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四案”“白银案”之前后

锦屏本地苗族木商向政府状告外省木商使用冲铅银两假币的诉讼案件。收集到的两件状词,一是道光七年（1827）由李荣魁带头起诉到贵州布政使司批转黎平府的公文,又由黎平府作出处理公告;另件是光绪十三年（1887）姜名卿等向黎平府递交的状纸。两起案件相隔60年,因为假银泛滥、受害深重后才产生诉讼,政府行文禁止后,仍禁而不止,所以少数民族的木商、林农和从事木材运输的农民工,受假银之害至少在80年以上。但从外省木商之滥用假币,折射出清水江木业之兴旺。     

“金佛郎案”述论

“金佛郎案?是指1922年法国无理要求中国政府改用所谓“金佛郎”支付其庚子赔款余额而引起的一场中外交涉,是民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要案。它在当时曾轰动朝野,并随政潮起落前后历经3年,影响颇大。由于该案属庚子赔款偿付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从规定庚款的《辛丑条约》的签订到法国对金佛郎的提出相距长达20余年,其间,中外又几经交涉和改定,情况较为     

延安“向日葵”案

在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曾发生了一起彭尔宁“向日葵”“特务”案。彭尔宁,原名钱家骥,当时只有28岁,1939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于1940年3月辗转来到延安,进入自然科学院。整风运动开始后,他在学院墙报上画了一朵彩色的向日葵,用以比喻革命青年、人民群众心向共产党。     

“黄克功案”始末

1937年在革命圣地延安发生了一起逼婚未遂、枪杀致死人命案,案犯为当时红军的一名高级干部黄克功。此案在当时边区政府和革命队伍及延安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     

“陶案”新探

中华民国刚成立两个星期的1912年1月14日凌晨,著名民主革命活动家、光复会巨子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病房里,惨遭杀害。时年三十五岁。这是民国肇建后,发生的头一起轰动全国的凶杀案。“陶案”在民国史中,似谁都知道,但又谁都说不清楚,记载歧异,众说不一。本文对此重作探讨。主谋是谁从当时的记载来看, “陶案”是扑朔迷离的。同盟会在上海的机关报国——《民主报》,就“陶案”发了两则消息,报导了“被害情形”,却谓:“惟近日盛传满洲暗杀党南下,谋刺民国要人,公或其一     

“云南十八怪”食谱

“扬州八怪”指人,“云南十八怪”指事。天、地、人、物,别处没有的这里有,人们对云南最爱使用的一个形容词便是“神奇”。它除了“奇妙”之意,还有“奇怪”的意思。的确,没有这块神奇的土地,哪有云南的十八怪。十八怪,其实是云南各地某些奇特现象和独有风物的一种民间概括之说。现在,随着云南旅游业的发展,许多有心人又把云南民间许多传统食品堂而皇之地演绎出了“云南十八怪”食谱,让人既品尝了新鲜又了解了云南。     

“小云南”考

＂小云南＂在何处,国内学术界说法不一,成为山东、辽东民间寻根的一大＂千古之谜＂。通过列举历史文献中关于云南省祥云县（古云南县）即＂小云南＂的多处记载和祥云县＂小云南＂的民谣及胶东民俗,证实＂小云南＂确在云南,云南省＂独不见‘小云南’之记载＂是没有根据的。山东、山西、安徽等省并不存在具有地名特征的、相对稳定的、实际存在的、可以查到的＂小云南＂地名。古代云南人外迁,既有北向、东向进入内地的,也有南向经元江——红河航运,由越南泛海迁移的,而且走水路——海上丝路外迁者更多、也更为便捷。中国人口史是一部古往今来在互相交流中发展的历史,是各民族互相依存、不可分离、共同创造光辉灿烂文明的历史。     

“李庄伪证案”开审

2008年12月30日,备受关注的“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征案”（下称“李庄伪证案”）,在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一审开庭。     

袁隆平“被跳井自杀”案

另类 袁隆平在一些人眼里,也许是个另类,他领着两个学生,不关心政治,而是整天泡在实验田中,鼓捣别人一点都弄不懂的水稻. 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处在不断升温的状态,安江农校的主要领导已经被受派系斗争鼓动下的学生们夺了权,关进牛棚,并接受批斗.清冷的教室中,已经没有几个人上课了.红卫兵小将们身穿国防绿,头顶军帽,胳膊上带着红彤彤的袖标,一个个神气活现,亢奋得甚至已经到了疯狂的边缘.     

“梦特娇”连环打假案

被告章周陈的懊恼 章周陈怎么也料想不到,他会被远隔重洋的法国人告上法庭。     

明初“南北榜案”

明洪武三十年(1397),南京发生了一场蹊跷的文案,史称“南北榜案”。 说到此案,不能不介绍一下其首犯,年已80余岁的学士刘三吾。刘三吾是位大器晚成的儒士,茶陵人(今湖南茶陵县)。洪武十八年,73岁的刘三吾被人推荐入见朱元璋,奏对满意,授翰林学士,与汪睿、朱善称为“三     

“故宫盗宝案”之谜

1934年10月,轰动社会的“故宫盗宝案”被提交法庭;诉状指控：自1929年起,易培基等9人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为数甚巨,均一律占为已有……第一被告易培基曾是毛泽东的老师、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案件背后是斗争交织的复杂政治力量及背景……[编者按]     

再说“孙大午案”

孙大午的这首意见诗,是我在他成诗一个月后的一次午饭上听他朗诵的。这个易水河畔54岁的刚烈汉子,酒后更显豪迈与悲怆。其时,站得笔管条直的身躯微微发颤,两只大手紧紧按住桌沿儿,脸向上翘,被血色涨得通红,眼眶中的泪逐渐盈余,又顺颊而下,吧嗒吧嗒地砸在塑料桌面上。他旁若无人地尽量发泄着自己胸中长期郁结的愤懑,声荡四壁,干云裂帛。此情此景,正应了那句老话：“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5年前的那场官司并没有改变孙大午的人生信条,现在他依然固守着“我就是我”。     

南京“毒酒案”真相

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０日晚,华灯初上,位于南京城内鼓楼西南侧的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内,人头攒动,群凶云集。前来参加宴会的日本侵略军首脑和伪维新政府的汉奸们频频举杯,共庆日伪“亲善”。不料,一杯酒下肚后,这些家伙一个个头昏脑胀,呕吐不止,丑态百出,其中有两名日本官员经抢救无效中毒身亡。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南京“毒酒案”。对于这起“毒酒案”的前后经过,许多出版物的记载都与史实有较大出入,现根据当事人詹长麟和王高科的回忆,将这段内情披露出来,以飨读者。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１９３３年,１８岁…     

“蔡伯多禄案”初探

乾隆四十九年(1784)教案始发于湖北边防官兵盘获四名西洋传教士私入内地传教,而蔡伯多禄即此次赴澳门接引伴送洋人潜赴陕甘地区传教的关键人物。恰逢是年四月西北回民起义,清政府担心西洋人与内地回民勾结影响统治稳定,在乾隆皇帝多次严拿涉案人员的谕旨催促下,该案迅速扩大,涉案人员之多、牵连省份之广都超出以往,史称"乾隆朝大教案"。而教案关键人物蔡伯多禄则从始至终未曾抓获。     

清初“传国玺”造假案

实际上,那个皇太极时代的“传国玺”压根儿就是个假货。难怪当年皇太极搞“迎宝受宝”仪典时,没有让一个汉籍官员参加。后来乾隆皇帝上台后,就将当年造假的证据一劳永逸地销毁了。     

方伯谦“正法”案考析

北洋海军副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军前正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疑案,引起了长期的争论。有的人认为方氏的被杀是罪有应得,“无冤可言”,有的认为“军中冤之”,理应翻案。两种观点对立,双方各执一词,但都值得商榷。笔者不揣翦陋,现就方氏正法一案,作一粗浅考析,欢迎批评指正。     

李克农与“潘汉年案”

一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内部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横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仄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晌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试析“吴湘之案”

唐宣宗大中元年,宣宗、牛党等利用吴湘案判决中的小失误为吴湘翻案,说李德裕、李绅挟私报复,吴湘之案是一大冤案,而实际上翻案的目的不过是为迫害李德裕、李绅等找一个借口罢了,吴湘因贪赃和强娶而被杀,并不冤枉。     

“4821”苏修特务案

说起“4821”，不知内情的人大概会以为是一个秘密工厂或代号工程，其实不然。1948年9月，为了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经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送21位“根正苗红”的年轻人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