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浅新

河北曲阳的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山川的自然崇拜。虞舜时期有了最早的祭祀五岳活动,汉代对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祠祭祀,唐、宋两朝则形成了北岳簪祀文化的两个高峰,明代皇家祭祀活动之频繁为历代之最,而由于清初北岳的改祀。曲阳北岳庙的祭祀活动从此渐趋衰落。     

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浅析

河北曲阳的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山川的自然崇拜,虞舜时期有了最早的祭祀五岳活动,汉代对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祠祭祀,唐、宋两朝则形成了北岳祭祀文化的两个高峰,明代皇家祭祀活动之频繁为历代之最,而由于清初北岳的改祀,曲阳北岳庙的祭祀活动从此渐趋衰落。     

文庙祭礼变动与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演进——以朝鲜王朝启圣祠为中心

朝鲜肃宗二十七年仿照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建成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这是自14世纪末在王京汉阳建成文庙后,朝鲜仅有的一次仿效中国礼制增添文庙祭祀建筑。由此反映出,明清鼎革之后,明朝礼制依然保有对朝鲜的主导性影响。与之形成对比,清朝在雍正年间改启圣祠为崇圣祠,朝鲜则始终保持启圣祠之称不改。此时中朝宗藩关系依然强固,但是朝鲜启圣祠与清朝崇圣祠的平行存在,透露出朝鲜礼仪文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体现明清两代中朝关系中的一些差异性。这是观察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整体演进趋向时应该注意的一条线索。     

宋刻《平江图》的比例

南宋《平江图》碑保存在苏州碑刻博物馆即宋代苏州文庙旧址内,它与《天文图》碑、《地理图》碑、《帝王绍运图》碑合称“苏州文庙四大宋碑”,在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称为“苏州文庙内宋代石刻”。《平江图》碑刻于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是苏州城(当时为平江府治所)的一幅石刻平面图,由郡守李寿朋主持     

宋代绍熙府儒学碑考

四川荣县文物管理所藏有一通石碑,碑阳为宋代“绍熙府儒学碑”,碑阴为明代碑刻“和义记”.“绍熙府儒学碑”载南宋理宗下诏追封朱熹等五人爵位,并从祀于文庙,同时黜免王安石在文庙中之地位,以及此诏在潼川府路的执行情况.绍熙府儒学碑反映了王安石及新学的彻底衰落,程朱理学的大势崛起,以及绍熙府遭受蒙古军队侵扰的历史,同时勘正弥补了史籍、辞书的不足之处.     

《乾隆御制汉柏诗图碑》解析

帝王巡行封禅祭祀泰山这一极具历史延续性的行为,让帝王与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乾隆皇帝作为泰山的常客,其所作《乾隆御制汉柏诗图碑》制作精美,并立于图中所绘的汉柏树旁,实景与画做对照的景观实属罕见。但由于碑刻年久,有些字迹漫漶不清,观者多做书画作品欣赏。作者结合乾隆帝的原作品及部分史料,通过研究乾隆祀泰山的起因以及在29年间四次为汉柏绘图赋诗的过程,对碑中所刻诗、画进行全面解析。     

从《诗经》看周代祭祀时的饮酒者

从《诗经》看周代祭祀时的饮酒者赵东玉《左传》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至为明确地表述了祭祀在周代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根据大量文献材料,我们又知：祭祀的主要供品是食物与酒类,分别盛于青铜礼器的食器与酒器中。而考古学者又指出：＂青铜礼器中除食器之外酒...     

至诚至敬:清代阙里孔庙释奠前仪程考

阙里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历史久远,活动频繁,尤其是四大丁祭,隆重而壮观。本文依据《孔府档案》,对清代阙里释奠前的仪程进行了梳理和考证,以再现当时祀孔之盛况。     

《封龙山颂》及《白石神君碑》北岳考论

河北元氏的《封龙山颂》和《白石神君碑》透露出当时社会神秘主义信仰在山川神崇拜方面的重要信息,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人有关五岳的意识。碑文所见封龙山“北岳之英援”说及白石神君“气通北岳”说,都体现出元氏地方封龙山、白石神君祀所和秦汉北岳之祀之间的特殊关系。从现有资料看,秦汉时期的北岳很可能是指今河北中部的恒山,而山西浑源的北岳祠祀兴起稍晚。《封龙山颂》所谓“遭亡新之际,去其典祀”,似乎暗示大致在王莽时代,传统北岳祠祀内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宋-元碑刻研究(中篇)

以上谈了几种宋代全国性石刻地图,下面再淡一下宋代有关单个城市的石刻地图。这方面较为著名的有《平江图》碑和《静江府图》碑。《平江图》碑,原藏江苏苏州府学文庙,现仍存。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由平江府(今苏州)郡守李寿朋重整平江坊市所刊。由吕梗、张允成和张允迪勒石。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

晋厉公三年（前578年）三月,晋国主导下诸侯会集,准备联兵伐秦,出兵前举行祭祖、祭社之礼,祭毕受脤,以此为背景,刘康公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缘于对成肃公接收脤肉不敬的批评。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祀与戎＂是指祀礼与军礼,均属礼制范畴,具体落实为祭祖、祭社之礼,都与祭祀相关。自《汉书》至《清史稿》,正史中的引用大多指属于礼制范畴的祀礼与军礼,保留其原始含义。受《孙子兵法》及其注释影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指渐由祀礼与军礼扩大为祭祀与战争,并成为目前最为常见的解释。     

“泊船祭祀”与“人神互惠”——清代漕运旗丁崇祀文化的规制与功效

清代旗丁迫于漕运诉求与运河沿线祭祀等活动的浸染,在群体内部逐渐孕育出独特的崇祀文化。漕船首尾绘制图案,舱内供奉神龛,路遇庙庵亦要焚香祭拜,甚至泊船演戏,以祀神灵。崇祭文化的繁盛,一方面强化旗丁身份与运役,成为其内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祭祀文化中人神互惠的体现。旗丁泊船祭祀等行为既提供与当地民众交易的契机,又象征性建构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无论何种形式,旗丁运漕途中的崇祀活动,都传播了籍贯地与运河沿线的风俗习惯,构成内河漕运文化与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也揭示清廷在信仰层面通过重塑国家祭祀体系保证漕运制度正常运转的深意。     

城隍庙的世俗担当:反腐戒贪

正古代中国,有着多神崇拜的文化体系。而祭祀城隍的历史久远,逐渐形成了城隍庙的祭祀和商业功能。到了明清时期,城隍庙更是备受青睐,统治者扩展了其道德教化功能,使之兼具了醒世警世的功能。众所周知,城隍神是中华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灵之一,是护城佑民、主掌冥籍的城市保护神。早在周朝,人们就开始腊祭"八神",其中第七神"水庸神"即城隍神。城隍庙主祀城隍,     

忠义与正统：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认知与崇祀

文天祥系中国历史上著名忠义人物,受到尊崇,也成为朝鲜王朝追捧的对象。朝鲜燕行使在北京时常瞻拜文丞相祠,《文山集》数度刊行,朝鲜君臣熟知文天祥生平事迹,成为朝鲜历史人物比附的对象。1750年,赵显命从北京购来文天祥画像,英祖君臣多番讨论,最终安置在永柔县卧龙祠中,与诸葛亮、岳飞一同崇祀,此庙变成朝鲜之“三忠祠”。卧龙祠建于宣祖年间,肃宗扩及岳飞,英祖再添入文天祥,使之成为朝鲜崇祀中华英烈的重要场所。这与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的意义一样,系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又一重要象征,宣示朝鲜王朝坚守中华正统。     

成都天府广场出土《李君碑》简论

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出土的东汉蜀郡太守《李君碑》,蕴含了重要历史信息。《李君碑》开篇5句叙述了汉顺帝初期的历史:一是表明了汉顺帝继位的正统性、合法性、曲折性;二是指出了顺帝时聘贤人、崇经学、兴教化、美风俗等善政。《李君碑》中还记载了吴国李君的先祖情况,为李姓起源和李姓始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更早的史料。汉代尊尧,有"汉家尧后"之说,《李君碑》两次提到汉朝与尧的关系问题。"受尧余则"、"曹国是循",是说应遵循尧的治国之道,以尧的教化之道治理天下。《李君碑》相关文字说明尧在汉代政治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新乡《大观圣作之碑》和瘦金书体

宋代的书法取法唐人,而又有所创新,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北宋的苏、黄、米、蔡、开创了宋四家书派,而宋朝第八代皇帝赵佶(宋徽宗)则首创了所谓"瘦金"书体,在宋代的书法流派中别具一格。原新乡县文庙(现在新乡市红旗区革命委员会南院)内的《大观圣作之碑》(图一)是保存了赵佶这种书体的篇幅较大的实物资料。该碑的碑文是赵佶所撰并书,而由当时的名书法家书学博士李时雍摹写上石的。额上的《大观圣作之碑》六字是当时的权相蔡京     

也说《周礼》“柴”与《楚辞》“些”

本文从商代祭天帝的火祭“帝”、“”、“”谈起 ,在考察商、周祭祀承继关系等基础上 ,论证了《周礼·大宗伯》所载“”、“柴”、“燎”都是周人的祀礼 ,认为《周礼·大宗伯》的有关文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认为周礼柴祀日月星辰是西周“天”的观念产生以后的产物。并对柴祀可能为古东夷的“特产”提出了怀疑 ,否认了《周礼》“柴”与《楚辞》“些”同义 ,否认了《楚辞·招魂》中“些”可能是“柴祀”之“柴”的说法 ,重申了《招魂》“些”只是一个语辞 ,认为在楚俗招魂中 ,“些”声音的运用比它本身的词义重要     

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考述

岳镇海渎祭祀是在元代极为兴盛的国家祭祀。元代岳镇海渎祭祀有代祀、常祀、因事专祀三种形式,本文围绕祭祀活动的举行,集中考证了祭祀地点与路线、发令者、使臣等方面的问题,考察了岳镇海渎祭祀在元中后期的变化与产生的问题。蒙元王朝实行岳镇海渎祭祀,有宗教信仰上的渊源,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后者显示出元朝内蒙外汉、以汉法治汉地的统治策略。道教对元初的岳镇海渎祭祀起了推动作用,到元中后期地位有所下降,然而岳镇海渎的道教色彩并未消退。     

顾宪成赠谥、从祀文庙成败探析

顾宪成逝世后,各级官员纷纷为其请谥,然而谥典却阻力重重。崇祯帝拨乱反正后,不仅为他加赠官诰、赐谥,还决定将其从祀文庙,顾宪成的儒学宗统地位及砥柱中流的政治作用得以确认。至康熙朝,顾宪成从祀文庙仍存一线希望,而乾隆皇帝对东林讲学的彻底否定不仅最终阻止了从祀之典,也成为影响后人有欠公正评价东林和顾宪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通过考察顾宪成谥典、祀典成败过程进一步辨析政治上的是非真伪,还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天水伏羲庙明嘉靖壬辰《重修伏羲庙记》考释

天水伏羲庙作为官方祭祀太昊伏羲氏的宗庙之一,在国内颇具影响,其祭祀规范形成于明代。本文选取伏羲庙现存明嘉靖壬辰《重修伏羲庙记》碑,在对其碑文内容考释的基础上,就碑文中涉及的关键事件和人物作进一步考证,以厘清明嘉靖时期天水伏羲庙的沿革和伏羲祭祀活动的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