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新旧说的政治背景

学术界有种长期居主流地位的看法：“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之前,“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是新三民主义”。“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     

“党外布尔什维克”郭春涛

赴法勤工俭学,与许多共产党人相识相知;参加国民党“一大”,成为国民党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40年代发起组织“小民革”“、民联”“、民革”,加入知名民主人士的行列;解放战争时期,冒险从事地下策反,秘密营救张澜、罗隆基;新中国成立后,出任第一任参事室主任。这独特的身份演变表现了郭春涛独特的人生之路,展示了“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风采。     

略论国民党改组后否认“赤化”的辟谣声明

(一) 国民党改组甫告成功,一场诬陷国民党“赤化”的谣言攻势接踵而来。这类谣言,此前已有,但在国民党“一大”正式实行联俄容共后,受到了新的刺激,更加沸沸扬扬,不可遏止,大有谣言一经传播就会成为事实之势,使国民党人陷入了十分难堪的境地。香港是制造国民党“赤化”谣言的发源地。“那一般蛰居香港受敌党运动的流氓访员更闭门造车,悬空八只脚大造其谣言,……一片闭上眼睛的梦话,不绝的向上海打电”。如上海《新闻     

我在统一战线这所大学校里

<正>一、文有上大,武有黄埔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会上提出尽管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国民党不同,但是在现阶段,在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上是一致的,因此会上决定抛弃原来不与国民党联合的决定,在共产国际建议下一致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精辟地阐明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依据、必要性和迫切性。“民主的联合战线”是起跑线,不久就改称“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改变了过去不联合的主张,提出“联俄联共”。     

从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抗战初期中共对三民主义理论的探讨

从1938年底开始,国民党根据自身需要对三民主义进行再诠释,其目的既要与汪精卫争夺三民主义话语权及国民党之正统地位,更是为了以三民主义压迫中共放弃共产主义,从而引发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激烈争论。中共在论争中将三民主义区分为“真假三民主义”,阐明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涵,并提出“新旧三民主义”概念,明确宣告自己“愿意为之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为了摆脱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话语,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一词指代“新三民主义”概念,构建了以“新民主主义”为核心概念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及革命理论。     

周恩来与王京岐等在欧洲策划的国共合作

1924年1月20日——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宣告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并接纳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国民党“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成功,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鲁迅的智慧

鲁迅,这是差不多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提到鲁迅,许多人就会油然想到“三个伟大”——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许多人会想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句话。     

《鲁迅全集》:从草创到成熟

鲁迅的作品是这位文化巨匠殚精竭虑的心血之作,是中国人民享有的一笔宝贵财富。鲁迅曾有出版个人全部著作的想法,只是旧中国的黑暗政治和国民党的文化封锁,使作者的这一想法变成了遗愿。60多年来,《鲁迅全集》先后4次出版,凝聚了许多后学者的劳动。今年9月,适逢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本刊记者特撰此文表达深深的纪念之情。     

“卿云歌”和“三民主义歌”

80年前,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下,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国共两党齐心协力,同舟共济,领导国民革命,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在国共两党合作的这一条藤上还相继缔生了两个瓜,即“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在此同时还相继产生两首具有激发国人革命斗志及有着相当号召力的歌曲,它们分别为“三民主义歌”和“国民革命歌”。它俩不但是产生同一时代的一对亲兄弟,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均作过黄埔军校校歌、军歌、国民党党歌和中华民国代国歌与国歌。笔者收藏的一枚国歌研究会所铸的银质徽章…     

美国史学界对“南京时期”国民党政权性质研究述评

美国学者所称的1927至1937年的“南京时期”,是国民党政权的形成时期。其整套政治军事制度、思想文化体系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格局,都是在这十年中逐步形成的,此一基本格局对以后的国民党政权有着直接影响。这一时期被国民党称作“艰苦建国的光辉十年”。因此,研究这段历史,对国民党史和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     

冯玉样背叛大革命的原因

1927,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春天,国民革命军总指挥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戮曾经的战友——共产党人,名日“清党”。5天以后,即4月17日,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在武汉严正声讨蒋氏“背叛革命”,并免去蒋的一切职务。然而,仅100天后,汪氏竞也追随蒋,发起“清党”运动。对此,历史教科书写道：武汉国民政府（以下简称：武汉政府）背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     

彭湃创办广州农运讲习所

1924年4月,彭湃秘密抵达香港,来广州,准备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此时,孙中山正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许多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中共中央委员谭平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     

“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

1924年1月国民党成功改组,与中共建立了“党内合作”关系。这一合作极大地扩展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发展,但同时,年轻的共产党人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骨干,这引起了相当一批老国民党员的猜疑和敌视。“容共”还是“分共”的问题,自此即成为国民党内部矛盾冲突的一个中心话题。一年之后,随着主导国民党政策的孙中山突然去世,从1925年3月至11月,前后不过10个月,国民党内部就三度发生严重分裂。分裂的原因,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怀疑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或力主“分共”有关。     

苏区和长征中的文学脉搏

1931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中央的决策者们曾经动念要请鲁迅进入苏区主持文化工作。此议虽未践行,但由此一斑可知: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围剿”中,红色政权迫切需要先进文化的支撑。事实上在苏区斗争和     

我读鲁迅——天生的战士

一张清瘦的脸,两撇一字短须,炯炯有神的目光,根根直立的黑发,这就是鲁迅先生——一副与生俱来的硬骨头,一个天生的战士。在黑暗的旧中国,鲁迅先生总是冲锋在战斗的最前沿,他虽然没有拿枪使炮,但他手中的如椽巨笔和笔下的文字,却比枪炮和弹药更有力量。这就是我眼中的鲁迅,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一个“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鲁迅,一个“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鲁迅。鲁迅先生的一生,总是生活在战斗中,这种战斗没有枪林弹雨,却充满蜚短流长。沉重的家事,使先生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面对腐败没落的清政府,先生…     

鲁迅与蒋介石的恩怨

鲁迅与蒋介石,这一文一武两位浙江老乡都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有过非常大的影响的一代名人。但一直以来,研究和介绍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却很少见。许多人所知道的只是鲁迅如何以杂文作为匕首投枪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战斗的一面,而对于鲁迅和蒋介石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却知之甚少。     

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抗战时期,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学界分合的背后,除了政治理念的明争,亦有派系因素的潜存。学界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在紧张和对峙的既有认知之外,更有亲近与同情的面向。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区党部办得最具声色,约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但联大同时也包容其他党派的教授与学生。联大教授群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正是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民主堡垒”。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既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又是国共合作的典范。它是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创建的,并且,自始至终基本上是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主持下开展工作的。它在军队中贯彻的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学习苏联经验,创建革命军队的突出标志。孙中山认为:以往革命所以屡遭挫折,     

关于国民党“二大”两个问题的商榷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大会重申了要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对西山会议派的首要分子进行了纪律制裁,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力量。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其一是对右派作了妥协和让步。当时陈独秀认为郭松龄倒戈失败后,革命处在低潮,怕共产党力量太大,吓跑了国民党右派,指示在统一战线执行退让政策。他在上海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右派分子谈判,请那些已被革命势     

对蒋介石“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方针的剖析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这一主观原因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笔者认为,国民党实行新的“剿”共方针,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忌讳这样一个事实,即国民党从第四次“围剿”开始,采取了一套全新的方针,这就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由于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