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明兵力及伤亡人数考

土木之变明军兵力有五十万和二十万两说,伤亡人数则有死伤数十万、死者数十万,以及死伤十万、死者三万人等多种说法。本文考定：英宗亲征出兵二十五万,土木之变明兵力二十万,死伤十万,其中死者三万。     

明蒙朝贡贸易矛盾与“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是明代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明蒙朝贡贸易自永乐时期正式形成伊始,就潜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瓦剌的大规模使团及明朝"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给明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随着瓦剌势力的不断增强,双方朝贡贸易的矛盾不断加深,明蒙间大规模战争的趋势愈发明显,终致"土木之变"。     

显忠祠与“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后,明代宗朱祁钰在今河北怀来县土木村建显忠祠以祭祀殉难诸大臣。本文简要介绍了显忠祠的历史渊源,及历550余年风雨和战火之后的现状。     

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

明代"播州之役"所用军费(以白银计)史籍大致有三种记载:一为三百余万两,二为二百余万两,三为一百余万两。本文认为该役共筹措军费449万余两,至战役结束时共花费252万余两,善后开支在110万两以上;开销的军费中,源自户部的有120万余两。     

摩尼教《佛性經》之“七苦惱懊悔”與“五處分配”考

本文認爲敦煌寫本《佛性經》屬漢語摩尼教文獻,對摩尼教研究具有重要價值。該文獻第八品殘餘部分所呈現的關於摩尼教聽者靈魂淨化、解脱的"七—五"數字結構在漢語及其他各種語言的摩尼教文獻及圖像資料中廣泛存在,這一數字結構貫穿摩尼教教義和儀式,體現了摩尼教的傳教策略。     

敦煌出土文书所见“五逆之罪”考

“五逆之罪”原本为佛教用语,但在敦煌地区出土的世俗汉文收养文书中却出现了这一词语的广泛使用。这一现象反映出佛教在10世纪敦煌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这一时期,该词语的使用开始发生衍变,不再仅局限于佛教,适用范围有所延伸,包含有“忤逆”之意,用来泛指各种逆伦之罪;另一方面,也是唐五代以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与佛教思想双重影响下对敦煌地区世人观念冲击的结果。     

郭店楚简《缁衣》“言从行之”“之”字考

本文认为“之”与“止”在战国文宇中形近而可通假,因此郭店楚简《缁衣》中“言从行之”一句,“之”应释为“止”,句意为言行不一致。今本《礼记·缁衣》亦应作如是解。     

宋夏“好水之战”中行军路线及主战场新考

为使《固原地区军事志》资料翔实,记述准确,最近我们专门考察了好水之战的行军路线和主战场。深切感受到,史籍记载不仅是轮廓性的、大范围的,也有史实不清和不准的地方,发生在宋庆历元年,夏天授札法延祚四年(1041)二月,北宋与西夏军队在好水川这场大规模的战斗中,西夏军队在李元昊的亲自指挥下,采取诱敌围歼战术,致使宋环庆总管任福以下数十名大将和近万名战士陷入了西夏军队预设的埋伏圈内,     

“澶渊之盟”以前宋辽战争交通道路考

在北宋建立至"澶渊之盟"期间(960—1005年),北宋与辽国为了实现各自的战略意图,曾利用渤海与黄海海路、河北平原道路、太行山间道路、河东山地道路、麟府路地区道路等交通线展开军事行动。宋辽边疆地带的地理环境与宋辽两军的战略意图,是影响这一时期宋辽战争中诸道路利用频率的主要因素。     

王禹偶《建隆遗事》考——兼论宋初“金匮之盟”之真伪

题名为王禹偶所撰的《建隆遗事》,是研究宋初政治尤其是“金匮之盟”疑案的关键史料之一。但自南宋初以来,人们即对是书的撰者、内容真伪存疑,或径称为後人托名之伪书。本文考辨《建隆遗事》确为王禹僻所撰,其内容甚具史料价值,并据是书及其他相关史料所载,以辨析“金匮之盟”之真伪及内容之演变过程。     

明代山西方志编纂考略

明代山西方志总体数量、普及程度有了空前的发展,志书种类开始定型,体例亦逐步完善,内容日见丰富,并产生了初级方志理论。作还从明代方志勃兴的原因、编修的组织形式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别具特色的地理单元的体现--明清卫所方志

明清两代卫所数目众多,作为独具化特色的地理单元,引出了一类特殊的方志－－卫所方志。这些方志是方志学研究中不能忽视的一部分,也是研究卫所不可多得的史料。但是目前关于卫所方志的研究比较少,说明学还不够重视这部门珍贵的献。本对卫所方志产生的原因、发展阶段、内容、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引起研究对这一类特殊方志的重视。     

明故武略将军陈兴墓志考释

1996年,河南省沁阳市山王庄镇万善村东北发现一方明代墓志——大明故武略将军陈公墓志铭。碑文从保卫家乡、征战南北、镇守怀庆、修理城池等几个方面简要地概括了墓主陈兴的一生,为研究明初的兵制、官制和军事形势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明代哈密危机述论

哈密危机是成化至嘉靖初年明代西北边疆危机的集中反映。这一时期,明朝统治坚持以闭关绝贡来解除这一危机。但实践的结果是不仅未能化解危机,反而使其愈演愈烈。直至嘉靖初年,随着统治阶级内部高层人事的彻底更迭,才得以改变应对策略,承认土鲁番在西域的地位,以通贡和好取代闭关绝贡。解决了这一危机,稳定了西北边疆。本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哈密危机的由来、统治处置的种种失误和嘉靖前期的解决过程。     

明代"九边"宣大军事防务区的形成

明代"九边"的宣府、大同二镇,因地理区位和明蒙对峙的军事态势形成一体化的军事防务区.这一防务区"拱卫京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直接导致了协调区域军事防务的宣大总督设置.     

明代九边军兵的冬衣布花赏赐

明代赏赐军兵冬衣布花制度不断完善.以九边军兵为例,赏赐对象覆盖卫所制和省镇营兵制下的军兵种类,并照顾到家属.常例赏赐有布四匹、花一斤八两,布三匹、花一斤八两,布二匹、花一斤八两,布二匹、花一斤等标准,体现着区域和军兵种类差异,一般一年一发,在七、八等月放毕.又有战功、修造等非常例赏赐.布花的有效解运是发放的基础,国家调整解运程序,尽量保证布花输运不辍.国家还调整财政机制、规范支领程序,保证冬衣布花发放.冬衣布花赏赐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军兵生活,很多时候又难收实效,缺乏有效整合与监督机制的多头财政体制和官员腐败是主要原因,君主个人意志和国家明显的施政失当影响亦深.     

江苏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创建时间与迁建原因考

太仓刘家港天妃宫是妈祖信仰北传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在郑和下西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现已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然而今人对这一重要历史遗迹始建时间与变迁等历史地理的认知多有错误。文章从史源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考证后认为:路漕天妃宫即刘家港天妃宫,刘家港天妃宫始建时间为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而非官方宣称的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也不是一些地方史专家认为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亦不是一些史料记载的至正三年(1343年)或明永乐初年。至正二年(1342年)刘家港天妃宫迁建的原因是刘河河道"北徙"而非长江南岸崩坍,不能用张寅《海塘论略》中所言元代刘家港天妃宫三迁来论证明末清初长江口南支南岸的崩坍。     

玉叶金枝 明代江西藩王墓出土玉器精品赏析

我国素有＂玉石之国＂的美称,玉文化历经8000年而不衰。绵延8000年而不绝的玉文化,先后经历了几个承前启后、不可替代的重要发展阶段。其中,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国玉器制作和使用的第一个高峰期。作为当时社会中最高、精、尖技术集合体的玉器,不仅成为＂事神致福＂     

青海发现明代修筑长城题记考辨

长城是中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军事工程。明代为抵御西海蒙古的入侵,环西宁卫大修长城、边塞。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沧桑,大部分长城墙体坍塌、壕堑淤塞,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人们凭吊历史的对象,而参与修筑长城的民众也与长城的军事功能一道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2008年进行的明长城资源调查中,在青海省湟中县上新庄镇上新庄村南的贵德峡内石壁上发现了一处修筑长城墨书题记(以下简称题记),是青海省乃至全国发现的为数不多的修筑长城的题记,对于了解青海长城修筑、民族变迁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代延绥镇红山市相关问题释证

明代延绥镇的红山市是蒙古部俺答汗及其众多部族归款以后,经河套地区吉能等部请求,明政府同意并于隆庆五年(1571年)在榆林镇开设的互市市场。红山市不在现在所说的头道河一带的滩地,而在当时的"款贡城",这是当时的制度决定的。易马城虽然在以前做过易马市场,但在红山市设立以后就不再与互市场有关了。先有易马城,后有红山市,而不是相反;易马城不是当时的民市,红山市也不是单纯的官市。红山市互市时间,最初是定在在每年三月进行,但后来因蒙古诸部屡有侵犯,或因马价和抚赏纠纷等原因,相关制度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互市时间迭有更换,并且马市也时开时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