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华化与印尼华人的身份重构——以印尼客家人为中心的考察

以印尼客家人这一华人次族群为个案,以身份构建为视角,论文通过考察印尼华人再华化的内生动力,揭示了再华化这一概念内涵的复杂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论文认为,再华化本质上是印尼华人在民主化改革后进行身份重构和争取合法权利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赋予"印尼公民"以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包容性的内涵。协调中国移民后裔与印尼公民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是印尼华人身份重构的根本任务。印尼客家人通过政治参与以及积极推动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和华文报刊的复兴,为再华化与印尼华人的身份重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印尼华人的再华化与身份重构都是未完成的事业,二者的未来走向既取决于印尼国内政治的变迁,也取决于印尼华人社会的选择与内聚力。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边界与想象社区的建构:以广州归侨聚居区为例

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式微的归侨聚居区呈现被符号化的特点,其物质和文化形态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侨文化”的地方再想象,并加剧了边界随之发生的新变化。本文主要采用叙事研究方法,以广州华侨新村为例,尝试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归侨聚居区边界的演变及其对想象的社区的影响,由此进一步解析归侨聚居区符号化的过程与动因。研究发现：①1954年至今,新村归侨共同体维系纽带经历了从国家利益到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再到集体记忆的嬗变,折射出社会环境、空间形态以及邻里关系的变化与归侨的自我认同感、群体认同感之间的耦合关系;②华侨新村不仅是曾经表征爱国主义的物质载体,在资本与权力的支配下归侨聚居区被片面截取并赋予了其它阶层想象的意义和元素。     

难民认同：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例

本文选择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和历史档案资料,阐释了在特殊迁移经历、政府倾斜性扶持政策及现实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下,华侨农场越南归侨实现和巩固了对难民身份的想象与认同。     

始终保持革命军人本色的兰克良

正印尼归侨兰克良(1914—1992),是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而后定居在山西的华侨之一。他长期战斗在山西,工作在山西。在从事民政工作、侨务工作的过程中,他同山西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侨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笔者1963年到山西工作,就听到归侨朋友经常提起他关心侨胞、服务侨胞的事情。兰克良祖籍广东大埔,191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11岁时,到印尼苏门答     

潜心教书做学问的白歌昕

正在2016年山西省直侨界慰侨送温暖电影招待会上,有一对老夫妻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男性老者是96岁的老归侨、山西进山中学离休教师白歌昕,陪护他的是妻子马玉花。在山西离退休归侨中,白歌昕的年龄最大,资历最深,但知道他归侨身份的人很少。因为他为人低调,是个潜心教书做     

新疆锡伯族族群边界的多重性与民族认同

清代中叶,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新疆伊犁地区边务空虚,锡伯人受清朝政府之命西迁至察布查尔屯垦戍边。锡伯人定居区域的地理边界,以及因为八旗制度而形成的社会边界,强化了新疆锡伯族作为边防军的族群身份和屯垦戍边所应具备的价值标准。20世纪上半叶,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相继瓦解后,有关屯垦戍边的历史记忆、对盛京老家的思念构成的原乡情感,以及纪念西迁的节日成为锡伯族延续族群身份和价值标准的手段。20世纪80年代后,维系新疆锡伯族族群边界的身份和价值标准不再明确,文化精英通过西迁节大型纪念活动等形式强化了边防军后裔的族群身份,提出以"西迁精神"为标志的价值标准,建构其新的族群边界。     

何处是吾乡——《梁格庄会葬图》中的文士与画家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社会体制发生深刻裂变。在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身负新旧之学的文人大多需要重新寻找自我的身份定位,而其定位的路径与形式则因人而异。余绍宋即属其中典型。他自幼秉承中国传统教育,又曾负笈东洋饱受西学熏陶,入民国后出任司法部公职。余绍宋雅好丹青赏鉴,与当时活跃于京华的文人学者多有交往。他曾任司法部高官,组织宣南画社经年有余,可谓博学通才。余绍宋于1920年为纪念其表伯梁鼎芬过世所绘《梁格庄会葬图》,表面看也许只具纯粹纪事意义,但是深究画面内涵与题跋内容、题跋者身份,结合其公余生活整体审视,可以推测,这幅画作背后其实隐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动机与心理诉求。余绍宋所衷心期许的是中国传统文士身份,他的精神世界更多地倾心于传统文人天地。他用《梁格庄会葬图》为逝去的古典时代奏响了一曲挽歌,也为自我的身份认同与价值重塑,编织了一张专属于传统文士天地的意义之网。     

赤子情怀六十载

<正>(一)我是印尼归侨,祖籍广东增城。一百多年前,我祖父当时大约十三四岁,就跟着他的几个堂兄和乡亲们一起,从家乡历经艰险,漂洋过海,来到了荒无人烟的印尼北婆罗洲半岛,用他们的双手开垦荒山野岭,用最原始的工具开发矿山。当祖辈们把开发出来的土地种上了椰树和庄稼时,荷兰殖民主     

边界维持理论视野下印尼华人族群性的变迁分析

论文利用巴斯的族群边界维持理论分析了华人族群性的多个层面,并从原生性华人族群性、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语言和风俗习惯、民族主义等方面,考察了印尼华人不同层面族群性的历史变迁。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印尼华人族群性的行为体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21世纪后,印尼华人族群性的复苏,不仅是华人被压抑的族群认同的外在表现,更是华人追求享有与其他族群平等权利的重要体现。这种"再华化",与20世纪初以中国为中心、视中国为自己归属的"再华化"有本质区别。现在大多数印尼华人都已加入印尼国籍或出生于当地,在政治上认同印尼。华人文化的复苏和华人意识的觉醒,是为了凸显华人与其他族群的边界,表明华人族群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诉求。其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在印尼生存发展,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再华化"。     

困局与应对——对沂水刘南宅家族神话的一点看法

沂水刘南宅族谱里收录了较多家族神话,作为族群记忆延续至今,对刘氏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影响深远。这些家族神话之所以能够产生、流传,与刘氏先祖的早期历史及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联,它既是对易代之际家族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局的应对之举,也是时代宗教文化现象和士人生活、文化惯习的直接反映。通过家族神话,刘氏家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易代之际"移民""贰臣""父子殊途"所造成的身份认同困局,树立了刘应宾及其支脉在家族内外的政治权威,在其家族对当地进行文化控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及其经济适应分析

论文分析了我国朝鲜族赴韩跨国人员流动的背景因素和在韩朝鲜族经济适应的阶段性发展历程。认为我国朝鲜族的赴韩流动贯穿于“淘金梦”,在赴韩流动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将身份认同作为跨国社会适应的一种策略,其中的经济意义远高于政治意义,其经济适应经历了从“边缘拒斥”到“族裔联结”再到“多点延伸”的过程。回顾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及其经济适应经历,不变的是“他者”身份与中华文化认同,变化的是“工具理性”与流动方向。     

德国首都柏林:各类族群的集聚地

自德国统一以来,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也在逐步推进。然而,在德国国内,一度被断言"死亡"的种族化的地域色彩却经历了一个"复活"的过程。德国的各地域人群一直都在拟制"自画像"和"他画像",而且将其越来越与公民社会运动关联起来。尤其是在政治中心的首都柏林,可以说存在一种"身份认同的游戏"。一方面,都市文化需要多样性和异域风情;另一方面,地域标识也愈来愈成为社会、政治领域内非常重要的包装宣传策略。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倾向于地域研究的政治民俗学绝对具有全新的、重大的意义。     

印尼华人与国家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印尼华人社会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变化,以至体现在中文用词上,不应再将印尼“华人”与“华侨”笼统地当作同义词来看待。本文拟就印尼的华人国家认同与政府的有关政策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华人社会变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进     

中国大陆的归侨社团：以北京印尼归侨为例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数以十万计的印尼华侨返回中国大陆。由于政治的原因, 他们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一度中断。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他们逐渐恢复了与海外华人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他们纷纷组建社团, 重拾失落的记忆, 再塑自我认同。本文旨在通过对北京印尼归侨社团的实地考察, 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归侨与海外华人社会关系的重建及其新的组织模式和认同特点。     

从单一的坚守到双向的融合——试论《女勇士》中对身份认同的追寻

自中国的第一批移民抵达美国后,华裔美国人就一直徘徊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所在,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使他们成了双重他者,既远离中国文化,又不被美国文化所接受。本文试图通过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来解读华裔美国人长期以来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寻找定位的过程,从老一代移民对"中国人"身份的坚守,到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人面对两种文化的困惑和矛盾,以及处于双重"他者"的尴尬地位,再到以汤亭亭为首的美国华裔作家对文化身份的新构想,通过中美文化的融合来建构独特的文化身份,通过平等对话来达到两种文化的沟通。     

想像他者：西方文化视野中的非西方

西方是在与非西方社会的比较中得到更为明确的界定的。在西方的文化视野中,对非西方固然有着某种程度的理性认知,但也不乏充满错觉的想像,即以一种与“自我”不同的“他者”形象不断建构非西方的历史身份,从而创造出一个与真实存在不尽相同的非西方。西方的非西方想像体现了西方对他者的控制与重构,是西方表达自我优越意识的一种霸权话语。文章考察了古典时代至18世纪西方表述他者的话语体系,分析了产生这种想像的文化和社会原因,由此说明西方是怎样逐步形成与非西方对立,并最终取得对后者的优势地位。     

“家”、流动性与共同体:对印尼归侨社团的人类学考察

论文通过对印尼归侨社团成立、扩展和维系过程的研究，展现了归侨是如何在流动中创建安放内心的共同体，为流动所带来的分离搭建社会联结。他们在“居住”与“行旅”之间通过建“家”、扩“家”、持“家”不断重塑社会联结，以祖籍国和侨居国为圆心，生成了关于“家”的情感的平行共同体，进一步在涵盖祖籍国和侨居国的基础上甚至形成了多圆心共同体。流动性使两个或者多个共同体同时存在。一方面，正是在成员和“家”的流变中，归侨社团成为归侨走向公共空间、联结世界的通道。另一方面，流动性所带来的多圆心共同体使得社团内部凝聚力下降。因此，只有当汇聚成同心圆共同体时，具有地方感的“家”才化身为一种粘合剂，以增强共同体凝聚力。     

老舍的民族身份与文学创作——以《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考察

按照目前约定俗成的使用情况,汉语中的“民族”一词有着狭义和广义的不同含义,因而老舍与很多作家一样具有双重民族身份:他是一个旗人,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老舍的民族身份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得异常突出:作为一个旗人,他的文学创作在题材、风格、语言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满族文化特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的文学创作表达了外抗强敌、内主团结的时代主题。     

浅析元代青花瓷器的主要特征与身份信息(上)——以高安元青花博物馆20件藏品为例

高安元青花博物馆所藏的20件青花瓷器的造型、工艺、绘画和装饰等几个重要特征与国内外博物馆所藏的同类型器物相比对,有共性的一面。但由于其数量的优势,在器物质地上又给我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个体特征,且这些体特征带来的变化,是建立在当时工匠的各自手法和窑火作用下才得以形成独特的身份信息,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在研究鉴赏过程中最容易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