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芝籍贯辨》驳议

《张芝籍贯辨》,作者梁尉英同志,文载《敦煌研究》第二期(总第四期)。张芝是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近年来研究文章时有所见,而梁尉英同志的《张芝籍贯辨》洋洋万言,是比较引人注意的一篇。但不能不指出,这篇文章存在较多的问题,有显而易见的疏谬之处。兹就其彰著者提出驳议,聊供梁同志参考,也希望就正于读者。     

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驳议

上世纪三十年代闻一多先生《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开创了研究巫山神女的先河,成为后世学者对该神话进一步考察的出发点,但闻先生认为巫山神女即为楚之先妣,是楚的高禖神,这一观点的科学性还有待商榷。本文从楚之先妣问题,祀高禖与生殖崇拜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巫山神女不是楚民族的先妣;楚王幸神女的故事和祀高禖没有关系,所谓的"巫山云雨"并非生殖崇拜的反映。中国神话学的研究应摒弃神话历史化的影响,尊重神话的本来意义。     

四库提要篡改《四书反身录》说驳议

正汉宋之争,无疑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核心议题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推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的汉宋问题。一般认为,四库馆是当时汉学的大本营,馆臣高举崇汉抑宋之大旗,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留下了众多带有这一倾向的批评与议论。对此,研究者多有论及,或褒或贬,见仁见智。新近刊发的张循《〈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提要〉辩证》一文(下简称"张文")声称发现了一个典型的案例,能够证明四库馆臣对汉学的批判有时竟到了     

《天演论驳议》:科学与宗教视野中的进化论批判

进化论包含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生物进化论主要源自达尔文。进化论在西方经由生物学界走向社会科学这一历程。就近代中国而言,进化论的社会反响远大于生物学界。严复译著《天演论》,将社会进化论本土化建构、诠释与救亡图存历史使命相契合,引起宗教界的反响。李问渔对《天演论》及进化论进行全面而深入地学理性批判。从"物理"层面来看,李问渔"辑译"《天演论驳议》,关注自然科学试验及考古发现,并与宗教神学结合起来,对进化论证伪。就"政理"层面而言,李问渔从先验的神学世界观出发,检视社会进化论。严复、李问渔对进化论证实或证伪,还涉及进化论与科学、宗教立场等的关系。在"西方学术中国化"的近代学术转型中,李问渔的影响远不及严复,李的反诘虽有些学理深度却未能在全国激起波浪,商榷的力度愈大,愈发增添社会进化论的思想魅力。     

《<万物>略说》商讨一则

《文物》1988年第4期刊载的《〈万物〉略说》一文在分析《阜阳汉简〈万物〉》与《神农本草经》不同时,引《神农本草经》"乌头,味辛,温,主中恶风、洗洗出汗,除寒湿痹,咳逆上气,破积聚寒热。其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认为"这是对乌喙效用比较全     

李仲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著出版前后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刚辞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而“称病”闲赋苏州的李仲公,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主张,并提呈具体“方案”,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约见商谈,虽然蒋介石从同意其主张到反悔,李仲公却成为国民党内最早提出“联共抗日”主张之人。此时,李仲公译著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成为爱国知识分子拍案而起的抗日先声。     

闽宁方志界商讨合作编纂《闽宁扶贫协作志》

正4月14日,福建方志委主任冯志农在福州会见宁夏社会科学院院长张廉、副院长刘天明等一行,并就合作编纂《闽宁扶贫协作志》事宜进行座谈。冯志农主任指出,通过编纂志书的形式,把闽宁扶贫协作20年的成果全面客观地记录下来,对于两省区落实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做好新时期扶贫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宁夏方志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有许多好经验、好     

《鸿山乐器五说》驳议——兼论南方音乐文物的定名

我国古代乐器的研究分为"乐名、乐悬、乐礼","乐名"即音乐文物的定名。我国古代乐器可分为中原系统和南方系统,越国乐器即南方系统的代表。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了陶瓷音乐文物400余件,由于《鸿山乐器五说》用杜撰之辞对鸿山乐器进行更名,从而造成了南方乐器定名的混乱。本文遵循"名物学"的要旨,对《鸿山乐器五说》进行了驳议,并就南方音乐文物的定名进行了探讨。     

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一文中有关问题的商讨

1984年春,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编辑部委托郭煜中同志组织编写《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郭煜中与须立同志合作写好《综述》初稿后分送部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与有关专家征求意见。陈明义同志给郭煜中同志写信,对《综述》初稿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郭煜中同志给陈明义同志复信阐明了他写有关问题的原意。《综述》已在《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上发表。我们认为他们两位的来往信件,对研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有关问题有一定的参考、启发作用,现征得他们同意,予以发表。     

辽代《陈妻曹氏墓志》所见汉名“弘孝”驳议

辽代《陈妻曹氏墓志》所见"弘孝"一名被研究者视为耶律乙辛之汉名。然而,通过全面考索宋辽文献可知,弘孝当指耶律重元之子涅鲁古,墓志所记乃涅鲁古叛乱之事,与乙辛无涉,而其中反映出当时人对于重元之乱元凶首恶的认识与后世所载有所不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吴松弟《辽代人口新考》驳议——兼谈辽代的“丁”

对于辽代人口总量,学界研究众多,但多据户数推算人口总数。吴松弟《辽代人口新考》认为辽代户丁数据中,丁更为可靠,利用统计数据来推算户均丁数,进而根据丁数推算新的户数,再结合户均人口推算人口数。这一研究方法显得独树一帜,在辽代人口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传世文献所载的丁数实为兵数,并非中原王朝传统意义上的丁,亦非一户中所有壮年男丁。《辽代人口新考》用统计数据推算户均丁数的前提不存在,具体计算过程亦有问题。对于失载户口的估测,《辽代人口新考》在方法论上没有新意,某些部分缺乏说服力。至于传统赋税意义上的丁籍,辽代的终止年龄很可能要高于五十岁。     

对《秦始皇陵墓向与布局结构问题研究》的一点商讨的意见

1994年第6期《文博》杂志发表了孙嘉春先生的《秦始皇陵墓向与布局结构问题研究》一文,文中对秦始皇陵东向说提出了质疑,对秦始皇陵坐南向北说作了论证,这对推动秦陵和秦文化的研究向深入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但孙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仍有可商之处,尤其是对一些考古资料的运用和理解难以令人赞同,下面略举几例与孙先生讨论与商议.     

“王弼传郑学”驳议

宋人倡言“王弼传郑学”,后人翳然从之,至今不废。历考诸史．其实宋人的说法缺乏依据。王弼实与郑学立异,王弼之学乃出自荆州古经学。     

关于马王堆汉墓帛画的商讨

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轰动了国内外,其中很多随葬品都是我国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特别是复盖在内棺上的彩色帛画,更有重大价值。但是,帛画所表现的内容有些还待研究,如帛画上部"右上方有圆日,中绘     

上画五铢钱上限年代的商讨

面穿上一横画的五铢钱历来被认为始于西汉宣帝时期。陈尊祥先生在《中国钱币》创刊号上撰写《汉武帝上林三官五铢铜钱范的考证》一文,以翔实的考据,论证了上画五铢的版式始于西汉武帝时期,一反前人所识,言之有理,使人耳目一新。然而,该文提出:“五铢穿孔上加横画是武帝元鼎四年规定的新钱制,是与郡     

上海博物馆藏红绿彩梅瓶年代商讨

上海博物馆的陶瓷陈列明代部分有一件红绿彩梅瓶(图一)。其烧造年代说法不一,一度时期曾被人们划归为明代中后期的产品,或干脆笼统地划归明代。究竟其应归入哪个时期,其在釉上彩瓷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笔者通过反复研究,通过这件器物与其它有时代可考的器物的分析对比,认为该器应是明代宣德前后的景德镇民窑釉上彩制品。 鉴于目前明初民窑釉上彩制品的面貌还不很明了,我认为有必要对上博所藏的这件红绿彩梅瓶作一论证,或许能够从中掌握一些明初民窑釉上彩瓷的线索。 红绿彩瓷是中国出现最早的釉上彩瓷品种,其作法是在已烧成的白瓷上用氧化铁及铜等着色剂加以彩绘,再经低温烘烤而成。红绿彩瓷源于北方的宋金时期,色彩主要有红、绿、黄及金彩等。宋代定窑、金代磁州窑、扒村窑及山东淄博、山西八义等窑都有烧造红     

“沃”之探:曲沃代翼或骊姬之乱--《唐风·扬之水》诗旨驳议

今本《诗经》有《王》《郑》《唐》三篇《扬之水》,其中《唐风·扬之水》诗旨众说纷呈,但主流观点仍是昭公微弱,刺昭公说。吴洋根据上博简相关记载提出骊姬之乱说,认为申生经历与诗义合,但其中某些观点与史实有值得商榷之处。传统刺昭公说,言晋衰沃强。或分比兴,或言晋人欲叛,或言末章反意泄谋等等,互有勾连,相有抵牾,于此略作驳议。细究各家,从相关史实出发,实可以见其预言维度,乃如师服等晋室大夫忧心而作,拟沃叛之景以作诗刺昭公。     

“谦让”与“舍已”的商讨

我们还要不要再向孩子讲述“孔融让梨”的故事?我们将怎样倡导“舍己救人”的精神?请听这位家长是如何说的……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是从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中派生出来的,用今天的眼光去仔细推敲,不难发现有些甚是荒谬,下面仅举两例商讨。     

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与李伯谦先生商讨

李伯谦先生对于二里头文化1～4期是夏文化的观点是赞同的,对于夏文化的上限则提出过比较新颖的见解,认为“二里头类型是‘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夏代初期文化应包括在王湾三期之内”。具体地说,“以临汝煤山二期为代表的由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过渡类型遗存,可能就是夏代初期的文化。”1李先生的根据主要是:羿为少白皋氏族的人,其居地或在少白皋故地今山东曲阜左近,羿的固有文化亦应即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夷人文化。“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随着夷人入主华夏,夷人的传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必然大量涌入中原,并与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