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

略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徐德荣现代战争是＂经济型＂战争。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就得进行战时经济动员。战时经济动员是一个国家为实现战争目标,将国家经济由平时状态转向战时状态的过程。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它不仅是一种转化机制,而且是一种控制...     

武汉抗战时期救国会派的民众动员

本文在考辨史实的基础上,以抗战时期救国会派在武汉的民众动员活动为主线,探讨救国会派给武汉抗战动员带来的影响,从中折射出民主党派作为一种政治性力量参与和建设抗战社会的努力,并考量其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的可能性。     

动员与控制: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的转型

国民党改组后,以革命话语整合社会资源,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执政后的国民党,一改往日激进的民众动员政策,竭力淡化民众运动的政治色彩,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监督。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发生如此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其追求的执政目标业已实现,作为革命工具的民众动员已经失去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稳定政权和控制社会遂成为其执政后首要考虑的问题,故而其民众政策必然要作出相应调整,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此种变化,改变了国民党改组初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性质,囿于自身阶级基础的局限,变身为权威主义下的既得利益群体控制型政党亦势所必然,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力越大,社会对此"弱势权威政党"的反作用力和离心力就越强,最终导致国民党专制体制下"民众疏离"和"民心流失"结果的出现。     

论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动员的逻辑

按照马克思经典理论,农民是分散的,中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实践是通过在动员中不断提高基层政权,尤其是乡政权的效能来动员和组织农民。在陕甘宁边区,动员最初大多是指向经济内涵,主要包括农民的财物、人力与畜力,即对农民负担的动员。负担重不重,公平不公平,是边区政府与农民对动员的两个共同的关切。经济动员一旦出现问题,则通过政治上相应的举措进行补救,政治和经济相辅相成,成为动员的两翼。陕甘宁边区动员的展开逻辑,是从不正规动员到正规动员,再到累进税制。动员在初期主要是临时的不正规动员,劳师动众,浪费民力又效率不高,此后虽然作为正规动员的救国公粮等制度开始发挥作用,但不正规动员仍占有相当比重。为解决不正规动员的问题,边区政府开始着力解决边区"头重脚轻"的政权结构,充实加强乡政权,并努力把乡政权工作正规化、经常化。在充实乡政权取得一定成效后,边区走上了从动员转向累进税收的正道,从而真正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为抗战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打下坚实的基础。     

硝烟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勤务之演进及其成效

抗战勤务是抗战时期中共动员根据地人民支援抗战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在中共对抗战初期根据地支差工作所存在问题的修正中发展而来的,并在赢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于抗战勤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高度重视,不仅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动员办法和条例,还多措并举进行宣传与动员,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对抗战勤务作出核算,在核算基础上认真组织实施。当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勤务的执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并非尽善尽美。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灭蝗动员——以抗战前的江苏省为例

社会动员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又是灾害救治的必要手段。抗战前,作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的江苏省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为了动员民众扑灭蝗灾,江苏省进行了组织动员、宣传动员、奖励动员和情感动员,建立了一个多维立体式的社会动员网络,有利于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捕蝗行动,增强其捕蝗意识,此对治理蝗灾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灭蝗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区域协作机制,动员对象又更多依赖行政力量与乡村精英,动员模式存在强制性和脆弱性,故其治理成效相当有限。考察抗战前江苏省的灭蝗动员,有助于理解国民党政权的救灾模式及其社会动员能力。     

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的民众动员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运动.冬学运动是为了配合抗战要求进行的一项群众性的政治教育运动,并且取得了颇有成效的民众动员作用.本文主要是从冬学运动的前期宣传动员工作、具体实施阶段、实施过程中民众动员的特点以及其在民众动员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几个方面来论述冬学运动的民众动员作用     

关税会议期间国民党在北方的民众动员

关税会议期间北方的民众动员是国民党民众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明确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并以此为号召,一方面发表宣言通电派出外交代表团进行宣传鼓动,另一方面进行党团运作,领导民众团体发起集会游行,取得了很好的动员效果。由此,国民党将国民革命运动推向北方尤其是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     

新中国国防动员体制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我国的国防动员体制是在借鉴苏联国防动员体制、继承我党革命战争动员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建立起来的,其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1949-1955年为应急性探索时期,1956-1962年为仿苏全面建设时期,1962-1978年为非常发展时期,1978-1993年为恢复调整时期,1994年至今为充实完善时期。通过对我国国防动员体制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得出以下启示: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动员决策和平战转换的快速高效;突出政府的主体地位,科学规范动员供需对接机制;紧密结合国家体制改革,实现动员职责的普遍化;着眼于权威高效,构建实体性的国防动员组织领导体系;健全动员法规制度,构建“法制主导型”的运行体系;适应动员环境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动员体制的改革创新。     

历史情势、突发事件与革命动员——江浙地区辛亥革命的微观考察

辛亥革命中,武昌起义并非得到所有省区的响应,响应的地区也并非都得以成功夺取政权。其中关键因素之一,是各地革命动员程度千差万别使然。从微观层面看,在近代以来逐渐酝酿成熟的普遍革命浪潮这一历史情势下,江浙地区的革命者,准确抓住武昌起义这一突发事件所创造的有利历史契机,通过密集开会与有效决策、广泛联络已有革命队伍、策反敌阵营力量、战前动员与火线动员、妥善处理敌我两类不同矛盾、建立良好的战时后勤保障等革命动员手段或策略,并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加以灵活运用,最终得以起义成功,结束了清王朝在地方上的统治命运。对革命微观层面运作机制(如革命动员)展开细致考察,无疑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相,并完善我们对于宏观历史情势的理解。     

华北事变后中国各界对战费问题的讨论

从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国战时财政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战费动员思想由此走向理论化和政策化。其特征之一是形成了抗日战争战时财政理论体系,提出了战时财政动员的具体方策,在战费规模、战时财政预算、战时税收、公债和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并为指导全面抗战的财政动员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抗日战争战费动员思想的来源,主干是西方的战费动员理论与实践,同时也是结合本国国情而提出的,其提出者多曾求学西方,并参与了抗战时期战时财政动员实践与政策制定。通过对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日战争前夕战费动员争论的描述与分析,可以重新认识其在中国现代战费动员思想史的转折意义和积极影响。     

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为中心

政治节日常被用来展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在一定时期也可作为民众动员的场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曾利用国庆纪念日来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抗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以抗战来纪念国庆"已成为此间政府号召国人纪念国庆节的重要方式。为更有效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对日常动员进行扩大化运动,并采用节日献金竞赛的方式进行密集的集中动员。通过此种动员方式,民众纷纷响应号召,解囊以资抗战。通过抗战时期国庆日的民众动员,也可看到政治节日在民众动员方面的功用,使我们对政治节日有更多的认知。     

《华侨动员》与抗战宣传

论文以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在抗战期间创办的《华侨动员》刊物为例,从对华侨进行抗战政治动员、号召动员华侨全力援助祖国抗战以及《华侨动员》的宣传策略三个方面,对《华侨动员》刊物的抗战宣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论文认为,《华侨动员》采用恰当的宣传策略,紧紧围绕动员华侨抗战这一中心任务而开展对华侨的抗战宣传工作,全力激发侨胞的抗战责任感与热情,号召动员广大侨胞尽其所能地为抗日贡献力量,对于激励华侨的抗日斗志和推动侨胞踊跃支持祖国抗战起了重要舆论引导和宣传作用。     

中国的权力之“鼎”

鼎是一种青铜炊具,一般鼎越大排场越大,鼎多同样排场也不小,禹铸九鼎,据说铸鼎所用之青铜,来自“九州之牧”。于是,“九鼎”便象征着“九州”,所以夏商周三代之时,一直被奉为传国之宝。当楚庄王问王孙满九鼎究竟有多重时,     

危机管理视角下新桂系的社会动员——以抗战时期为考察中心

考察广西当局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从危机管理的角度审视与评价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危机动员的经验与教训,为新时期政府危机动员提供有益的借鉴。     

渡江战役中的无为县船工动员研究

船工是渡江作战的基础,船工动员是战役准备的中心环节。隶属于中路集团军第3野战军第9兵团的第27军,在无为县境内开展船工动员工作。动员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不是单一的"政策—效果"模式所能涵盖。前期的船工动员,因工作方针的失误,一度陷入困境。此后重新调整动员策略,对船工进行物质抚恤的同时,还广泛采取了诉苦运动、形势教育、"拉感情"、立功运动等多种形式的动员路径,从生活保障到精神激励,多管齐下,调动了船工的革命热情,保证了渡江作战的顺利开展。     

“组织”的力量:1949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研究

动员是中共政权话语体系与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性概念,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动员机制是中共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中,政治动员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大会集中动员、小组深度讨论及个别情感谈话等方式,构成了政治动员的整体性链条,而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示范效能与微观机制和技术的灵活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动员的实际效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成为推动"南下"战略顺利实施的组织保障,亦为中共政权的动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区域实践经验。     

解放太原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民众动员之比较

解放太原战役期间战争双方均需在当地动用大量民力、物资,民众动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往复争斗近十五年,彼此已相当熟悉,二者的动员模式、技术极其相似,但实践效果却判若两途。通过比较双方在政治宣传、民众保障、组织发动、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动员活动,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民众动员更贴合人们的需求,能够获得民众的自觉支持;反观阎锡山方面却是官民区隔、上下离心,浩大的动员声势常流于表面。二者迥异的组织能力和政党文化影响了实际动员效果。太原战役期间双方在动员中呈现的差异不啻是当时国共之别的重要缩影,也折射出左右两党最终胜败的内在原因。     

基因决定我爱你

"门当户对"并不科学?男女在某些基因上的差异越大,越容易相互吸引,这可能是进化途径中悄然形成的一种基因策略     

红枪会与近代乡村自卫(1912-1937)——以鲁东地区为中心

民国时期尤其是军阀政治时期,军阀政权对乡村进行掠夺性剥夺,加之兵匪纵横,使整个社会由于缺乏现代动员方式,导致现代国家的基层防卫体系在乡村地区极为薄弱。在此背景下,以红枪会为代表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军阀政治时期席卷了整个华北地区,一时成为当时农民反抗军阀、抵御土匪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此过程中,宗教仪式与神秘性成为红枪会社会动员的一种有力工具与主要特征,而自卫与动乱则是红枪会在这一时期带给乡村社会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