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全国经济会议与裁兵编遣

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百废待举,急需制定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政治、财政、经济、军事、外交的方针政策,处理面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尤以裁兵问题对当时政府财政经济的发展影响最大,社会反映也最强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经济会议首先提出了裁兵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对南京政府的建立和巩固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分析了裁兵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阐述了经济会议提出的裁兵建议的基本内容,论述了裁兵问题的提出对当时产生的重大影响。     

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有关裁兵问题史料(上)

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后,北京政府外交部成立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下设裁兵股讨论裁兵事宜。裁兵股征集裁兵提案以及意见、条陈,先后召开股会五次、特别会议两次,最后形成《裁兵办法大纲》,提供政府采择施行。《裁兵办法大纲》等部分史料已收录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史料》,本组史料与其相互补充,反映了当时各界对裁兵问题的构想与讨论。     

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

衡阳之役与当时中国的政治走向有着直接关系。为此,方先觉作为是役主将,其投敌与否也就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裁决该案的着眼点始终不在问题本身。重庆统帅部很快掌握方先觉降敌的证据,但被蒋断然否决。当方氏投敌案与政治发生牵扯时,问题本身被异化了,这种异化的产生及其过程,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民国政治某些诡秘的运行规则。方先觉一案长期以来所以真假难辨,原因也在于此。     

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有关裁兵问题史料(下)

正三、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裁兵股会议讨论材料4.陆军部裁兵计划大纲及说明书(民国十年函送外交部)(一)裁兵计划大纲一、常备兵额依照我国人口、岁入及国防与地方治安之状况,规定八十万为最小限。二、现在兵额已达一百五十余万,尚应裁减七十余万。裁减方法或由志愿退役,或由强制裁汰,或由政府派员点验,或由长官分别淘汰,相机办理,逐渐施行,以减至预定兵额八十万为止。三、被裁之兵以举办屯垦、水利、森林、工厂、改编警察、办理经界、修路、开矿各项事业分别消纳,以     

“废督裁兵”浅析

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主要分裂成直、皖、奉等几个大的派系。于此同时,各地方实力派也趁机掠地霸民称雄一方。这些实力派为所欲为,不听中央调度,成为名符其实的土皇帝。从此进入空前的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各派系军阀为吞并异己并防止被人吞并,赚取舆论支持和民心,竟以“废督裁兵”相标榜;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参加进来,推波助澜;人民为摆脱其困苦,也力促其成功。这样,在中国20年代初期很快地形成了“废督裁兵”运动。本文仅就“废督裁兵”运动的起因、内容、性质作一分析。早在1916年黎元洪接任总统的时候,就曾经发表过主张“废督裁兵”的声明。但结果只将“将军”改称“督军”,丝毫没有触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探

辛亥革命使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孙中山被推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很快取而代之。孙袁的政治博弈涉及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民众心理等诸多方面,揭示出当时中国政局的极其复杂性,相关的分析能进一步深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探

辛亥革命使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孙中山被推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很快取而代之。孙袁的政治博弈涉及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民众心理等诸多方面,揭示出当时中国政局的极其复杂性,相关的分析能进一步深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民国政治逻辑与人心向背——读《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野先生的著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是国内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史学佳作。该书以翔实的史料、清晰且富穿透力的史识,记述了抗战胜利前后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段政治历史。书中有个关键词:民国政治的逻辑,作者解释道:“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当时博弈于中国政坛的国共两党无不深谙此一逻辑。毛泽东告诫党内:“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     

民国大腕交恶史之“直皖大战”

自古以来,朋比为奸、党同伐异这八个字,勾画出了多少政治痞子的丑恶嘴脸。派系、朋党这东西,与封建宗法制度有很深的渊源,是封建制的土壤里产生出的一种特殊的衍生品,民国政治本质上是王权政治、集团政治,因此它的主要内容充斥着勾心斗角和派系征讨。民国政治之凶险,当推北洋军阀内部之争,而北洋内争,开始自直皖相争。直皖之争直接演化为直皖大战,最终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而直系军人曹锟、吴佩孚等扶摇直上,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中控制权柄。我不拟叙述直皖战争的惨烈场面和兵戎相见的刀光剑影,战争是政治矛盾斗争激化到质变的产物,是政治斗争的高级形态。而作为战争之前一阶段的谋划与筹议,才最可见出战争双方或几方,即政治的几个对立面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才最可以见出各类政治家、权术家、谋略家的诡智与才谋。兵法云,上将伐谋。研究北洋政客们的内心世界和思维方式,应当从他们的权谋中着眼。     

蒋介石1928年统一前后政治运筹评议

1928年统一前后,是民国政治转折的重要关头,中国的统一面临来自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阔主义势力两个方面的挑战。身处其间的关键人物蒋介石在外交上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北伐统一中帝国主义势力的掣肘,避开并侧面对抗日本对中国统一的阻挠,成功并且策略地抵制了日本的侵略。在二次北伐中、蒋介石消灭北洋政权,促成东北易帜,打击了军阀势力,推进了国家统一的进程;但在军事善后的过程中,蒋介石以裁兵削夺异己势力,使国民党派系矛盾再次激化,引发新的内战,统一局面得而复失,构成严重政治败笔。事实表明,1928年统一的成效是有限的。     

论《大公报》和平裁兵言论的民本主义倾向

作为20世纪20年代主导性政治化的和平裁兵思潮,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至为深远。《大公报》这一时期的言论也充分表达了,其对于和平裁兵的热诚期盼,并带有明显的民本主义倾向。首先,《大公报》主张实现的真正意义上的主武从之政治,与儒家以君为本位、依靠圣君贤相为民作主的民本思想相碰撞;其次,导源于战争一触即发的裁兵呼声始终是以出民水火、解民倒悬作为该报的首要出发点;再次,《大公报》主张废除私兵与实现军队国家化,将爱民与重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看重民众对于社稷江山的捍卫作用,正是“民惟邦本”意识的体现。     

东方饭店与民国早期的社会名人

民国初期,东方饭店是与北京饭店、六国饭店齐名的京城三大高档饭店之一。当时,它不但生意兴隆,而且颇受民国上流社会特别是文化界人士青睐,见证了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许多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作为北京市政府招待所．     

吴佩孚得心应手的“通电”战

通电,在民国史上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手段。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作为一种谋略手段,它被使用的频率之高,产生的影响之大,非一般公文所能比。它深入民国历史的肌体,以至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当时的通电类似现在的公开信,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多为政要）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而使用的公关方式。     

民国初期新疆民众社会心态的重构：传统与近代之间

辛亥革命引发了新疆社会的政治变迁,这种政治变迁对新疆民众的内在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并在当时民众的社会心态的转变上得以彰显和印证。民国初期新疆民众传统社会心态的近代化主要体现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伦理道德这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的解体。     

南京国民政府“国军编遣委员会”组织概况

一随着北洋军阀的垮台,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因地盘分配不均所引起的矛盾日益尖锐。控制中央政府的蒋介石集团,为达到消灭异己,“一统天下”的目的,匆忙于1928年6月提出了裁兵建议,主张召开编遣会议以整编全国军队。为迎合蒋介石的裁兵计划,宋子文于是月20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提出了一个《克期裁兵从事建设案》,以所谓的全年财政收入不能支付军费开支为理由,主张“重行整定军制,大加裁汰”,“以苏民生”,胁迫各实力派接受裁兵建议。蒋介石更是紧锣密鼓,7月5日他同时致电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强调“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     

民元国旗之争

国旗往往是一种精神、思想或主义的象征。民国建立前后,围绕采用什么样的旗式作为国旗,曾有一场严重的斗争。武昌首义的湖北革命党人主张以铁血十八星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主张以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而聚集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宋教仁、陈其美等与一些立宪派人士,则议定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国旗。最后,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并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令施行。国旗主张的不同,反映出不同的思想倾向,也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为我们认识民国建立前后的政治格局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忆民国时期的许昌县城

1912年（民国元年）,民国中央政府废许州建制,设许昌县。今许昌市魏都区所辖的老城区,就是当时的许昌县县城。这座城池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北川小坝元代至元石刻题记考略

四川西北部绵阳市所辖北川县的小坝羌族乡境内,近年发现元代至元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摩岩石刻题记一方,(图)记录了当时地方政府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一次盟誓,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 此石刻题记在清乾隆三十三年修《石泉县志》,道光十年修《石泉县志》及民国二十一年修的《北川县志》均未注录。北川县     

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始末--中德日三角关系背景下的历史考察

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德国不顾国民政府的苦苦挽留,强行撤回已在华存在十年之久的军事顾问,择强弃弱,倒向日本。这不仅是1930年代中德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当时微妙复杂的中德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意义深刻的外交行为,更是二战前夕险象环生的国际大背景下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对当时的远东乃至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充分利用德档案的基础上,本试图重现大半个世纪前中德日三国的一场外交角逐,以期为人们研究民国外交史提供一定的参考。     

试论知识分子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民国知识分子纷纷发表社论和声明,几乎不约而同地谴责张杨的行为,并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当时的舆论和民意走向,从社会层面上给张杨施加了巨大压力。民意的导向直接影响了参与谈判的各政治组织和政治团体,从客观上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