词语考释

东汉佛典在中古汉语和佛典语言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它“估曲聱牙”,比较难懂,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中有很多连《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佛光大辞典》等大型辞书都不载的俗语词、译词或者词语的意义．而且不经考释很难从字面便知其意义。本文在前彦时贤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中九个词语进行考释,以期对大型辞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材料。     

门罗主义与清末民族主义思潮

我们只要略为翻阅下清末的报刊,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经常在眼前跳来跳去,频频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这一口号即是“中国,中国人之中国”!笔未曾广事搜讨,仅在读书之余,将所见相关资料随手记录,己达24条之多。（按：许小青在《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册,中央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76-998页]一中对此有所整理,但不全。本在撰写过程中对其整理成果有所吸收,特此说明）就目前所知,晚清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时间是1900年。当年9月24日,即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一,《清议报》第58册刊登一篇署名“自强氏”撰写的《独立论》一中写道：“今吾且正告我国民日：中国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由此看来,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是维新派,且主要是针对当时列强提出的“保全主义”而发的。1902年,太平洋客欧榘甲在《新广东》一中也提出：“夫中国,中国人之中国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73页）进入1903年后,这一口号广泛流传起来,并被革命党人所接受。当时由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江苏》、《童子世界》、《苏报》以及邹容所撰《革命军》中都曾不止一次出现这一口号。1904年,由高旭、高燮叔侄创办的《觉民》杂志以及陶成章撰写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也曾出现这一口号。1906年以后,这一口号还曾在《复报》、《云南杂志》、《汉帜》等报刊上多次出现。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等人甚至将其写入了《中国同盟会方略》,指出：“中国,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