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原生态及文本视野下的敦煌高僧赞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针对敦煌文献中的高僧赞写本原生态进行考察,从中国传统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赞体的流变,探究赞在唐代的多元发展,进而析论敦煌写本高僧赞的性质与功能,并从文本视角将其纳入僧传文学系统与高僧传、高僧因缘等进行比较研究,希望能拓展佛教传记文学研究的面向,并有助于敦煌赞体文学与僧传文学写本多层次文本解读。     

都教授张金炫和尚生平事迹考

都教授张金炫和尚生平事迹考郑炳林张金炫，吐蓄时敦煌乾元寺僧，曾任吐番敦煌佛教教团僧首都教授之职，主持修建了其功德窟莫高窟第１５５窟，敦煌写本邀真赞中保存有张金炫和尚的邈真赞，是敦煌佛教教团中一位很有声望的高僧。关于张金炫，竺沙雅章、陈祚龙、荣新江、马...     

唐代高僧籍贯的地理分布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僧尼数量非常之多。但是,这些僧尼在全国的分布,我们已无从查考。能够为我们所利用的只有当时高僧的材料。唐代近三百年间,高僧大德辈出,考察他们籍贯的地理分布,是揭示唐代佛教地理分布特征的重要途径。本文拟据唐道宣《续高僧传》,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宋赞宁等《宋高僧传》,对唐代高僧籍贯分布及其变迁进行全面的统计和分析。一高僧籍贯分布的轮廓前述三《高僧传》记述高僧籍贯的方式,有三种情形：（一）直接称某僧为“某地人”,或某僧“生于某地”。但是,有时在行文中称“某地释某”…     

敦煌小说《黄仕强传》新见写本研究

新近出版的《滨田德海蒐藏敦煌遗书》中存有一件小说《黄仕强传》写本,文本与业已公布的其他写本不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异文比较的方法,对该写卷的文本传抄系统进行初步研究,并重新校录,以便学界了解利用。     

慧超所见于阗大乘佛教的戒律

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P．3532）记载了一些西域佛教的情况,其中很值得注目的是有关“大乘戒”的消息,如：“于阗……行大乘法,不食肉也”。本文考察唐代大乘汉僧玄奘对小乘吃“三净”的习俗的反感与对遵守“大乘戒”的严格性,认为玄奘、慧超等西行求法的汉僧对大乘戒的观念明显地说明大乘佛教中国化的一种积极性侧面。     

敦煌石窟归义军首任都僧统洪辩供养像考——兼论中古佛教僧人生活中的随侍现象

洪辩作为敦煌张氏归义军首任河西都僧统,参与过张议潮推翻吐蕃的起义,是敦煌名僧,藏经洞保存有他的彩塑写真像,为学界所熟知。洪辩在莫高窟营建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据敦煌写本记载他在莫高窟建"七佛药师之堂""法华无垢之塔",另据研究第16窟也是他的功德窟"吴和尚窟",因此他在莫高窟应该有相应的供养像,可惜因这些洞窟均经后期重绘,洪辩供养像的信息尚不明确。但经我们考察研究发现,在张议潮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56窟发现有洪辩的供养像,这与藏经洞洪辩彩塑写真及对应壁画组合有密切关联。更为有趣的是,经仔细梳理第156窟供养像的图像和历史信息,在第156窟洪辩像后跟随着同为敦煌名僧的弟子悟真供养像,他们师徒二人一起出现在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中。洪辩和其弟子悟真供养像在第156窟的发现,从供养像的角度,为敦煌佛教及其归义军历史的研究提供新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洪辩写真像与供养像的图像组合关系,简单探讨历史时期佛教高僧日常生活中身边的"侍人""侍者"现象。     

论释赞宁《宋高僧传》的史料价值

释赞宁《宋高僧传》承继梁代释慧皎《高僧传》、唐代释道宣《续高僧传》而作,是记载唐初至北宋初三百多年间佛教僧人精英的总传。要了解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情况离不开佛教史籍,同时佛教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宋传》成为研究唐代至宋初中国佛教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历史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兴盛,佛教教团与归义军政权关系密切。张议潮收复河西及建立归义军政权得到佛教教团的巨大帮助,僧使来往于长安敦煌之间,作为幕僚参与归义军政权决策活动,地位崇高,政教间互相依赖、利用,佛教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呈现空前兴盛。归义军后期佛教教团地位下滑,政权制约、干涉佛教教团事务,高僧成为官府释吏,政府法令渗透到佛教教团的清规戒律之中。     

法照《鹿儿赞文》考

在敦煌文献里,有佚名的S.1441v、善惠的S.1973两个抄本,内容是关于佛教九色鹿故事的。将它们与其它相关文献仔细比较,可以清楚地见出:从文本关系来说,其源流是吴支谦译《佛说九色鹿经》+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五→法照《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鹿儿赞文》→S.1441v、S.1973。从主题上来说,虽然法照的仪赞本和敦煌抄本都属于大乘净土宗,但是,这三个文本除了在观音信仰上一致外,仪赞本突出的是发菩提心,S.1441v突出的是忍辱,S.1973突出的是报恩背恩的佛教伦理。赞文诸本内部之间各异其趣。     

归义军首任河西都僧统吴洪辩生平事迹述评

学界迄今无专文对敦煌高僧吴洪辩的生平事迹进行探讨。本文充分运用敦煌文献、石窟资料以及传世文献对吴洪辩的家世渊源及其主要活动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认为他是晚唐时期河西地区一位政客化的佛教领袖,为河西佛教尤其为归义军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对吴洪辩生平事迹的述评,弥补了历代僧传对洪辩事迹缺载之不足。     

《高僧传》地名“抱罕”为“枹罕”校误

西秦都城抱罕,在后世刊刻的历代《大藏经》中均作“抱罕”,汤用形先生点校本《高僧传》没有指出这个错误,至今学界也并无探讨.根据正史、方志和佛教文献,《高僧传》最初的写本到后世印本,“袍罕”被误写为“抱罕”,大概是因为《高僧传》所依据的史料、后人传抄和“艳”“抱”两字偏旁相近等原因所致.     

竺法济《高逸沙门传》索隐

《高逸沙门传》为东晋竺法济撰著,是书出自《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本在唐前已无多见,兹辑录佚文十三则。作为僧人类传,《高逸沙门传》有意彰显沙门之高逸情怀,它一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世说新语》的弘教宗旨,另一方面促成了《世说》的文本建构,同时亦为慧皎《高僧传》的最后完成提供了重要素材。《高逸沙门传》虽存吉光片羽,却因其推动六朝僧传走向繁荣,从而在佛教文献学中占有一席之位。     

新版《宋高僧传》卷一至三校点商榷数例

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了范祥雍先生校点的《宋高僧传》。范先生校点整理此书,考证所使用的几种版本文字上的异同,征引颇广,纠正旧刻中的错失,做了相当细致的工作。书出版后,多有好评。不过,《高僧传》类的古籍,属佛教史书,与一般的古籍不同,整理工作难度较大,点校中要作到百无一失,实不可能。新版《宋高僧传》因此不可避免还存在一些问题。最近读此书卷一至卷三部分,即发现一些漏失。不揣谫陋,提出供范先生及其它读者参考。倘意见不误,以后重印此书时,或可酌情采入。 以下依卷页先后举出数例。 页一,卷首《进高僧传表》:“仍降凤书,令编僧史。”“僧史”应指赞宁所编《大宋僧史略》,此未以书名号标出。赞宁撰《大宋僧史略序》云:“以太平兴国初,叠奉诏旨,《高僧传》外,别修《僧史》……约成三卷,号《僧史略》焉”可证。 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 页二,“《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摄》等……”《百一羯磨摄》应断作两书:《百一羯磨》、《摄》。后者指义净译《根本萨婆多部律摄》一书。见《开元录》卷九。 同页,“於大荐福寺出《浴像功德经》、《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应作“《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二众《戒经》指义净译     

也谈敦煌文献中的《付法藏因缘传》

《付法藏因缘传》旨在阐述印度佛教历代祖师付嘱心法的传承,传入中国后,为隋唐间形成的天台宗、禅宗等宗派祖统说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敦煌文献中保存有21件付法藏传文献,可分为《付法藏因缘传》和《付嘱法藏传略抄》二类,后者是前者的略本。这些文献对于认识敦煌地区的禅宗祖师信仰及历代祖师付嘱心法的传承都具有重要意义,敦煌莫高窟第196窟中的佛教高僧像反映的是律宗内容,与《付法藏因缘传》及禅宗祖师信仰毫无关联。     

心道与民国时期敦煌法幢宗始末

心道是一位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有一定影响的高僧。然而其在当下无论是研究学者还是佛教信徒,对这位高僧都了解不多。特别是其两次来到西北学密弘法,尤其是第二次西北之行,曾在敦煌停留月余,在此期间弘扬法幢宗、兴建法幢宗寺院、广收弟子,把敦煌地区的佛教引入正信佛教。通过对心道在敦煌地区弘法活动的研究,可以对民国时期敦煌地区的佛教情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敦煌写本《住三窟禅师伯沙门法心赞》考释

敦煌写本《住三窟禅师伯沙门法心赞》是一篇非常重要的邈真赞,邈真赞中记载禅师伯沙门法心参加归义军收复凉州的会战,职业嵩隆,凉州会战结束之后,舍俗出家于凉州南洪源,而后西归敦煌莫高窟,同镌此窟,雕碑刻铭。经过考证发现,写本所记法心出家是在咸通八年（867）张议潮入朝之后,敦煌归义军与唐朝在凉州节度使权力上博弈失势,法心遂即出家为僧摆脱烦事的做法。法心在莫高窟的功德窟是第119窟。     

试论敦煌佛教愿文的类型

本文针对敦煌汉文写本中佛典占了95％的内容的事实,提出并界定了敦煌佛教愿文这一概念;将敦煌佛教愿文分为：佛教礼仪愿文、佛教修持愿文、佛教祈福禳灾愿文、佛教丧葬愿文和综合类愿文五类;并重点论述了前两类愿文;最后对敦煌佛教愿文的特质进行了理论的分析。     

《敦煌碑铭赞辑释》再版序

正敦煌写本碑文、墓志铭、邈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是研究敦煌及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地区历史的重要文献。从蒋斧《沙州文录》开始,学术界已注意到这部分文书的重要性。陈祚龙《敦煌铭赞小集》(《大陆杂志》63卷第4期)《敦煌真赞研究》《敦煌古钞碑铭五种》(《敦煌文物随笔》)等辑录了相当数量的墓志铭、邈真赞;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墓碑、邈真赞、别传、功德记等"部分在前人辑录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辑录,共收录这类文书106篇,     

漫谈佛教音乐的传入

佛教音乐是佛教传播的重要方式，两者具有着不可分离的一体化关系，梁慧皎《高僧传》载鸠摩罗什的话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见佛之仪，以歌赞为贵”。佛教音乐传人我国晚于佛教经卷的译入，它向我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佛教化了的西域诸国的中介而进行的，故“佛教——西域音乐”就成为进入我国佛教音乐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基本模式。从其发展看，可看作三个阶段与一个过程。     

游走在世俗和神圣之间——唐五代宋初敦煌命算信仰与佛道关系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问题近年来为学界所普遍关注,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以占卜术数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世俗信仰与佛教的互动关系、借以审视敦煌佛教的世俗特征,可以说是拓展敦煌佛教世俗化研究的一条重要学术思路。抄写于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占卜文书,据黄正建先生统计大约有274件左右,内容丰富多样,是研究占卜、佛教关系的重要资料。但在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历程中,长期存在某种理念偏差：已有研究往往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来定性敦煌占卜文书,过于强调其宗教归属的的单一性,缺乏对文书中多重宗教因子的细致分析,从而不能再现世俗信仰与道教、佛教等宗教在中国古代及敦煌地区长期并存融通的历史事实。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曾在对敦煌写本宅经的研究中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唐五代敦煌占卜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展示敦煌各宗教因子在大时段中（唐五代宋初）混通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它们各自在吐蕃占领前后存在状态的升降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