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校读

宣德六年（1431年）春,郑和率领船队第七次下西洋。驻泊太仓时,立下了《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后经福建长乐时。又立下了《天妃灵应之记》碑。这两块碑石。成为研究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最为第一手的资料。学界据此而纠正了《明实录》和《明史》关于郑和历次下西洋的漏记误记。从而得以明了郑和每次下西洋的确切年代。这两块碑石由于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因而数百年来倍受人们重视。遗憾的是。《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至今未见原碑。后人依据的都只是嘉靖《太仓州志》或嘉靖时苏州人钱毅《吴都文粹续集》或明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录碑文的文字,而这诸种抄录碑文文字。互有出入。甚至由此数件抄录文字校核。原碑恐也微有舛误;今人更据此数种抄件。辗转相抄。鲁氩豕亥。手民之误难免。为此。笔者拟据明人碑文抄件。互相比勘,试图恢复碑文原文。     

南京下关天妃宫内部陈列专家咨询会在宁举行

南京纪念郑和首下西洋六百周年主要工程之一天妃宫日前顺利封顶。天妃宫复建面积2760平方米,由山门二道,碑亭,观音殿,三个配殿和主殿组成。     

太仓妈祖文化与浏河天妃宫遗址的思考

双凤“维新遗址”考古显示,太仓文化的源头已经前伸至4500年前。当今郑和航海文化在太仓,已被视为太仓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作为与郑和航海关系密切的妈祖文化在太仓,至今尚未被认识到同样是太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浏河天妃宫为核心代表的太仓妈祖文化,应该而且无疑是太仓市文化建设中当之无愧的“重头戏”。如何认识并演好这部大戏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航海女神与杭州的天妃宫遗址

在民间信仰中,有一位传承千年的航海女神,俗称妈祖,亦称天妃、天后、“海神娘娘”。据说实有其人,她原名叫林默。祖籍福建莆田湄州屿,是个海岛。林默的生卒年,据一些史书的记载,也很不相同。她的生年竟有六种说法,卒年也有四种。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卒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只活了27岁,所谓“室居未三十而卒”（参见马书田：《华夏诸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2月版）。     

明清漕运与淮安天妃信仰的变迁

淮安地区的天妃宫最早建于南宋,来源于福建籍军士征戍两淮的地域流动,此后天妃宫庙在淮安地区的空间展布与当地河道变迁密切相关。山阳、清河的个案研究表明旧城天妃宫曾作为一亦游亦祀的胜境,国家漕粮的转运导致了淮安地区天妃信仰中心的转换,清口惠济祠逐渐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天妃宫庙,从天妃宫到惠济祠的转移,与山阳、清河城市变迁的轨迹基本一致。官方对天妃神灵的标榜和塑造,使惠济祠内呈现泰山娘娘与天妃混祀的信仰生态,而对其庙会的分析则显示出民间信仰意涵的延展。     

天妃宫碑的历史价值及保护现状

南京下关天妃宫在历史上称为龙江天妃宫。自从郑和下西洋回国,以海上平安,为天妃神灵感应所致,奏闻于朝,建龙江天妃庙之后,沿江沿海一带,如太仓、长乐、贤良港、泉州、湄州等地,普遍建立天妃庙宇,并遣使致祭。在明代,南京奉祀天妃的庙宇,共有三处,一在下关,一在上新河,一在大胜关,而以下关天妃宫规模最为宏丽,廊下宫内都画满了精美的壁画。     

宋代施渚镇考

宋代施渚镇位于今湖州市埭溪镇。其地名变化过程包含三个阶段:唐时叫做上强,宋元时名为施渚,明清时更名埭溪。施渚镇位于连接湖州与杭州的陆路交通要道上,故北宋在此设税场征收商税。南宋时,江南运河交通地位愈发重要,施渚镇所在陆路通道之地位下降,导致该镇及税场被废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在此兴起埭溪市,最终成长为镇。施渚镇之兴衰是其所在地区交通格局及商业格局之变迁的反映。     

明代山西方志编纂考略

明代山西方志总体数量、普及程度有了空前的发展,志书种类开始定型,体例亦逐步完善,内容日见丰富,并产生了初级方志理论。作还从明代方志勃兴的原因、编修的组织形式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明碑所载官员助修北京清真寺考

碑刻是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本文利用北京明代伊斯兰教碑刻,细致梳理了碑文所载官员题名情况,考察了官员群体,特别是回族将领、文官、内廷宦官捐资兴建、修缮清真寺,或为其奏请名号等史实,试图从一个方面揭示回族形成过程中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     

明代初期广东沿海贡舶贸易港考

澳门兴起前的广东贡舶贸易主要在浪白等沿海澳口进行 ,正德时商舶兴起 ,出现贡舶与商舶并存的局面。广东市舶司迁徙至高州电白县 ,除政治原因外 ,与电白县的地理位置有关。由于浪白等澳“风高浪大 ,水土甚恶 ,难以久住”,嘉靖十二年后 ,“蚝镜独为舶薮”。近现代由于海岸线不断向外推移 ,许多港口位置难以确定 ,本文对此一一予以考证。     

对《马可波罗游记》Bangala史实的考释

《马可波罗游记》对Bangala的记载多有疏漏讹误之处,国内外学者对Bangala的考释众说纷纭,而在马可波罗出使云南时是否到过Bangala问题上尚有较大争议。笔者发现《马可波罗游记》并未记载缅城至Bangala的日程,从而对学界较为流行的马可波罗出使Bangala说提出了质疑。本文以《马可波罗寰宇记》及《马可波罗注》为主要参考依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证出Bangala即孟加拉,而马可波罗并没有到过其地,并指出了《〈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所谓马可波罗1287年出使Bangala说值得商榷之处。     

明故武略将军陈兴墓志考释

1996年,河南省沁阳市山王庄镇万善村东北发现一方明代墓志——大明故武略将军陈公墓志铭。碑文从保卫家乡、征战南北、镇守怀庆、修理城池等几个方面简要地概括了墓主陈兴的一生,为研究明初的兵制、官制和军事形势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元代史学的世界性意识

元代中外交通的频繁,大大开阔了史学家的眼界,域外史地述数量增多,记载范围比前代扩大,史学世界性意识得到发展。元代史学的世界性意识表现在：第一,通过考信边疆、域外史地,越来越清晰的边疆、史地概念及世界观念不断增强;第二,通过对中外化交流的历史记载,进一步认识中华明在世界范围的重要地位和中外历史发展的联系性。元代史学开阔的世界性意识对明清两代的思想观念和学术研究有重要影响。     

“土木之變”明兵力及傷亡人數考

土木之變明軍兵力有五十萬和二十萬兩說,傷亡人數則有死傷數十萬、死者數十萬,以及死傷十萬、死者三萬人等多種說法。本文考定:英宗親征出兵二十五萬,土木之變明兵力二十萬,死傷十萬,其中死者三萬。     

辽代捺钵考

辽代捺钵地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太祖、太宗时期,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中期,世宗至圣宗前期,除秋捺钵大体呈西移趋势之外,其他三季捺钵地皆南移,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基本呈南—北走向。后期,圣宗后期至辽末,春捺钵北移至松嫩合流处诸湖泊,夏捺钵与前期在同一地理范围,秋捺钵或与夏捺钵同地,或在平地松林及炭山,冬捺钵多在永州广平淀,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变为东北—西南走向。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应与过渡开发导致的契丹故地自然环境的恶化有关。     

金元时期平水刻版印刷考述(下)

第四章 平水刻版印刷业兴盛原因新探 宋室南迁,平阳临汾逐渐代替了汴京(今河南开封)而成为黄河以北地区金朝的刻版印刷业中心,并且一直沿续到元朝.那么,为什么这里会成为金元两朝的刻书中心所在呢?考述平水刻版印刷业(尤其是金代平水本)兴盛的原因,也正是目前版本学界所想要急切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