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409窟、237窟男供养人像考

以敦煌莫高窟409窟为代表的男供养人像是西夏皇帝还是回鹘可汗,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持回鹘可汗观点的学者以男供养人的袍、冠造型,同窟女供养人服饰样式以及通过技术手断提取出的题记为依据。然而409窟男供养人的服饰与新疆地区回鹘贵族存在明显差异,并非回鹘族群的专属服饰;女供养人虽着回鹘装,但不足以推证该男供养人为回鹘人;"国之狮王"题记存在诸多疑点。本文以妆容为切入点,发现409窟男供养人像没有高昌回鹘供养人披发、"卷发深目,眉修而浓,自眼睫而下多虬髯"的回鹘人种特征,而是无须、束发、圆面、直鼻梁的形象,这符合西夏党项面容特点及其拔除胡须的习俗。同时通过文献与图像比对的方式,进一步解释服饰款式、仪仗等问题,笔者最终判定409窟、237窟男供养人画像为西夏皇帝像。     

敦煌莫高窟早期三窟供养人服饰研究

本文考察了莫高窟早期三窟供养人服饰类型及演变,说明了5世纪初敦煌北凉供养人服饰的内容与特色。研究表明,敦煌服饰文化继承了汉魏服饰文化传统,并吸收少数民族胡服文化,在十六国时期形成胡汉交融的服饰文化。     

敦煌莫高窟第217窟营建家族新探

关于莫高窟第217窟的始建者,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是敦煌的阴氏家族,故将其称为"阴家窟"。但也有少数日本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由于缺乏证据而未能提出新观点。本文对第217窟的供养人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该窟应为刘氏家族窟。     

敦煌莫高窟第98窟供养人画像探析

敦煌莫高窟第98窟供养人画像多达251身,文章以该窟画像为案例,从画像本体出发,分析了画像在洞窟中的位置布局、画像的两种组织形式以及画像所持供养物品等,探讨了它们与供养人之间的尊卑关系问题。整体而言,位于洞窟内部南侧的供养人画像要尊贵于北侧;位于佛坛前部和后部的供养人画像的尊卑关系,是由东向西分为四级依次递减。     

佛教供养与政治宣传——敦煌莫高窟第156窟供养人画像研究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是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窟内前室和主室各壁及窟顶为经变画,还有张议潮夫妇出行图,著名的《莫高窟记》也书写于此窟,该洞窟在敦煌石窟和归义军历史研究中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供养人画像多达26身,张议潮重复出现4次,张议潮两个儿子出现3次,宋国夫人出现3次,其他人各出现1次,这种现象在敦煌石窟中无先例可寻,即使是佛教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中也极为罕见,实是佛教艺术史上的重要例证。如果把张议潮功德窟的营建和张议潮个人在归义军时期的政治表现作有机的结合,则可以理解为什么第156窟供养像如此奇葩表现的原因,实是张议潮通过佛教手段进行个人政治宣传的重要方式,也是张议潮强调自己在归义军政权中不可动摇的图像印证,是其"束身归阙"到长安后依然对归义军政权间接实施影响的图像记忆。     

敦煌李贤及其功德窟相关问题试论

北朝重视对敦煌的管理和经营,先后由令狐整、令狐休、韦填、段永、李贤、于义等显赫人物相继担任敦煌统治者。北周时期莫高窟共建洞窟15个,敦煌佛教的兴盛与李贤、于义有密切关系。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确认莫高窟北周第290窟为瓜州刺史李贤所建的功德窟,并对李贤与敦煌、李贤与敦煌李娃的关系以及李贤功德窟供养人画像与题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证。     

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供养人身份新探

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是西夏时期营造的一个规模较大、内容较丰且具有典型西夏特、色的重要洞窟,以往研究中对该窟供养人存在模糊、错误认识,本文借助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该窟供养人图像、题记进行了新的探索,揭示该窟系西夏时期瓜州地方具有边检校官职的中级武官作为功德主所营造。     

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供养人身份新探

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是建于西夏时期的一个规模较大的洞窟,其中保留有供养人图像。本文主要在前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对东干佛洞第2窟供养人身份作了考析,认为第2窟甬道南壁供养人身份为西夏时期瓜州地方的男性武官。北壁供养人则为其女性家眷。     

敦煌莫高窟的影窟及影像——由新发现的第476窟谈起

本文对敦煌莫高窟的影窟和影像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影窟是为河西都僧统或其他有名的高僧大德而专门修建,窟内塑绘有都僧统或高僧大德的影像。影窟是敦煌家庙窟的一种类型,其功用就是纪念和瞻仰,是敦煌世家大族家庙窟的特殊体现。影窟内影像的塑绘,影响着莫高窟归义军时期的供养人画像更多具有邈真(写真)的性质,而其供养性质则处于次要地位,因而使这一时期的家庙窟具有真堂的性质。     

敦煌与长安的群体影像——从莫高窟第390窟供养人看隋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

莫高窟第390窟开凿于隋朝,四壁下部供养人可能是对隋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的图像反映。南北两壁的男女两列供养人手捧供器,在琵琶、箜篌、排箫、横笛等梵呗声中迎接舍利,和文献中记载的佛事仪轨相符合。通过第390窟的南北两壁的男女供养人壁画,我们可以在图像方面为了解仁寿年间长安地区的建灵塔等佛教活动的盛况,这是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在敦煌和长安地区的群体影像,为我们提供了一铺生动的形象史料。     

周武灭法与敦煌北周石窟营造的关系——以莫高窟第428窟供养人图像为中心

本文主要从北周时期莫高窟第428窟供养人画像的重绘,以及众多僧侣供养人的出现入手,通过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内外原因的深入分析,探讨周武灭佛和敦煌北周石窟营造、壁画题材之间的互动关系。     

瓜州东千佛洞第5窟西夏供养人初探

东千佛洞第5窟为西夏晚期代表性洞窟之一,以往学者们对此窟很少研究.本文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首次专门考察了此窟西夏供养人图像,并借助西夏学家史金波先生对西夏文题记的释读、翻译和注解考察此窟供养人题记,最后得出结论:此窟是由身为寺主、名叫智远的和尚监督指导,由来自多个不同党项族、汉族姓氏的武官、文官家族的男女成员共同合作出资营造的功德窟.     

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供养人像蠡探

莫高窟第61窟是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西夏重修甬道时在南北两壁绘制大幅炽盛光佛出巡与回归图,北壁中间女性供养人像有改绘痕迹.有关其身份,学界有僧守朗说、西夏国师说、速来蛮西宁王说等三种观点.该供养人像配备持伞盖侍从,参考西夏史籍及黑水城出土佛经发愿文,其身份很有可能是西夏晚期的皇(太)后.另外,西夏仁宗及皇后罗氏笃信佛教,多次举行大规模法会活动,亲赴河西礼佛烧香.因而,该供养人可能是罗太后.     

敦煌维摩诘经变以窟门为中心的设计意匠——以莫高窟第103窟为例

维摩诘经变以窟门为中心的设计,始创于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03窟维摩诘经变,发展完善了这一以窟门为中心的设计,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以第103窟为代表的这种设计,在凸显维摩诘与文殊菩萨两位辩论者的同时,还可能蕴含独特的意匠,即以窟门喻"不二法门",只有通过这一比喻法门的窟门,才能进入象征《佛国品》所说佛国净土的石窟主室。     

敦煌莫高窟皇庆寺碑原址考——兼谈皇庆寺与莫高窟第61窟、94窟之关系

1819年徐松游历莫高窟,在所著《西域水道记》卷三中记载"岩之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此碑今存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碑名《重修皇庆寺记》,立碑时间为元至正十一年(1351)。莫高窟第61窟所塑主尊为文殊菩萨,后壁通壁绘五台山图,故又名文殊堂。许多学者依此认为"文殊洞"即为第61窟,进而推断甬道壁画为元代重绘。本文考察相关资料,认为徐松所载之"文殊洞"乃今之第94窟,皇庆寺碑至迟到清代还立于该窟内,直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才搬离此窟,因此徐松所记的"岩之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不能作为探讨第61窟甬道壁画年代和风格的依据。同时,根据此碑所在的位置,本文对皇庆寺寺址的有关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西夏时期重修莫高窟第61窟原因分析

敦煌莫高窟第61窟(当时称"文殊堂")营建于五代,是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主室西壁通壁绘五台山图,被认为是敦煌的"文殊五台山道场"。西夏统治敦煌时期,重修此窟甬道,新绘制了炽盛光佛经变。对以文殊五台山信仰为主题的第61窟进行重修,反映出西夏人重视五台山信仰的特点,而炽盛光佛也是西夏时期流行的造像题材,说明西夏在重修时也引入了自身信仰的新的美术题材。西夏重修第61窟体现了西夏在洞窟重修方面新旧兼顾的特色。     

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创作年代

诸家学者以《广清凉传》卷下载录的湖南楚王于公元947年送供五台山的记载而判定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创作年代为947年或该年之后的结论是不可靠的。笔者从该五台山图中"永昌之县"的设置时间、莫高窟第61窟的开凿完工时间以及其它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考察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创作年代应为943年至947年之间的农历四、五月份。     

大乘佛教思想下的菩萨戒坛窟研究——以莫高窟第196窟为例考察

菩萨戒是汉传佛教中非常重要的戒律,为汉传佛教的僧人与《四分律》一同受持的大乘戒律。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定数量的菩萨戒经典、大乘布萨文、菩萨戒牒等菩萨戒文书,说明菩萨戒在中古时期的敦煌地区也有流行。论文认为莫高窟第196窟前室壁画中高僧传授戒律画,主室窟顶赴会佛及千佛图像、南北壁下部的菩萨屏风画与东壁门两侧独特的文殊变与普贤变等图像内容是对敦煌大乘佛教菩萨戒自誓得戒、忏悔等思想的生动反映,而第196窟即为敦煌莫高窟菩萨戒坛窟的一个代表性洞窟。     

莫高窟第427窟宋代窟檐调查研究

莫高窟第427窟窟檐是自唐代196窟窟檐之后的最重要宋代实物遗存,是窟檐建筑保存最为完整、结构最复杂、建筑内彩画完好保存的经典之作,是宋代窟檐建筑营造制度、平面布局、外部形制、结构特征、装饰等研究的重要佐证。通过现场测绘、三维激光扫描、摄影等手段,进一步校核了不同时期的测绘数据,查明了不同构件的修缮痕迹,为深入研究敦煌石窟宋代窟檐营造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莫高窟第427窟窟檐建筑形制和结构构件延续了敦煌石窟唐代窟檐的特征,是唐代窟檐向宋代窟檐过渡的典型之作,也有构件增减和结构特征改变,更加符合宋代营造制度特征。     

西夏佛教艺术中的“家窟”与“公共窟”——瓜州榆林窟第29窟供养人的构成再探

此文重新检索了榆林窟第29窟供养人的身份构成,认为此窟的性质是一个有浓重官方背景的"公共窟"而非通常认为的"家窟"。西夏占领河西走廊西端的瓜沙地区之后,统治该地区数百年之久的当地世家大族受到残酷战争的重创,已经无力继续作为开窟造像的中坚力量而被西夏政权的高官新贵所取代。西夏文武官员集合财力权力开创新窟,使瓜沙地区的西夏石窟具有了与前代佛窟不同的性质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