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

蜀汉政权与益州土著士族的关系,与其稳定有密切联系。吸取刘焉、刘璋时期的教训,自刘备入蜀、诸葛亮治蜀到蒋、费执政,蜀汉政权既注意控制其势力的过度膨胀,又注意维护益州士族的利益,故益州士族对其较为拥护和支持;蜀汉后期政治昏暗,社会动荡,影响到益州士族的根本利益,故其对蜀汉政权的覆亡漠然置之。     

爱国与保身: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

辛亥革命的爆发引起了清廷的财政困窘和社会恐慌,政权岌岌可危。在外债无望的情势下,"爱国公债"成了支撑危局的希望。在推行之初,亲贵们被要求带头捐输,其后则演变为强制捐输。但在战和未定的情势下,除少数亲贵热心捐输外,大多数都意图敷衍了事,这遭到社会各界的激烈批评,亲贵因而声名狼藉。在皇权鼎革之际,亲贵的反应似被放大,事实上隆裕太后以下的亲贵们有相当数量的捐输,并且决定清室国祚的绝非捐输问题。这一现象既折射了彼时各界对亲贵弄权、国事日非的痛恨,又夹杂了袁世凯集团与亲贵的矛盾纠葛,同时亦反映了清廷上层在鼎革之际的现实考量。     

小林多喜二与现代主义

一、对现代主义的关心 小林多喜二的创作活动开始于他在小樽商业学校读书的1920年（大正九年）。那个时候,以达达主义为首的欧洲前卫艺术已经传人日本,年轻的作家们刚刚开始摸索新的表现手法。很快,提倡新感觉派的作家们就显示出了积极的创作热情。多喜二升入小樽高等商业学校后,1921年开始在《校友会志》上发表文章,同时也向《小说俱乐部》和《新兴文学》投稿。     

北魏异姓贵族婚姻论略

北魏时期,异姓贵族主要指拓跋同宗九姓和勋臣八姓。在通婚关系上,拓跋和同宗九姓因有血缘关系,"百世不通婚";同宗九姓的通婚对象主要是少数族权贵和汉族大族。勋臣八姓成为宗室的主要通婚对象,但勋臣诸姓与宗室通婚也有亲疏之别。总的来看,与宗室通婚较频繁的勋姓,如穆氏、陆氏、于氏、尉氏等。而贺氏和刘氏等,由于其所出的贺兰部和独孤部曾有过与拓跋部争权的历史,故北魏建国后宗室与他们的联姻并不多见。除宗室外,异姓贵族通婚的对象以少数族居多,但汉族也不少。这说明,随着北魏政权汉化程度的加深,民族间的通婚范围更加广泛。     

女真贵族的史学自觉与金代实录的编纂

金初一些女真贵族自觉地访求"祖宗遗事",对于搜集和保存女真族早期的历史资料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后,金代皇帝多数重视以史为鉴,喜读史书,尤其关注修史工作,命令专人负责实录的纂修、更定,甚至亲自审查史臣们上奏的实录,表现出了政治家的史学自觉.这不仅使金代形成了相对"详核"的实录,也显示了女真族对文明进步的向往和追求,是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具体体现.     

商周贵族饮食活动中的观念形态与饮食礼制

贵族的饮食礼制深刻地影响着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饮食和制不仅与权力、等级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进一步与古老的阴阳思想相结合,在现念意识领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抢西边”和“欲得中原”——“己巳之役”中满洲贵族新旧“战争理念”的碰撞和冲突

在明清战争史的诸多战役中,发生在天聪三年十月至天聪四年五月的一场战役(史称己巳之役),以往的研究均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从军事角度观察,其重要性可能并不突出,但从文化角度予以审视,此役却有极其深刻之内涵。笔者认为,己巳之役重要性,并不在于满、明之间军事冲突的胜败得失,而是此役诸多事件,反映出满洲贵族内部,以皇太极为首的新贵族与传统和保守的旧贵族之间,在战争理念上的碰撞和冲突,终使己巳之役成为满洲社会新、旧战争理念之分水岭和转折点,并对入关前后的满洲贵族整体之文化嬗变,起了重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