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东州县折亩研究方法

折亩一直是明清以来耕地研究的主要问题,也是长期困扰学界的重要问题。在传统研究路径难以突破困局的情况下,就必须开辟新的研究路径,也就是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自下而上的研究方式,通过逐州逐县的考证,进而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本文基于这一研究路径,以清代山东107个州县的折亩为研究对象,针对很多州县相关信息不足的现实,逐州逐县地进行考证、分析与比较研究,以史料为依据,以逻辑为手段,通过合理的分析判断,归纳总结出关于折亩的七种逻辑分析方法,从而解决每个州县是否存在折亩以及如何折亩的问题。     

亩制差异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相关问题

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的两种土地登记体系引起的土地数据差异,是降低册籍数据使用价值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土地数据计量单位的内涵变迁出发,在分析地方性亩制对明清土地统计数据登记之影响,及其引起的赋税等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在历史时期土地利用计量分析和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土地登记体系与亩制问题应予以足够重视。     

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研究: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库车、沙雅尔署衙档案之探讨

本文利用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回疆档案文献资料和清代其他文献相互印证,对库车和沙雅尔两地的赋税征收制度中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清代回疆粮赋征收制度具有如下特点:主要土地占有形式"原垦地亩"和"官地"二者田赋的征收是"视岁收数目"而非土地面积,显示出与中原地区自古以来的赋税征收制度的差异。制度规定以籽种的十倍作为实际产量来征收田赋,在此基础上总体上确定某地田赋总额。回疆各城粮赋征收额是一个变化的数据,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粮赋实际征收中出现明显的负担不均衡的现象。     

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以“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

抵征是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田赋整理所实行的一种新的、异于常征的赋税征收机制。在歙县,抵征推行的动机是取代常征,由绅局和亩董在乡组织征收,消除常征中由书差勒索的积弊。具体到歙县北岸,在光绪五年(1879)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抵征在乡村的复杂实践中,亩董成为乡里税书与州县户房书吏的中间人,绅局(乡柜)才是基层田赋征收的关键场所。通过分析抵征从中央议行、州县落实到乡村适应的过程,尤其是抵征在乡村实践中的适应和变化,可以直接而具体地看到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组。     

由乾隆《颍州府志》看摊丁入亩税制改革

乾隆《颍州府志》系清代颍州知府王敛福亲自动笔修纂,是当时唯一的一部府志,初版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全志十卷。颍州府是皖北地区重要的农业经济区,雍正六年（1728年）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后,颍州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由于执行情况不同,各地田赋、杂税和存留比例均有差异,反映了清前期颍州府各州县经济发展基本状况。     

关于明清时期“逋赋”与免除“逋赋”的几点思考

作为古代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田赋一直在王朝经济社会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田赋自然就有按时缴纳和不按时缴纳(拖欠)的情况。拖欠或者逃避赋税,在史籍中称为"逋赋"(也有其他称谓,下文中详谈)。"逋赋"自汉代起就已经见于史册,既有"未出赋者"1即没有完成的田赋的意思,也有"……善逋赋"2中逃避赋税的行为的意思。一地之民,违抗国家命令,与官府作对,进行"逋赋",自然是有各种原因。与此同时,政府为了一些原因进行免除"逋赋"的行为,也时有发生。本文想要谈论的是对于明清时期"逋赋"、免除"逋赋"以及这两者之间关联的几点思考。     

晚明推行一条鞭法台前幕后

<正>田赋和徭役是明朝两大财政来源,中央政府为保证田赋征调,防止粮税不均,依照土地所有权和用途的不同,把土地区分为官田、民田两大类,除皇亲国戚及少数钦赐优免者外,均承担徭役。明代中后期以来,赋税严重不均。勋臣贵戚养尊处优却享有优免赋税徭役的特权,文武官员以官衔大小亦能优免赋税。即便如此,他们还想方设法投机取巧,徇私舞弊。     

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考略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赋税,而赋税中以粮赋收入为大宗。清代的粮赋包括地丁银和田粮两部份,总称为田赋。民间完纳田赋,俗称“完粮”或“交粮”。田赋以土地所有者为征收对象,即向“业主”(主要指地主)征粮,佃农则交租而不承担田赋,这就是所谓“业主完粮,佃户交租”、“粮从租出”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者因向封建政府交纳钱粮,列名于粮册,故称为“粮户”。佃农则交租而不纳粮,     

民国乡村税收中的村庄领导阶层及其权力变迁——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西村长副为个案

民国时期,传统的村庄领导阶层的类型范围、社会角色与功能都发生着重要变化。在山西乡村,由于政府控制基层社会的需要,村庄的作用和地位得到史无前例的提高,村长副的权力也相对较大,因此地主士绅大都主动担任了村庄的领导职务。但随着山西"村政"建设实施之下农村事务的繁多,再加上后来农村田赋等税负日益繁重,农民陷入了广泛的贫困中,村庄的赋税征收往往成为一种无法圆满完成的任务,这导致村长副等村庄领导阶层的权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多时候,村长副不得不垫付村里上交的赋税,有的为此倾家荡产或丧失性命。因此,不要说地主富农,就是一般的农户也不愿担任村长副这一职务。     

清代顺治朝土地清丈在徽州的推行

清代顺治朝徽州土地清丈由县衙发布告示,图正组织实施。明清鱼鳞图册登记土地数字有"积步"和"税亩",由"步"换算成税亩,或统计"积步"总数。清丈后,图正颁发归户票,业主执票经"册里"归户纳税。归户册为土地纳税册籍。地契所见清丈过程清晰。清初鱼鳞图册所载表明其土地数字为实际丈量所得,并非赋税原额。鱼鳞图册登载的地数字具有土地产权性质,与官府为保持税额而编制的土地数字性质不同。     

清代晋中奢靡之风述论

清代,晋中奢风甚炽,弥漫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风尚的形成是商人直接导引的结果;同 时,它又进一步驱人于商途,促进了晋中社会区域性商业繁荣和区域商帮--晋商的发展,从而使清代晋中奢 靡之风愈演愈烈,流风久远。     

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

施坚雅、帕金斯等人倡导的明清时期城市化历史中“经济──地理”的人类学理论模式,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微观个案研究。清代山西贩粮路线的演变历史对此提出反例。对山西粮食运销的考察结果表明,区域性市场需求的扩大是刺激粮食长途贩运的重要原因,粮食的运销也支持了相关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清代晋中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同口外蒙古的垦殖活动有一定的互动关系。     

清代山西商人和酒业经营

山西酒(來夕曲)制造特别是汾酒的酿造和经营在清代更为兴盛,汾酒在国内外的名气也更大.而在华北和江淮等地投资酒(來夕曲)踩造并从事酒(來夕曲)贩运的,就是山西商人,兴盛的北京酒业也基本上是由山西商人垄断的,体现出山西商人是从事酒(來夕曲)经营活动的重要力量.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水稻种植

通过对地方志等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明清时期山西水稻分布范围有一定的扩展,除中部汾河谷地外,北部大同府、东南潞安府及辽、沁直隶州也有种稻的记载。明清山西水稻生产的两个高峰期出现在明成化至万历前期和清康乾时期。受水利等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山西水稻种植面积普遍较小,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水稻产区;水稻种植的推广多得益于地方官员的倡导。     

晚清晋商与茶文化

在晚清，晋商颇具特色地栽培茶树、研制茶叶以及将茶叶组织运销，在茶业经济领域创办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加工工业。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和民族利益还与俄商进行斗争，对我国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碑刻资料所见明清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

明清时期,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对自然神、历史人物的崇拜,也有对宗教神灵、其他民间神灵的敬奉,这一现象在当地的碑刻资料中记载甚为详尽。民众对神灵的信仰集中体现了功利性、自发性以及地方性的特点,透过这些特性,可以窥探到明清时期忻州地区干旱少雨、战争频发的地理、社会环境。而民间信仰在保护自然环境、稳定社会秩序、调节民众心理方面亦生产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山西灵石县静升村明清聚落格局的变迁

聚落格局是历史聚落地理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对象。山西灵石县静升村“九沟八堡十八巷”的聚落格局形成历经元末明初各沟巷的初步开发,明中后期至清初的边界拓展与内部扩建,以及清中后期内部格局的充盈及跨河“南侵”三个阶段。这其中地理环境、宗族势力、战乱匪患和国家政策等因素产生了重要影响。静升村的个案研究表明,聚落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变迁的历史过程,而聚落庙宇以及标志性建筑物的创建历史成为考察的重要指标。现今加强乡村聚落格局的研究仍将是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继续深入拓展的趋势之一。     

晋南"夏墟"考

夏王朝包括夏代晚期的都城皆在豫西地区,晋南地区不存在像安阳殷墟那种都城废址性质的属于夏王朝的都邑故址;文献所记的“夏墟”应该是泛指广大区域而非专指某一地点,整个晋南地区皆应该属于“夏墟”之范围;晋南地区被称作“夏墟”的原因是由于商王朝灭夏之后夏族聚居晋南所致,“夏墟”即夏族聚居区;晋南地区被称作“夏墟”只能说明商代和西周初年夏族曾聚居于此,其与夏族的起源和夏文化的渊源没有必然的联系。     

清末桂西南地区的移民实边

中法战争结束后 ,边疆危机日益严重 ,清政府在桂西南地区积极推行移民实边政策 ,吸引了大批移民。移民实边不仅奠定了今天桂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分布格局 ,而且对广西的国防、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促进了近代广西社会的进步。     

清政府对云南的管理与控制

本文认为,清前期对云南的管理与控制,主要是通过解决土司问题,亦即改土归流而达到目的的。作者为此论述了世宗时期在云南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具体措施及其后果。并指出,通过改土归流的实施,清前期对云南的统治是最有成效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