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失伪满《退位诏书》考析

1945年8月15日上午,伪满政府召开次长会议,确定溥仪退位方案,并草拟了伪满《退位诏书》草案。8月17日下午,在通化大栗子召开关于皇帝退位和"满洲国"解散的重臣会议,通过了溥仪退位方案。次日凌晨,溥仪宣读《退位诏书》,正式退位。但此后这份《退位诏书》佚失。综合各方史料,该诏书的内容可能主要包括:鼓吹日"满"一心,感恩日本提携;美化伪满统治,宣扬虚假政绩;宣布正式退位,拼凑退位理由。这份诏书的公布,标志着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终结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彻底失败。     

《明正德皇帝罪己诏》析议

1972年江苏无锡出土一件明正德九年（1514）京本誊黄“诏书”,其前有序文、中有宽恤事宜二十七款,末署“京本誊黄”,加盖“皇帝之宝”,但无题名。此诏书《明武宗实录》和《明史》等官书不见记载,但其对了解明中期宫廷、社会、经济、赋役、民生、刑事、吏治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冯其庸先生《瓜饭楼藏文物录》（下）题此件名为《明正德皇帝罪己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冯氏捐献此件名为《正德皇帝罪诏》。本文依据原诏内容并非皇帝“罪己”,参酌以明廷三殿两宫四朝重大火灾后诏书,并以九条史料作旁证,析议其不应作《明正德皇帝罪己诏》,似应作《明正德皇帝宽恤诏》。     

胡家草场汉简《岁纪》选释与相关问题探析

胡家草场汉简《岁纪》按照年代顺序记录秦昭襄王元年至汉文帝十六年的大事。本文选取其中部分简,就此对秦昭王时秦与东方六国之战、《岁纪》与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庄襄王之事纪年格式的差异、始皇帝与汉文帝之事、西汉南郡太守以及灾异记录等问题作了探讨。通过与《春秋》以及《编年记》对比,还讨论了此类编年体史料的编撰问题。     

成吉思皇帝赐丘处机圣旨石刻考

1984年11月19日,内蒙古博物馆、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北京自然博物馆举办《内蒙古北方民族文物展览》开幕式。在会上看到山东青岛崂山太清宫两方成吉思皇帝赐丘处机圣旨石刻拓片,觉得颇有学术价值。联想到这两份石刻已经收录于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附录中,而且该书还多一份诏书和一份圣旨。同时陶宗仪著《辍耕录》中亦收有两份诏书,一份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者相同。如此成吉思皇帝赐丘处机的诏书和圣旨,已有五份之多了。因而近代诸家,或据之转录,或据石刻重新著录,为蒙古史料的积累,都作出可贵的贡献。本文则以石刻为蓝本,与文献互校,一方面对蒙古建国初期史料作些整理;一方面对于成吉思皇帝与丘处机的关系和丘处机对     

论肩水金关出士的《永始三年诏书》简册

一最近接到的《西北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四期,载有一篇甘肃省博物馆汉简整理组编著《<永始三年诏书>简册》和一篇伍德煦著《新发现的一份西汉诏书——<永始三年诏书简册>考释和有关问题》。诏书的照片尚未发表,因此简的状态和文字的模样都不得其详。但因伍德煦先生的解释有些问题,因此我想在介绍该诏书册的同时,顺便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     

鹧鸪天·汶川震后重建

江苏地震灾害最早记载于《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元年四月,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自西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至1987年。根据史料和近代地震仪器记录分析,江苏全境（包括部分黄海海域）共记录地震资料6000余条,共有千余次地震。这些资料大多散见于各类史籍和旧方志,确认其中绝大部分是江苏境内的地震,     

汉文帝霸陵选址研究

汉文帝霸陵放弃渭北祖陵区,选址白鹿原的原因不是因为受到"昭穆制度"限制被迫别葬,而是为了解决其母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并兼顾扼守交通要道、防御东方诸侯的政治需要;同时,文帝的个人情感因素也影响到霸陵的选址.     

清代宗室世子考

关于清代宗室世子,学界目前虽续有涉略,但因无专题研究,尚未取得一致意见。①这不仅使通行的辞书前后矛盾,令人莫衷一是②,也直接涉及相关史表的编纂。今检索史料,略为勾勒考辨。"世子"一词,文献多将其源溯至《礼记》。《辞源》释世子为"帝王和诸侯的正妻所生的长子,也叫太子。《礼·文王世子》:文王为世子。清代亲王的嫡长子封世子"。③《公羊传》谓:"世子,犹世世子也"。陈立义疏《白虎通》"爵篇"更说:"所以名之为世     

皇帝的女儿缘何称为“公主”

《春秋·公羊传》说:"天子嫁女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意思是,周天子把女儿嫁给诸侯,自己是不主婚的,而是请和自己同姓的诸侯作为长辈主婚。诸侯的最高爵位是"公",故而天子女儿就有了个称号——公主。在先秦时代,可被称为公主的并不限于天子的女儿。《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公叔为相,尚(迎     

寿县出土带钩浅述

<正>带钩是古代束腰丝带一端的装置,是古代男性服饰专用的生活用品,经历几千年演化成为皮带头,成为当今男士和窈窕淑女的必需品。目前我国出土最早的带钩为良渚文化时期的玉质带钩。据现有史料《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庄子·内篇·消遥游第一》中《胠箧》记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淮南子·说林训》:"满堂之坐,视钩各异。"这几处文献中的"钩"均指带钩,古又称"犀比""鲜卑""师比头"     

关于《清帝退位诏书》和《秋夜草疏图》

《清帝退位诏书》是谁起草?起初,传说是阮忠枢草拟的。“当时所有重要的奏章,甚至是谕旨,几乎都出自阮的手笔”。可是诏书公布前,《大公报》说:“逊位之诏,皇太后已命徐太保拟定”,于2月8日“将草案交由袁内阁核阅”。诏书公布后,《申报》又说:“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但是,徐不愿承担“逼宫”之名,根本不肯插手《退位诏书》。在清皇退位已成定局以后,张锡銮曾托人拟过一稿,交叶恭绰修改。叶认为为时尚早,未即动笔。2月7日左右,南方代拟稿电达北京,此稿就在叶处作废了。但至今未见有原文。现在看到原文的有内阁民政大臣赵秉钧的亲信秘书洪述祖草拟的《退位诏书》。该诏     

《北游录》的编写方式及吴伟业言谈考辨

清顺治十一年,江南文人领袖吴伟业应清廷诏书出仕,在京不到三年时间里,与谈迁频繁交游往还,促成了《北游录》一书的最后编写。谈迁则忠实记录了吴伟业对前朝旧事的口头回忆,以及吴伟业仕清期间的言谈经过,以类似口述史料记载的方式完成《北游录》的编写,无论是《北游录》的编写方式,还是吴伟业的口述材料本身都值得深入探究。     

汉文帝即位原因之探讨

西汉时期外藩入继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皇太子继承制度上的不足,汉文帝作为西汉历史上比较重要的外藩入继的皇帝之一,其从一个藩王成为皇帝并非偶然,汉文帝能继承皇位有其重要的历史原因,本文试从有关史料进行分析汉文帝即位的原因。     

由清华简《系年》论“共和行政”的相关问题

关于"共和行政",《史记》和《竹书纪年》等的说法即有歧异,对此,古今学者已有诸多论辩。最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其所载与前二者有同亦有异,这为我们重新检讨学术史上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据清华简《系年》所载,所谓周厉王之放逐,主要是周王室所直辖区人(包括各级官吏、内诸侯以及国人),而外诸侯实际上并未参与此事;但由于周厉王施政之暴虐,外诸侯也开始不朝王;而周厉王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流放的。所谓"共和行政"实际上是周、召二公与共伯和的联合执政,前者代表内诸侯势力,后者则代表外诸侯势力;此事件本质上是内、外诸侯争夺王权的第一次较量。     

秦二世元年诏书解读

2013年在湖南益阳兔子山9号井出土的秦二世诏书,是重要的秦代文献。本文对秦二世诏书文本加以解读,对毋以、扰、令等字词做出新的解释;将诏书内容与传世文献对照,校勘《史记·秦始皇本纪》、《新书·过秦》断句方面的问题;对秦二世诏书公布之后的影响做文献学考察。     

结构、文本、叙事:《十二诸侯年表》与《史记》编纂新论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上起共和元年(前841),下迄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谱列365年间的历史变化。《年表》中的诸侯次序显然经过司马迁的精心考虑,它之所以与《世家》的顺序不同,源于司马迁采取了表面有异而实则相辅相成的排序标准。详考《年表》的文本内容,会发现《年表》与相关《本纪》《世家》在多方面呈现出同构性。以《年表》为基础,司马迁在相关《本纪》《世家》中"嵌入"了大量叙事文本,对这类"嵌入型文本"的详细分析不仅可以促进《史记》编纂过程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司马迁关于"十二诸侯"的历史叙事主线进行考察。在结构、文本与叙事的视角下,《年表》与相关《本纪》《世家》的关系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解读。     

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关于中华民国主权承续的“合法性”问题

近年来,因法、史学科的交叉融合,辛亥革命史研究新见叠出。一种意见援据日本人有贺长雄的观点认为,《清帝退位诏书》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以"禅让"方式实现了"主权转移",民国主权的合法性由此得以实现;由于清帝拥有"天下共主"地位,诏书的颁布使中华帝国得以避免同期奥匈帝国似的分裂命运,促成了"五族共和",因而诏书是中华民国建国的纲领性文件,作用堪比《临时约法》。本文认为这种意见错漏甚多。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是对立的政治制度,法理上,两者绝无权力授受关系;事实上,中华民国系革命建国,即便是袁世凯的总统权力,也系民国政府授予;至于说诏书避免了分裂,更是与事实不符。从根本上讲,"主权转移"说无视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创建民国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既乖法理,又违事实,碍难成立。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所见诏书之下行

在新近发表的额济纳汉简中,有一件“始建国二年诏书”册,①其内容涉及新莽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向边境大发兵、赦免罪徒等事,与《汉书》中《匈奴传》、《王莽传》之记载可相印证处颇多。该册书已残乱,但其下行文部分却相对完整,反映了这件诏书在西北边地逐级颁布的情况。现依据其     

辛亥鼎革之际“民军”称谓考略——兼论清帝逊位诏书的性质

辛亥革命初期,"民军"实际并非革命党军队主要称谓。上海光复之后《民立报》、《申报》迅速以"民军"取代之前使用最广的"革军",其中《申报》政治转向尤为明显,暗含对新成立的上海军政分府及其宣称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之承认。伍廷芳被推举为民军议和总代表后,"民军"才正式成为各地革命党军队统一名称。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民军"又成了民国军队的统称,其政治意蕴值得关注。南北议和时期"民军"屡次出现于清方文献,其意义在清帝逊位诏书中得到充分体现。研究"民军"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清帝逊位诏书性质的认识。     

关于《宋大诏令集》

诏令是我国封建王朝发布的政策法令,即历代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文书文告,故为研究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的一种。《宋大诏令集》收录了北宋太祖至徽宗宣和年间的重要诏书,计三千八百余篇,按时间顺序,分门别类汇编而成。它对研究北宋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惜过去鲜有涉及者。本文仅就《宋大诏令集》的特点、史料文献价值以及版本问题加以评述,谨请读者指正。一从唐中业开始,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种新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