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日期辨正

伯希和的1909年北京之行,直接导致中国、日本狭义“敦煌学”的起源,因而在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有关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的各主要日期,包括他到达、离开北京的日期,及其在京重要活动的日期,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可信定论.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了两个日期,即北京学界于1909年9月4日公宴伯希和、伯希和于1909年9月11日离开北京,百余年来经常被当作确切日期引用,但显然与其他史实不符.本文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涉及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的几个主要日期进行了考证和矫正,认为伯希和于1909年5月21日离开河内,应于1909年6月下旬或7月上旬抵达北京,于1909年10月4日参加北京学术界的公宴,应于1909年10月11日傍晚从前门站乘火车离开北京,最终于1909年10月24日回到法国巴黎.     

西北汉简所见边塞防御组织中“部”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正>关于汉代边塞防御组织的研究,随着简牍出土,一直在不断推进。而边塞中候部的研究,虽然有大量文章直接或间接的涉及,大体归纳,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部的考证在部的考证上已经有许多成果出现,王国维与罗振玉的《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中主要论述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在《屯戍丛残考释?烽燧类》中作者对敦煌郡所辖都尉的各部进行了考证,但是作者只进行了梳理,我们只能看到     

法藏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系由伯希和首定说

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     

日本学者品评伯希和对汉学的贡献

伯希和在学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欧洲东方史研究领域是出类拔萃的,而且他在日本都享有极高的荣誉.然而,大部分日本学者开始得知"伯希和"这三个字,仅仅是在伯希和从中亚凯旋归来之后.正如敦煌学界所普遍熟悉,伯希和先回到河内,并于1909年夏再次来到北京,此次他带着从敦煌莫高窟收取的一些写本,这次旅行也标志着中日两国敦煌学研究的开端.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汉文简牍未刊部分

正斯坦因在四次中亚考察活动中,在我国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等地发掘并带走了大量汉晋木简,最初分别藏在英国印度事务部和大英博物馆,其后整体转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对于这些简牍中的较完整者,斯氏都做了详细的编号,标明出土地点和序号,先后经由沙畹、罗振玉、王国维、马伯乐、张凤和大庭脩等人的整理考释而刊布[1]。此外还有2000余片削衣、杮片没有得到整理和刊布。1989年,郭锋前往英国     

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事件杂考

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与北京学界有过学术交往,直接导致中国“敦煌学”的起源.北京学界为了结社集资、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曾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但由于史料缺乏、混乱,关于伯希和访问北京、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等事件的相关日期和细节等,长期存在着争议和未解之谜.此文依据最近刊布的几条新资料,对作者以前曾探讨过的相关事件主要问题重新进行了考证,确证了北京学界于10月4日公宴伯希和、伯希和于10月11日离开北京等日期的正确性,确定了公宴参加者“宾主廿四人”中19人的姓名,并修正了以前的某些观点.     

郭煌本《修文殿御览残卷》考释

郭煌本《修文殿御览残卷》考释黄维忠,郑炳林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经洞所封藏的古籍中,有数十卷类书残卷。１８９９年,藏洞被发现后,这些类书残卷随其它古籍相继被斯坦因、伯希和劫去,分别收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伯希和编号为二五二六的《修文殿...     

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界 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

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向京师一批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北京学界随后公宴伯希和,达成今后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这次公宴时间为1909年9月4日。数十年来中外论著多采用此日期,但该日期明显有悖于其他相关史实。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记录了公宴之事,为确定公宴日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仍属于孤证。2012年12月刊布的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再次将公宴时间锁定在1909年10月4日,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解决了公宴时间问题。本文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讨论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后果,论证了公宴伯希和日期为1909年10月4日的正确性,揭示了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大英图书馆藏未经马斯伯乐刊布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

近年来,随着敦煌学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已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对分藏于各国的未刊西域文献的整理刊布工作。例如,就目前所知,日本的大谷文书、巴黎的伯希和库车文书、芬兰的曼纳海姆吐鲁番汉、回鹘文文书、西德的慕尼黑博物馆藏弗兰克和田文书及丹麦的哥本哈根图书馆藏索雷森敦煌文书的整理刊布工作,都正在加紧进行中。对收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获西域汉文文献的整理刊布工作,日在本世纪初叶已由沙畹、翟理斯、马斯伯乐等人着手进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仍有相当多的文书材料至今尚未刊布出来。例如:二探所获敦煌写本,除目前为学界熟知的     

旅顺博物馆藏罗振玉印章考

罗振玉是近代著名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一生致力于收集、整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国学功底深厚,造诣精深,开创甲骨卜辞之学、敦煌石室之学、流沙坠简之学、大库史料之学的研究,治学谨严、著作累累。其学术成就“开百代之学风,启后昆之法门”,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     

河西简牍学百年发展述论

河西简牍发端百年来,经历了兴起、发展、繁荣三个阶段,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存在整理刊布缓慢、综合研究不够等诸多问题。在河西简牍研究的开山之作——《流沙坠简》发表百年之际,本文拟对河西简牍学的发展情况作一简要论述,提出了一些需要反思的问题,以期抛砖引玉、活跃讨论。     

甘肃藏非敦煌文献的真伪、来源及相关问题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据以后的估算,当时出土的文献资料约5万件。在经过1907年英国的斯坦因、1908年法国的伯希和、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的鄂登堡、1915年第二次来到敦煌的斯坦因等外国探险家的劫掠,到1915年莫高窟已是空留藏经洞而不见藏经了。在此期间的1909年,经过我国学者的多方呼吁奔走,清政府将劫余的8700余件写卷辇送北京京师图书馆保管,①成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经的主体。藏经洞文献大批量流散过程中,文献的保管者王道士监守自盗私自掖藏挪…     

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教授学术生涯述略

戴密微,法国著名汉学家和敦煌学家。法国的汉学和敦煌学研究一直处于政洲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这一研究领域的泰斗为沙畹(Ed.Chavannes,1885—1918年)、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和马思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年)三人,而二战以后这一研究领域公认的领袖人物便是戴密微。戴密微于1894年9月13日出生于瑞士洛桑,1919年以前是他的早期求学阶段,其间他游学于伯尔尼、幕尼黑、     

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与矢吹庆辉往来通信调查报告

英国敦煌学家斯坦因和日本敦煌学家矢吹庆辉之间的往来通信对于斯坦因研究、矢吹庆辉研究、日本敦煌学史研究、国际敦煌学史研究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 ,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作者于 199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整理、研究斯坦因档案时发现了 14封斯坦因与矢吹庆辉之间的往来英文通信 ,并已经完成了对这批资料的整理、汉译与研究工作 ,现在发表的是一个研究简报 ,公布这批资料的概况。作者同时还关注了矢吹庆辉著《三阶教之研究》卷首照片上展示的若干封斯坦因致矢吹庆辉信 ,以及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斯坦因与矢吹庆辉之间的一批往来通信 ,并呼吁在日本寻找斯坦因致矢吹庆辉信件的原件     

新见敦煌唐人写经赏介

敦煌石窟内的经卷是在19世纪末(1899年)一位叫王元的道士偶然中打开了藏经洞门所发现的,但由于当时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无知,导致了大量的经卷的散失。1907年以后,英国人斯坦因两次奔赴敦煌,用各种手段将石窟内的古写本、刻本、丝织物、佛像等万余卷运往英国,藏于大英博物馆。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更加将1500卷运往法国,之后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日本人大谷光瑞等也跟着运走几百卷。祖国历史文物惨遭浩劫,激起国内人士的义愤,清政府才因此拨款将劫余的6000多卷运往北京,藏于京师图书馆内,但在途中仍然有所散失。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文化艺…     

1913年狩野直喜、泷精一调查英藏斯坦因搜集品之经过考补

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与泷精一于1913年同赴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本文作者曾依据狩野直喜、泷精一等人的调查报告,在《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一书中列专节对此事件加以介绍.本文利用欧洲藏斯坦因考古档案中与此事件有关的新资料,对此事件的前因后果与详情细节进行补充性考证,可为国际敦煌学史增添新的内容.     

近十年西北简牍研究述评

1991年是中国简牍学研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 ,是年 7月 2 3日至 8月 2日 ,在兰州召开了首届国际简牍学研究学术讨论会。来自日本、我国大陆、香港、台湾的 70余名学者会聚一堂 ,共同就简牍学研究进行了个泛而热烈的探讨。他们来自文物考古、历史地理、书法艺术和科技文化等学科 ,提交论文 80多篇 ,范围广泛 ,包括简牍概述、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敦煌、武威等地出土的汉简以及楼兰发现的魏晋简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思想、科技等重要方面 ,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了简牍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提出一些新观点、新…     

从民国西北游记看敦煌藏经的散佚

正1900年对敦煌来说是不同凡响的一年,随着莫高窟第17窟的打开,敦煌这颗丝绸之路衰落后已逐渐黯淡的明珠又重新散发出耀眼的光芒。遗憾的是,首先发现它的竟是愚昧无知的道士和贪婪的劫掠者。1907年,当伯希和携带敦煌所得经卷前往北京展出时,罗振玉、王国维、蒋斧等惊呼不已,敦煌遗书这才走进中国士大夫的视野。     

学术强人与政坛弱者之间的罗振玉

说及中国近代文化史,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此人便是集我国近代甲骨学、考古学、敦煌学、金石学于一身的罗振玉。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满清遗臣自任的罗振玉。"     

敦煌词辑校四谈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约五万件敦煌遗书为中国的古籍整理提供了极其珍贵而丰富的资料。其中,敦煌曲子词的搜集整理工作自朱孝臧校刊《云谣集杂曲子》(伦敦藏本,斯1441,十八首)入《疆村丛书》(1922年)始,至今也有六十五年了。《云谣集杂曲子》最早引起人们的注意,除《疆村丛书》本外,尚有罗振玉据伯希和摄影(伯希和本,十八首)印入《敦煌零拾》(1924年),刘半农校录本(巴黎藏本,伯2838,十四首)印入《敦煌掇琐》(1925年)。1932年,龙沐勋又据伦敦、巴黎两本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