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与我放鸭子

1969年9月，为了“备战”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人民文学出版社除了留下少数几个人搞“样板戏”之外，终止了业务，无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也不管老弱病残，都被“全锅端”，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去围湖造田。其时，冯雪峰已67岁了，他佝偻着腰，戴着“黑帮”的帽子，同大家一起走上了“五七”道路。开始，他被安排在蔬菜组种菜，这比起围湖造田、打垒建房等重活来说，算是轻松的了。其实不尽然：翻地开畦，运肥泼粪，弯腰蹲地侍弄幼苗，对那些老弱病残者来说，也是不堪重负的。一天下来，就着床，既难躺下，也…     

略谈"三言"、"二拍"中的媒妁形象

“三言”“二拍”中的“三姑”“六婆”多数为好利贪财之人，为了黄白之物，费尽心机，巧舌如簧。将良家女子诱入“狼穴”，为男女私情“穿针引线”等行径，反映了那个时代畸形的婚烟制度。     

“烜赫”误作“煊赫”

《现代汉语词典》在“煊（xuan）”字下误收“值赫”一条。以讹传讹．”年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语文预选试题中，竟将“炮赫一时”写作“值赫一时”．且在标准答案中明确“渲”字注音是“xuan”，这就大错特错了。究其“炬”与“值”的形、音、义，“炬赫”中的“炬”，不能写作“渲”，“恒赫”亦不通“值赫”。查《说文解字》：“炬”，从火．亘声，即“罐”字。徒到切，’‘举火口罐”。因“渲”是后起宇，《说文》未收。据《康熙字典人“谊”，许元切，音“营”，它的本体字是“援”。《说文》收有“援”字，从火，爱声。《易·说卦》…     

催!

今天有两则值得注意的新闻。那就是县府“催”征新兵和税捐处“催”缴营业税。本年度征兵名额，“业已征起三分之二”，可谓“顺利”，可是“尚有三分之一迄未征齐”，未免有些美中不足，无限遗憾之至。我们对于这些“抱着观望态度”的“乡公所”，实在深恶而痛绝之。现在幸而有许多能洞察民忧的“大人先生们”，已于今日派军事科科员“下乡坐催”，实在功德无量，谅来各乡长一定不敢再“拖”了。     

结婚的新房为什么叫“洞房”？（外一篇）

结婚的新房通常称作“洞房”，不论它如何豪华或简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古人一生最幸福的两件事。“金榜题名”讲的是科举考试中了进士，这有资料可查，也容易理解。那为什么把新房称作“洞房”，而且还要有“花烛”？这就值得探究了。     

蒋太后与大礼议

在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中，世宗之母蒋氏的尊崇问题始终是十分重要的。这体现在四个方面：蒋氏“尊称”问题是明世宗启动“大礼议”最为迫切和重要的原因；蒋氏入京礼仪之争，使明世宗初次突破“护礼派”的防线，争得了主动；在蒋、张太后“寿旦朝贺之争”中，世宗严惩护礼官员，实现了蒋氏“尊称”中加“皇”字的愿望；世宗强行去掉蒋氏“尊称”中的“本生”二字，导致左顺门事件的发生和“大礼议”的决定性胜利。蒋氏“尊称”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着“大礼议”的进程。     

精益眼镜贵在于精

精益眼镜店遍设三镇，今天，已发展成为华中地区眼镜业最大连锁经营体。“精益”不仅靠自己“老字号”的“绝活”给千百万患者带来光明，而且，通过不断创立新的“绝活”，树立了“老字号”的新形象。     

“中央文革”三大笔杆子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虚妄，理智最终战胜狂热，“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究竟如何呢？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说当时的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明万历“门生弹劾师长”门背后

<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尤其师道尊严，更是不可触碰的伦理道德底线。然而，偏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万历年间，就曾发生了明代首例“门生弹劾师长”事件，进而引发了著名的“刘台案”。而该“门生”所弹劾的“师长”，竟然是当朝首辅、一代名相张居正。     

东周时代齐国的“都”

春秋时代的“都”通常指卿大夫的采邑，包含城与附属于城的“鄙”，一般拥有私属武装。春秋齐“都”大致即是此种形态。战国时代齐国“都”的行政长官称为“都大夫”或“公”，莒地“都大夫”后裔作器时称“莒公孙”，与楚国的县公类似，其家族亦在莒地的权力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献所载“五都之兵”又写作“五家之兵”，“都”之官长可称作“邦君”。战国齐“都”延续了春秋时代“都”的某些特点，具有一定的采邑属性。“都”是齐国地方设置的最高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区域政治中心，其所辖之“县”与后世的“县”不同，应是县鄙之意。     

中央电视台的明星与“保镖”

哪里有“明星”，哪里便有“崇星族”，于是，在由“橄榄绿”把关的中央电视台大门内外，便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感慨又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喜剧”。     

难忘的岁月

一 时光回转到３０多年前的１９６９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时期，也是我大学毕业经历了７个春秋的工作锻炼，而热心干事业的风华正茂年代。可是，由于我工作在“臭老九”成堆的专业设计室，也就当然地被“一锅端”，来到城郊农村一个耕牛交易所用来圈牛的牛棚里。按“班、排、连”建制住下来脱产搞“斗、批、改”。 所谓的斗批改，实则是在搞“派性”运动。每天就是手持毛主席语录本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和无休止找岔写大字报搞人身攻击，或者偶尔点出一个“死老虎”搞大会批斗，成天无实事可干。其时，确有人练就了…     

1949年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闹剧

<正>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民党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中的失败，国民党军队主力丧失殆尽。为了争取时间备战，国民党发起了“和平攻势”。1949年岁首，一个遥远的希望又降临到国人的头上。“和”字如疾风似的飘扬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上空。“和谈”“和平”成了当时最响亮的玩意儿、最时髦的名词。1949年年初的南京城中，“和平”绝对是热度第一的词汇，上自“总统”“代总统”及立法院、行政院等高层，     

“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与“王八”考

据查，“王八”一词已列入《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又作“忘八”、“亡八”，衍生出“王(忘)八羔子”、“王八崽子”、“忘(王)八蛋”等，现在则“乌龟王八蛋”一锅端，上了影视片，成了出现频率颇高的日常用词，但不知怎么总觉得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     

换名风波：无辜“骆马”为何“落马”？

美丽的骆马湖是古城宿迁的一张名片。可是，最近当地却闹起了一场骆马湖“改名风波”：有人擅自把湖名改成了“马上湖”!原因据说是因为“骆马”谐音“落马”，“犯了忌讳”。     

《孟子》书中“无以”新解

“以”字在古汉语中作介词被视为常态，但作名词用，往往被历来学者所忽略，导致语言解释中的诸多错误。本文主要通过对《孟子》书中“无以”的分析。兼及其它语言材料，证明了“以”的名词用法，并对古汉语语法学界所谓传统的“无以”、“有以”结构提出了质疑。本文认为，名词“以”来源于介词“以”，但这种变化，不是由于词义因素所导致的，而是因为“语法因素”造成的词语异化的结果。     

清代清水江木业“争江案”述评

清代清水江木业市场的形成发展引来了省内外“三邦”、“五淘”、“十八帮”木商云集“内三江”。随之，也暴发了清代清水江木业断断续续200余年的“争江”斗争。“争江案”的断决，既有自然因素、社会因素，更有军事政治因素。     

“削藩”的悲与喜

明朝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曾连续上演了两幕“削藩”的活剧。两剧的导演，一是建文帝朱允蚊，一是永乐帝朱棣。建文“削藩”，激起“靖难之变”，刀光剑影，干戈扰攘，结果皇冠落地，江山易主；永乐“削藩”，从容不迫，谈笑之间，恶藩被削，众王俯首。同样是“削藩”，为何结局竟有天壤之别？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问号。     

有关广西的汉代官印

在我国，使用玺印的历史己有三千多年。秦代以前，无论官印、私印，都称为“鉨”，即“玺”。秦统一中国后，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一系列制度，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玺”，其他人的印只能称“印”。到汉代，这种制度有所放宽，诸侯王、王太后的印也可以称“玺”，年薪二千石以上的官吏的印则称“章”，其他人的印还是称“印”。后来也有合起来称为“印章”的。     

澳门的大三巴牌坊

世上有许多都市都爱以其有特色的建筑物作为标志。例如北京的天安门，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澳门的圣保禄大教堂残迹，澳门市民称为“大三巴”。考这名称的来源，“大”是庞大之意，“三”是“圣”的译音，“巴”是“保禄”的合并译音。类似这样的叫法还可以再举个例子。我国人很多都知在美国有一个城市叫旧金山，它又名三藩市，正规的译名是圣佛兰西斯科。在美国的华侨把“圣”译为“三”，“佛兰”合并译为“藩”。(以下省略了词尾的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