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嘉时期“扬州二马”及其刻书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在全国的兴盛,寓居扬州的徽州商人日益增多,特别是到了清乾嘉时期,扬州更成为徽商的主要寓居地。这些在扬徽商不仅推动了扬州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繁荣了扬州的地方文化。"扬州二马"是清乾嘉时期寓居扬州的徽州盐商,他们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同时也是卓有成就的刻书家。本文依据史料阐述了他们的藏书事迹和刻书成就。     

乱世中的商业经营——咸丰年间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研究

咸丰年间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数量巨大,类型多样,内容丰富。账簿完整地记录了志成号历年进货、销售、开支、结算、银钱兑换等经营活动,较为细致地展示出徽商经营的具体形态。与此同时,账簿还详细记载志成号历年上交厘金、地方规费的种类和数额,以及银钱兑价。这批账簿揭示了商业经营与地方市场、地方社会的关系,也反映出咸丰朝持续多年的社会动乱严重地恶化了商业经营的环境,降低了徽商经营效益,折射出乱世状态下商业经营的艰难。     

明代徽商在交通与商业史上的重要贡献

徽商,或称新安商,是明代商业上的两大商帮势力之一。一谈到徽商,人们就会想到他们的资本是那样的雄厚,活动范围是那样的广阔。其经营本领是如此之高超,社会影响又是如此之巨大。这些都是人所皆知的。但是,徽商在交通史和商业史方面的贡献,似乎很少有人谈及。本文即想就此做些初步的探索。     

牡丹、牡丹谱与晚明亳州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中心

晚明时期的亳州是牡丹种植与赏玩的中心,这一时期关于牡丹的集大成之作是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略考书中人物约有54位,包含了焦竑、袁宏道等名士,也有不少园丁花户。因此,这本牡丹谱勾勒了晚明亳州的"牡丹交往圈",从中可以发现牡丹在亳州社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粘合作用,它不仅维系了士人的关系网络,而且使得下层百姓也能与地方士人进行相应的交往活动。《亳州牡丹史》所体现的这种"社会史"价值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阶层感",他们需要通过具体的"物"去构筑与往昔先人的联系,由此保持这种文化资本带来的社交网络,同时需要通过撰写诸如《亳州牡丹史》这样的著述来与下层民众所"区隔"。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自然之物"的花谱也就不那么"自然"了,它们其实是士人彰显"文化权力"的一种途径。     

徽商的物质文化生活及其对徽商商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从徽商在生产、生活中对科技的利用、他们的衣食住行以及精神文化用品的生产与经营入手,论述徽商的物质文化生活,以证明它们既为徽商的商业发展提供了基本广泛的前提,同时它们也在消极和限制的意义上阻碍了徽商商业的发展。一、徽商与徽州科技据洪璞对《四库总目提...     

明清徽州商人的家族观念及其超越

明清时期,徽商是一支较为活跃的商人队伍,他们以儒雅、诚实、守信、以义为利等为全社会树立了新的商人形象.徽州商人发展的内在机制在于:它超越原来在家乡的家族观念,进而立足于乡井观念之上,在外经商时立意树立徽商的正面形象,着意隐匿那些被人们认为不良的形象.在服务家乡方面,他们坚守儒家道德,通过设置家族性的和超越家族的宗族、会社等组织,使徽州社会经受住了社会震荡的考验,既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又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论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论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王廷元近年来,徽商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徽商曾在我国社会经济领域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还因为它的兴起、发展与演变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息息相关,通过徽商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去窥探整个社会经济的全貌。一徽商...     

地域文化的沉积物——徽州明清建筑上的木、砖、石三雕

徽州明清建筑上的木、砖、石三雕(以下简称三雕)是中华民族地域义化的沉积物,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研究和探索.一、三雕产生的社会背景徽州木、砖、石三雕的产生,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首先是徽商的兴盛.明清时则,徽商活跃于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一带的城镇,足迹遍及云南、贵州、河南、河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形成一个庞大的帮派体系,称雄商界300余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徽商拥有大量资财,但由于其经济中的封建性因素,使徽商不得不将其商业增殖资本主要用于个人和家族消费.     

徽州商人的绅士风度

16世纪后,贾而好儒的徽商不再是简单模仿士子的风度,而是以商业为功名进行价值观的整合,认为“学者以治生为本”,从而实现与士绅的合流。徽商具备了士绅的使命感、道德关怀和儒雅风度。他们在争“功名”时,与白头进考场的书生一样,往往有百折不回、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徽商价值观的整合虽然增强了商人的自信心,并给传统社会的四民等级带来一定的冲击,然而士商合流所造成的绅商风度却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商人的独立性。处处以绅士风度自律的商人与传统政治势力更为紧密地粘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成长为欧洲历史上的第三等级,从而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