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陈独秀的两组“佚诗”与隐居——答《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

拙作《陈独秀早期的两组“佚诗”考析》一文(见《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以下简称《考析》),对陈独秀在1908年至1910年间的思想与活动,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近读《安徽史学》1985年第五期,上有《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一文(以下简称《亦谈》),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为此,我写了这篇《再论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与《亦谈》作者商确。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今年第6期《我知道的名流佚事》一文中“周游的两难处境”一节,说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文章,标题叫《工人说话了》。”我记得这是“反右”运动的第二篇文章的标题,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这是为什么》。请查实。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编辑部同志： 最近看了《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中的《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这篇文章,我有些看法。“三反”“五反”“肃反”的时候我还小,并不知道其中意义,不过是“三反”内容如同儿歌似的经常挂在嘴上：“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这些运动所反对的方面应该坚决打击,     

关于识别陈独秀笔名的几点意见——兼答吴稚甫同志

拙文《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在《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发表以后,吴稚甫同志在该刊1989年第4期、1991年第3期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笔名补遗》和《(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质疑》两篇文章(上述三篇文章分别简称《考释》、《补遗》、《质疑》)。对吴同志如此关注陈独秀研究,我深表敬意。同时也想发表点粗浅的意见,以求教于吴同志。《补遗》一文的第一句话,是引证的《考释》最后一句话。原话是“根据以上的统计,陈独秀一生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已查考清楚的有三十五个”。而《补遗》在引用这句原文时,却添加了个“共”字,说他“一生共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这显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写作《考释》的用意,一是向读者介绍我认为已经查考清楚的名字;二是请读者“修正、补     

关于“明太祖残碑”之我见

拜读了《文史天地》杂志2000年第6期发表的王运春先生的《朱元璋与贵州之谜》和2001年第5期发表的今凡先生的《“明太祖考妣上寿”残碑考》后,我虽不是“方家”,但不妨也来谈谈拙见。     

我的学生时代

我于1918年冬出生在毕节县城内沙石牌坊一个贫民的家里。6岁时,家里把我送到威宁街吴老夫子的私塾启蒙读书。先生收了父亲用红纸包起的“贽敬”（小洋十元）,行礼如仪之后,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活。第二年,我转到号称“神童”、“才子”的燕贻谋先生设在大横街“少白楼”（餐馆名）的私塾,读《诗经》、《左传》,第三年仍在那里读《古文观止》、《唐诗》,开始作文。第四年,燕先生不来了,我转到水东门内水沟边车绍轩先生的家塾里读了两年。     

一位英国学者对中国钱币研究的关注

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钱币与徽章部负责人、英国皇家货币协会秘书J·克力勃先生,多次给我来信,共同探讨中国钱币的有关问题。去年三月他对我在一九八三年第七期《文物》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短文《北京出土“七二”银饼》叙述的“七二银饼”感兴趣,来信询问有关问题。今年一月他又来信对我在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国钱币》杂志上发表的短文《北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二十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     

再谈金文之“初吉”

一年多前,我从“断代工程”简报上就获悉李学勤先生关于“初吉”以及月相名词的解说,如：“吉的意义是朔。月吉(或吉月)就是朔日,因而是定点的。《诗》毛《传》暗示初吉是定点的。”(第41期);“经李学勤先生指示,我们相信《武成》《世俘》诸篇与金文中月相术语有不同的定义,而《武成》《世俘》诸篇的月相采李先生的定点解读”(第44期);“李学勤等从金文研究和文献学的角度都认为定点说难于成立”(第38期);     

再谈金文之“初吉”

一年多来,我从“断代工程”简报上先后获悉李学勤先生关于“初吉”以及月相名词的解说,如;“吉的意义是朔。月吉(或吉月)就是朔日。因而是定点的。《诗》毛《传》暗示初吉是定点的。”(简报第41期)“经李学勤先生指示,我们相信《武成》、《世俘》诸篇与金中月相术语有不同的定义,而《武成》、《世俘》诸篇的月相采李先生的定点解读”(简报第44期);“李学勤等从金研究和献学的角度都认为定点说难于成立”(第38期);     

国家志不宜取名一统志

将来要编纂的中国国家志取个什么名称,有多种意见,有叫“中华总志”的,有叫“中国通志”的。大多数意见认为应取名“一统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统志》(山鹰主编《邵长兴方志文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中华一统志》(范同寿：《时代呼唤的文化工程》,载《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3期)、《中国一统志》(苏长春：《关于编纂国家志的构想》,载《黑龙江史志》2004年第6期)。我认为这都是不妥当的。     

湖北当代美术名家作品

李峰 李峰,1959年生于武汉,祖籍河南原阳。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和中国重彩画研究会顾问。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湖北省美协中国画艺委会主任。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获湖北省文艺明星奖。作品入选第六至九、十一届全国美展;《心原》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最高奖,《南风》获“第九届全国美展获奖作品展”优秀奖,《香蕉园》获“第四届中国工笔画大展”银奖,《我的画》获“共庆澳门回归祖国·中国艺术大展”优秀奖,《家》获“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全国美展”最高奖。出版《李峰画集》等多部专著和画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等场馆以及海内外藏家收藏。     

编读窗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这次看到2014年第1期的《“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一文,觉得作者写得很棒!看文风,我原以为是西方记者所写,客观、理智、公正,结果是我们自己的记者所写,佩服!不过有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第61页出现的“根红苗正”这个词,我过去也常常这么写,甚至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我的同龄人》中也这么写。     

名家翰墨

陈军天津工艺美术学院毕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天津杨柳青画社美术编审。作品《我的家》入选“第二届中国当代工笔画大展”获优秀作品奖;作品(《姐妹》入选“1994年中国画、油画精品展”获最高奖(银奖); 作品《荷塘欲雨》入选“第三届中国工笔画大展”获三等奖;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作品《正月》入选“1995 年中国体育书画大展”获铜奖。1996年在香港举办《陈军画展》,2003年3月在日本     

我对方志性质定义的新表述

<正>我一直认为方志的性质是“资料性著述”,写过一篇名为《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载《方志天地》1989年第4期)的文章。我虽然简洁地称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但也认为,要给地方志下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定义,还需要在前面加上一些限定词,来进一步说明资料性著述。在《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石》(载《方志研究》1992年第5期)一文里,我把方志性质     

勘误,并向读者致歉

《史学集刊》１９９９年第３期历史千字文《高颍之冤》中的“颍”系“●”之误,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该发生的错误。由于校对与核对原文均由我负责,责任在我是当然的,读者来涵提出的批评,我表示由衷地接受,谢谢大家对《史学集刊》和我个人的关心与帮助。梁希哲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勘误,并向读者致歉     

坚持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而继续奋斗——兼与齐放等同志商榷

近日,读了《方志研究》1993年第3期发表的齐放同志《“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提法不妥》的文章(以下简称“齐文”)和第6期发表的金紫衡同志《也对“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提法不妥之我见》的文章(以下简称“金文”),他们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梁寒冰同志“关于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提法,“齐文”指出:“我在全国省级地方志刊物(北戴河)主     

读者来信

细细品读了《文史博览》2013年1—3期,我感觉时代气息浓郁,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同时,通过一些网络热词将历史与现实巧妙联系在一起。如第1期《谁的青春不迷茫——寻找人生正能量》,第2期《围巾style》,就在文中嵌入了“正能量”、“style”等热门词汇。     

方若卒年订正

方若卒年订正１９９８年５月，北京市钱币学会重印方若《药雨古化杂咏》时，向我征“序”，于“序”后附“方若生平简介”，其结尾云：“１９９５年卒，年八十余岁。”近日见《我所知道的方若》一文（《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１９８８年版），作者张同礼。其人乃张...     

《平原游击队》修改记

经历过“文革”的人,大概都知道江青和“八个样板戏”。其实,与她有关系的不止这八个样板戏。那第九个,就是京剧《平原作战》。关于京剧《平原作战》是怎么产生的,它和电影《平原游击队》是个什么关系,多年来,不断有人问我。我虽然是电影《平原游击队》的作者之一,但事情的整个经过我也不完全清楚,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