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与输出：广东侨乡文化特征散论——以五邑与潮汕侨乡建筑文化为中心

侨乡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侨乡文化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无论在哪个侨乡,外来文化只是一种“补充”,侨乡的主流文化还是本土文化。本文以侨乡文化中比较容易辨认的建筑文化为中心,对最有代表性的五邑侨乡与潮汕侨乡的侨乡文化特征进行比较研究。作者认为,从建筑文化角度而言,五邑侨乡的文化特征是输入型文化,潮汕侨乡的文化特征则是输出型文化。而侨乡之所以采用西洋建筑文化,其实是侨乡现代化建设的选择。     

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以广东梅县为例

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以学界研究较薄弱的山区侨乡——梅县为研究区域,对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华侨在率先投资近代工业中,注重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西方近代企业制度及经营理念。在侨乡工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华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海外华侨华人、侨乡社会与跨国宗族实践——以广东五邑侨乡薛氏为例

论文以旧金山、香港与广东五邑侨乡坎镇的薛氏宗亲会及其相关组织为重点,从互补与竞争的视角,探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薛氏宗族及其宗亲成员在一个跨国空间内展开的宗族实践,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宗族实践的发生机制、发展过程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回应传统宗族研究遗留下来的争论。由于海外侨资与声誉资源的稀缺,合作、竞争与矛盾始终存在于宗族内部,这种互补与竞争既是跨国宗族内部出现的不同成员及组织的经济与社会分化的产物,也进一步成为维持与加强跨国宗族形态的不同区域、国家的宗族成员及组织对于宗族的归属感与向心力的重要动因。正是在这种既有同盟又有竞争的错综复杂的宗族网络中,侨乡宗亲组织以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宗亲组织及其个体才得以呈现出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跨国宗族实践。     

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的思考

广东是中国第一侨乡。海外华人对广东 ,特别是主要侨乡的影响 ,使其具有鲜明特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侨乡的现代化建设步伐明显快于其它地区 ,文化发展独具特色。从理论上认识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 ,是海外华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海外华资对侨乡的投资探讨--以广东侨乡为例

包括港澳台资本及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华侨资本在内的海外华资,一直是中国外资引入的主力军,对中国大陆,尤其是广东侨乡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广东侨乡为例,论述了海外华资对侨乡的投资进程,并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出发,试对这一资本流入进程进行理论阐释.而且,通过对广东侨乡的分析,探讨海外华资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效应.     

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变化——以潮汕和五邑为例

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受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其社会生活方式与风俗文化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首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出现了渐趋"洋化"的生活方式;其次,在风俗文化上出现了传统习俗基础上结合"出洋"的怪异习俗;最后,在社会风气上,一方面出现了奢靡腐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新的文明之风突起.本文以潮汕、五邑为例,探讨海外华侨华人对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影响.     

海外华商在侨乡企业的管理模式探析——以员工集中管理与内部化服务为中心

本文对侨乡华商企业的因应策略特别是员工管理模式进行系统考察,力图从文化调适与管理适应的角度解释海外华商管理的独特模式、成因与演变趋势。内部化服务是外部社会化与市场化缺失的一种替代,集中统一的强化约束与技能培训,则是农民转变为工人的过程中提高管理绩效和降低成本的手段。海外华商适应侨乡市场与投资环境,对侨乡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中方员工通常采取内部化服务与集中管理模式,从生产流程到日常生活都实行全方位渗透与强化,形成了国际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并通过营造大家庭式氛围培育团队精神与企业文化。同时企业的责任与风险也随之增加,随着侨乡市场与投资环境的改善,这种管理模式开始新的调适与变动。     

影响海外华商投资风险认知的因素分析——以温州籍华商样本为例

论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211名回国投资发展海外华商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分析,结果显示:海外华商风险认知受个人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但个人因素的影响更大;专家和实际投资者在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认定上存在差异,专家倾向于理性因素,而实际投资者则倾向于感性因素;海外华商在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评分上明显高于本土商人,在自我水平、周边人因素、项目信息与定位三因素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建议积极开展海外华商的培训工作,建立海外华商投资风险的指导机制以及完善海外华商的商会组织机构。     

国际移民与婚姻挤压——以战后四邑侨乡为例的探讨

论文从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的形成、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下的社会调适等方面,对战后四邑侨乡社会重建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战后四邑侨乡社会的婚姻挤压是特殊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战争时期的兵燹、饥荒、瘟疫疾病、侨汇中断与国际移民网络丧失等一系列突发性的历史事件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造成了侨乡社会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动;战后时期,美、加等国移民新政扫除了侨乡社会向海外华人社会跨国婚姻自由迁移的政策障碍;中外交通的恢复、国际移民网络的重建、巨量侨汇的涌入与华侨残破家庭的重建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市场的挤压程度。面对日益严峻的婚姻挤压问题,四邑侨乡社会在普通民众追求个人生活幸福的理性选择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文化规范,衍生出一系列应对婚姻挤压效应的社会机制。     

比较视角下的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探讨

本文论述了民国时期广东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并将其与当前时期的广东县域经济进行了简单对比,提出了几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建议,希望对广东省的县域经济发展能有所帮助。     

东南亚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与侨乡建设 --梅州市个案研究

本文论述和评价了东南亚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在梅州投资办企业、捐资办学的实绩及其对梅州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意义,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梅州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     

海外华侨回乡参政分析——以浙江省青田县华侨村官为例

论文依据对青田县方山、船寮等地华侨村官以及所管辖的村民进行田野调查的结果,分析了华侨村官群体出现的原因、作用和特点,剖析了华侨村官工作中存在的阻碍和不足,以及工作中“水土不服”现象和阻碍的因素,旨在为地方政府研究制订华侨参政长效机制提供参考,并以期社会对华侨参政这一新现象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大陆的归侨社团：以北京印尼归侨为例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数以十万计的印尼华侨返回中国大陆。由于政治的原因, 他们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一度中断。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他们逐渐恢复了与海外华人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他们纷纷组建社团, 重拾失落的记忆, 再塑自我认同。本文旨在通过对北京印尼归侨社团的实地考察, 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归侨与海外华人社会关系的重建及其新的组织模式和认同特点。     

归侨侨眷的跨国网络与中越跨境经济合作——以广西东兴为例

论文以广西东兴市归侨侨眷参与中越跨境经济合作为例,探讨了民间力量在推动跨国区域合作中的作用。论文认为,民间力量也是跨国区域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归侨侨眷作为民间力量具有独特的优势,是政府力量的有效补充。在归侨侨眷形成的跨国关系网络中,蕴含的信任等无形资源以及嵌入在网络中的信息、资金、客户等有形资源是归侨侨眷得以在跨境经济合作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这种跨国网络中的资源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从而有利于推动跨境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     

社会地位补偿与海外移民捐赠——广东五邑侨乡与海南文昌侨乡的比较分析

论文从社会学视角,对广东坎镇与海南文镇两个移民群体公共文化事业的捐赠活动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海外移民对于侨乡公共文化事业的捐赠与其社会地位补偿密切相关,提出了＂社会地位补偿＂的解释范式。广东坎镇移民流向主要为美国、加拿大等经济发达国家,移民群体社会地位落差较大。他们的捐赠活动,不仅能够补偿他们某种身份及归属感的缺失,而且还能够获得一种额外的社会声誉。这种移民的补偿心态使得坎镇侨乡的公共文化事业出现了繁荣发展的盛况;而海南文镇移民流向主要是东南亚国家,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身份转变,祖籍地与移居地的经济差距缩小导致移民补偿成本升高,侨乡地方社会所构建的补偿体系对移民的吸引力在逐渐减弱,从而导致文镇公共文化事业出现衰落的发展态势。     

归侨认同意识的形成及其动态——以广东粤海湾华侨农场为例

基于田野调查的内容,选择粤海湾华侨农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社区"概念,以归侨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为理论视角,从多元社区的形成、归侨文化与认同意识的形成、归侨认同意识的动态等方面考察和分析了归侨社区内部高度复合性的群体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部传统调适和整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