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汉代马骨的DNA初步研究

运用古DNA技术对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汉代灰坑中出土的8匹马的骨骼进行了遗传学分析,通过提取DNA并对线粒体DNA和毛色控制基因的核DNA进行PCR扩增和测序,全部样本都获得了线粒体12S r RNA基因的部分DNA片段,序列分析结果表明喇家遗址这8例汉代马骨均属于家马的范畴。其中6个个体还获得了线粒体DNA控制区序列,在这6个序列中共检测出5个不同的单倍型,归属3个不同的谱系A、D和F。毛色控制基因的SNP检测结果显示该遗址汉代家马的毛色有枣色(bay)、栗色(chestnut)和黑色(black),都是常见的属于纯色的马匹毛色。本文的家马毛色研究发现中国古代家马毛色多样性是从西向东逐渐递减的,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新疆、甘青入中原地区是古代家马进入中国的一条主要路线。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喇家所在的甘青地区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位于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之间,是家马从新疆到中原的经由之路。本文的马骨DNA研究为进一步深化甘青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陕西省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马坑出土马骨的DNA初步研究

运用古D NA技术对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西周中晚期马坑出土马骨样本进行遗传学分析。共选取4匹家马骨骼样本,从中提取D NA并对线粒体DNA控制区和毛色控制基因的核DNA进行PCR扩增。全部样本获得了线粒体D NA序列,在这4个序列中共检测出4个不同的单倍型,可以归属到4个不同的谱系A、B、C和F。枣树沟脑遗址马坑中出土家马具有相对较高的线粒体D NA的遗传多样性,依据古代文献记载和古环境特征,陕西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似乎利于不同谱系和不同品种的家马聚集至此,由此推测该地区可能是先秦时期的一个产马和马匹贸易交换的集散地。毛色控制基因的S NP检测结果显示该遗址古代家马仅有枣色(bay)一种毛色。毛色的单一性与线粒体D NA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并不一致。本研究为陕西地区古代家马遗传学研究填补了空白,也为今后中国古代家马起源与扩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马骨遗骸古DNA研究

本文对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出土的10个古代马进行了古DNA分析,成功获得了7个古线粒体DNA数据。古DNA序列分析显示部分古代马的线粒体DNA世系起源于欧亚大陆西部。通过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中国古代马的序列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秦公一号大墓部分古代马的基因型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在西北地区出现,并且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在宁夏、内蒙古地区。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表明西北地区是家马进入中国的一条重要通道,另一方面表明秦人与北方游牧人群存在广泛的交流活动。共享序列搜索显示秦公一号大墓古代马FX4和FX5基因型与汗血马有关,通过进一步对比中国古代马与土库曼阿哈尔捷金马的遗传关系,发现汗血马可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通过贸易引进到西北地区,远远早于汉代。     

河南省郑州地区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牛骨的DNA研究

运用古DNA技术对河南省郑州地区两个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的牛骨样本进行遗传学分析。共选取花地嘴遗址(HDZ)12例、望京楼遗址(WJL)17例牛骨样本,从中提取DNA,并选择套叠引物对线粒体DNA控制区(285bp)进行PCR扩增。线粒体DNA结果显示,其中15例个体(花地嘴遗址5例、望京楼遗址10例)属于家养普通牛(Bos taurus),花地嘴遗址有1例个体属于圣水牛(Bubalus mephistopheles)。在家养普通牛中共检测出8个不同的单倍型,可以归属于3个不同的单倍型类群T2、T3和T4,以T3为主占60.0%,T4次之约占26.7%,T2最少约占13.3%,未见其他单倍型类群。以每个遗址为单位分别统计,比例相似。通过与已发表的其他中国考古遗址出土黄牛线粒体DNA的单倍型类群分布频率的比较发现,除本研究中的两个遗址外,仅有河南二里头遗址和辽宁大山前遗址同时存在T2、T3和T4三个不同的单倍型类群。花地嘴遗址、望京楼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均位于河南省,综合其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性质及地理位置,认为各种家养黄牛便于通过不同的路线汇聚于此,并且作为一种稳定的遗传结构在该地区长期保留下来,在青铜时代中原地区是各种考古学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区之一。研究发现花地嘴遗址中存在圣水牛,说明晚至青铜时代中国本地水牛仍然存在。     

陕西泉护村古代黄牛的分子考古研究

我们对陕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8个黄牛遗骸进行了线粒体DNA分析,成功地获得了5个古代黄牛序列。泉护村黄牛由T3和T4世系组成,其中T3世系占统治地位(80%)。中介网络分析,泉护村黄牛与5个北方早期青铜时代遗址古代黄牛密切相关,极有可能来自上述地区。此外,主成分分析表明泉护村黄牛与现代中国北方组黄牛的遗传关系最近,遗传结构呈现连续性。     

陕西石峁遗址后阳湾地点出土黄牛的古DNA分析

本文对陕西石峁遗址后阳湾地点出土的11个古代黄牛进行了古DNA分析,成功获得了10个古线粒体DNA数据。古DNA序列分析显示石峁古代黄牛全部是普通牛,由近东起源的T3(70%)和T4(30%)世系组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石峁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通过与周边地区古代黄牛对比分析,我们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中国古代黄牛的遗传结构主要以统治性的T3世系为主,同时伴有低频的T4或T2世系。单倍型分析显示石峁古代黄牛的单倍型H1在北方地区广泛分布,反映出龙山时代晚期北方地区古代人群之间存在广泛的交流。单倍型H2在宁夏打石沟和河南二里头遗址中的出现,进一步支持黄牛由甘青地区进入中国并扩散到中原这一路线。     

河北省磁县北朝墓群M003墓主人元祜的线粒体DNA分析

本文对出土于河北省磁县北朝墓群M003号墓墓主人元祜的人骨进行了线粒体DNA分析。从元祜个体的线粒体DNA高可变Ⅰ区的突变位点及共享序列分布情况来看,推测元祜个体可能是东胡的后裔,并且该单倍型在东胡人群及其后裔中有一定的基因连续性。东魏王朝皇族元祜身份明确,族属为拓跋鲜卑。元祜人骨的线粒体DNA研究,对于判断拓跋鲜卑人群的遗传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二里头遗址出土黄牛线粒体DNA研究

利用古DNA技术从15个二里头遗址出土黄牛个体样本中得到9个个体mtDNA Dloop环序列。全部为普通牛,7个个体为T3世系,另外两个个体分别为T2世系和T4世系。二里头黄牛的所有单倍型在中国现代地方黄牛品种个体中存在并且广泛分布,表明经历数千年的时间,中原地区古代黄牛的基因稳定地遗传下来。     

古人骨DNA的提取、扩增、测序与研究

古代生物遗体中的DNA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年代后,总会发生破坏和损伤,因此,古DNA 的长度至多有几百个碱基对的水平。本文对出土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山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内 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青铜时代遗址和察右后旗三道湾汉代鲜卑族墓葬的古代人骨进行了古 DNA的实验研究。从4例古人骨标本中提取出古DNA。提取物的线粒体DNA片段由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扩增,且被测序。本实验证明了扩增序列的真实性,不存在外源基因的污染。通过Clustal X序列分析软件进行同源性比较后,发现龙头山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与三道湾汉代鲜卑族居民之间的同源性较近,而西山新石器时代居民与前二者之间的同源性则相对较远。〔     

中国古代家马再考

一般认为中国的家马出现于商代晚期,近年来通过对殷墟遗址出土马骨进行DNA研究和同位素分析,学者们认识到在早期家马传入阶段,其来源较为复杂,存在来自多种谱系的可能性。近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了马骨,有学者认为其属于家马。马的家畜化与其他动物一样,是在家畜驯化过程中,针对动物繁殖,以人为的主动管理取代了自然淘汰的结果。根据这一观点,本文在归纳整理近年来考古发现和研究动向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家马的家畜化过程再次进行了深入探讨。纵观旧石器时代到商代晚期的马骨出土情况,笔者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马骨多为游离齿或部分骨骼残片,这些骨骼残片极有可能为肉食后的残渣遗留。因此与这些新石器时代的马骨骼相比,商代特别是殷墟二期是一个划时代的节点,马与马车及青铜制品共出,马的全身骨骼基本保存完整。从古代DNA分析结果看,这种马的繁盛交易往来从商代晚期就已经开始,考古资料和出土文字材料也显示人与马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家马的出现是在商代晚期,虽然在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发现马骨,但是大多数马骨基本均发现于殷墟遗址。由此推测在新石器时代应该没有出现人为介入马匹育种的现象。因此还是应把中国家马的最初出现定在商代晚期,自商代晚期开始,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家马利用。     

九六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及其特点

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已由全国考古学界的知名专家学者评出,按其年代顺序分别为:丰都烟墩堡旧石器时代遗址、孟津妯娌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平顶山应国墓地(春秋早期)、长清西汉济北王陵、长沙三国吴纪年简牍、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地(魏晋十六国时期)、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北魏至北宋)、都兰吐蕃墓群(唐代)、华蓥南宋安丙家族墓地.     

探析《说文解字》“马”部汉字中马的特征与文化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蕴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马”部一共收录了115个字,本文以其中与马的特征相关的50个字为研究对象,按照马的毛色、名字、优劣、年龄、性别和脾性、高矮进行了分类。其中与马的毛色相关汉字最多,一共25个;其次是与马的优劣相关的9个字,与马的名字相关的6个字,与马的性别和脾性相关的5个字,与马的年龄相关的3个字,与马的高矮相关的2个字。本文通过对马的特征相关汉字进行分类和研究,阐述在中国古代社会,马与人们生活的关系,以及马对古人生活的影响,从而了解古代社会相马文化与相马方法的相关文化内容。     

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第一次考古主要收获

<正>2012年10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铜绿山遗址博物馆新馆建设选址及推动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调查时,发现了铜绿山四方塘遗址。2014年在遗址范围内发现发掘了春秋时期墓群[1],现将本次发掘主要考古收获简报如下。一、墓地位置铜绿山四方塘遗址位于湖北省大冶市金湖街办事处泉塘村熊家湾西侧的大岩阴山(铜绿山矿Ⅶ号矿体)北麓(图一),现隶属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新馆建设用地范围。     

辽宁朝阳袁台子西汉墓1979年发掘简报

袁台子古墓群位于朝阳市西南10余公里的大凌河南岸台地上,西北距西汉辽西郡柳城遗址约1公里,东北毗邻凤凰山,四周为绵亘起伏的丘陵。墓群被朝阳至建昌公路分为东、西区(图一)。1979年8～10月,我队对此墓群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发掘春秋战国至西汉墓葬共200余座。墓葬按区依发掘     

重庆考古60年

本文将60年来重庆地区200万年前到明代的全部考古材料进行了详尽梳理,对龙骨坡遗址、兴隆洞遗址、大溪文化、小田溪墓群等逐一分类点评,初步建立了重庆地区考古文化序列,令人信服地感受到重庆历史文化的全貌。     

河南信阳长台关七号楚墓发掘简报

长台关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北约20公里处,附近是一处南北向的土岗,绵延10余公里。淮河沿着土岗东侧蜿蜒北流。土岗的西侧分别是西周时期的太子城遗址和战国时期楚国的城阳城(楚王城)遗址,两座古城均依岗傍水而建。土岗之上分布着许多古代墓葬(图一)。1957年,原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此发掘了长台关一号、二号楚墓[1],长台关墓群始为学术界所知,进而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文物部门在此又陆续进行了几次考古发掘[2]。2002年10月,因一民办砖瓦窑厂取土,长台关墓群保护区内紧邻107国道的一座大型墓葬遭到严重破坏,墓室内的青膏泥大部分…     

简述蒙古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正>关于蒙古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分布于蒙古国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已得到广泛研究,如塔木察格布拉格(Tamtzak-Bulag)聚落遗址、敖包特(Ovoot)遗址、东乌力吉特(Zuun Uldziit)遗址、西乌力吉特(Baruun Uldziit)遗址及诺尔布林乌拉(Norovliin-uul)墓群等遗存。最近发现的图勒布尔15号(Tolbor-15)遗址(第一层)位于蒙古国北部,是已知蒙古国境内最早     

大同马家小村遗存分析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于1991年9月对大同马家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70余平方米,清理残房址四座,出土一组单位明确、特征鲜明的陶器,令人关注(见《山西大同马家小村遗址》,《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以下简称《遗址》)。山西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过去做得比较少,这次发掘虽然揭露面积较小,出土     

黄铜器表面着色方法的研究

在总结古代铜器表面处理的文献基础上一通过化学成膜探讨含锌32％－36％的黄铜试样表面着色的方法,通过调整和控制试液的浓度、温度、酸度及浸泡时间的实验,确定黄铜表面栗色膜形成的最佳条件。对表面形成的粟色膜用多种实验手段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栗色股厚度约为8μm主要组成为Cu2O。并对化学过程中形色栗色膜的机理作了初步探体     

试论考古与遗址保护

一、考古遗址的价值功能(一)古代遗址的价值功能保存至今的古代遗址,其价值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历史载体。除了传世的古代文献之外,我们了解古代历史的惟一途径就是发掘古代遗址。任何一个古代遗址,都是人类